2019年11月2日，正值北京论坛（2019）年会期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编写的《非洲通史》第9至11卷在北大发布。《非洲通史》第9至11卷与前8卷相比有哪些增益？新卷主要特点是什么？来自全球的专家学者以怎样的工作机制完成这一鸿篇巨制？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非洲通史》（9-11卷）国际科学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李安山。

李安山教授

前八卷：挑战“殖民知识体系”的宏大著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项目最初是一个对非洲历史进行非殖民化的项目，旨在建立非洲自己的历史，以取代殖民主义者撰写或歪曲的历史。这是非洲大陆独立后历史非殖民化的第一步。”谈到编写《非洲通史》的初衷，李安山介绍道。

关于《非洲通史》前8卷，李安山作了简要介绍：“《非洲通史》前8卷是非洲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巨著，是一部向‘殖民知识体系’提出挑战的宏大著述，也是非洲历史非殖民化的重要学术成果。每卷的主编都由著名非洲学者担任，350名学者参与这一项目。”这个项目在20世纪60年代初推出后，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由于前8卷成书于上世纪80-90年代中期，无法涵盖非洲研究领域近20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因此，新卷的第9卷主要是对前8卷历史知识的更新和增补。”2013年5月20日至22日，在非洲联盟的主持下，《非洲通史》第9卷项目在亚的斯亚贝巴初步酝酿。来自世界各地的约50名专家齐聚非洲联盟大楼，就《非洲通史》第9卷的倡议和撰写工作提出各种意见。“我有幸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确定第9卷将介绍全世界非洲侨民的历史，强调以‘全球非洲’这一关键概念为基础，鼓励采用多学科特别是文学和艺术方法，以期更好地了解非洲经验和非洲人后裔的某些方面。”对于6年多前《非洲通史》第9卷项目的发凡，李安山至今记忆犹新。2013年11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任命的16名成员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在巴西圣萨尔瓦多巴伊亚举行会议，拟定项目议程并付诸实施。

书写非洲人和非洲人移民裔群的内生性历史

《非洲通史》9-11卷相比1-8卷有什么异同？“第9-11卷旨在通过非洲人和非洲人移民裔群的世界史视角，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前进行的3个通史项目汇总，即加勒比地区通史（6卷）、拉丁美洲通史（9卷）和非洲通史（8卷）。在内容上，要求书写非洲人和非洲人移民裔群内生性历史。新卷较为准确、全面、客观、公正地描述了非洲地区原著居民的文明史、原著居民与外界的接触交流史、欧洲列强在非洲地区的殖民史及当地人民的抗争史，完整地再现了非洲地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全部历史。”李安山分析道：“将非洲移民后裔以及非洲与在其他地区的非洲移民裔群之间的关系纳入非洲历史书写之中，并对非洲的全球性进行分析，这是第9-11卷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也是第9-11卷与第1-8卷最大的不同。”原计划第9卷将分为3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内容的展开，国际科学委员会发现一卷的篇幅难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在2018年的厦门会议上，国际科学委员会一致同意，将第9卷扩展为9-11卷。”

第9卷主要更新和增补了哪些内容？为什么要更新和增补这些内容？读者对这个问题很关注。李安山介绍道：“第9卷的主要目的是理论概括和更新非洲通史的内容。第9卷的内容既有对8卷本相关内容的批判和分析，也有相当部分是近30-40年的考古及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一节探讨当代世界历史叙事产生的认识论和理论条件，特别是非洲历史方法的特殊性及其多样性。第二节重点批判分析了1981年至1999年出版的《非洲通史》第1-8卷的内容，以确定需要更新的内容。第三节定名为‘非洲的初史：最新情况’。‘初史’是一个新概念，以取代‘史前史’。第四节题为‘非洲的古代和现代史：最新情况’，分别对早期和现代非洲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内容更新。”

“第10卷的重点是关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以后散居海外的非洲移民裔群的早期历史。这可以说是全书最具创新性和挑战性的一卷。”李安山说，这是“全球非洲”概念的最新体现。新成立的非洲联盟提出非洲由6个部分组成，除了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和中部非洲外，又加上了一个“散居非洲人”（diasporic Africa）, 或“非洲移民裔群”，这是非洲的第6个区域。这就意味着新的非洲通史要将全球范围内的非洲人和非洲人移民裔群全部包括进来，使之成为一个包含全部非洲人的历史。这就是“全球非洲”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换言之，考虑到全世界非洲人的许多方面，从最初的人类自非洲大陆扩展到世界各地，而这一扩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仍在进行。他们的历史都应包括在内。”李安山介绍说，第10卷“非洲及其移民裔群”包括3个部分。第一节题为“主张黑人身份的认识论基础”，探讨种族、地点、移民裔群和全球黑人；第二节“绘制非洲移民裔群的地图”，涉及世界各地非洲移民裔群的形成和恢复能力的不同方面；第三节“生活故事与自由叙事”包括了18篇文章，描述了被奴役的非洲人的生活经历。

“第11卷的内容极为丰富。”李安山说，20世纪末21世纪初，非洲直接从殖民主义中彻底解放出来。新成立的非洲联盟为“散居非洲人”创建了第6个区域。“这些都是第11卷所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非常重要，与非洲大陆和非洲人息息相关，构成了非洲历史长河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从传统的历史学科概念而言，这些问题很难进入“当代史”，因为缺乏时间上的距离，人们难以平静地书写这一历史。非洲历史学家必须面对这一困境：一边写历史，一边参与历史运动之中。”谈到在第11卷编写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李安山感触颇深。第11卷由3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探讨了当代历史学术的发展趋势，以及当今书写全球非洲历史的理论和认识论条件。第二部分涉及非洲在当代世界的具体情况。第三部分聚焦千年之交对全球非洲的挑战。

“这些主题的选择既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同时反映了非洲历史学家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深邃的思考能力。他们既是实践者，也是思想者。非洲在整个世界体系中也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这个世界不平等关系的受害者，也是这个世界新型关系的创造者。”李安山指出，《非洲通史》（9-11卷）丰富生动地展现了非洲文明的发展及非洲文明在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杰出贡献。“全球非洲的概念是一种创新，它可以克服非洲内部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间、在非洲和散居地之间两种传统分歧，使人们能够平衡地了解非洲移民裔群的多样性和长期性。”

思想的碰撞：对责任的重视和珍惜

《非洲通史》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遴选全球顶级专家学者，组织国际科学委员会集体编撰而成。“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构成包括8名非洲学者以及8名分别来自欧洲、亚洲、美国、加拿大、古巴、西印度群岛和巴西（两名）的学者。李安山对当年自己加盟国际科学委员会、成为《非洲通史》新卷项目亚洲方面专家代表的契机记忆犹新：“2013年5月，在非洲联盟组织下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专家会议。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约50名专家齐聚非洲联盟大楼，就《非洲通史》第9卷的倡议和撰写工作进行讨论。我也应邀参加了这个重要会议。2013年11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任命的16名成员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在巴西圣萨尔瓦多举行会议，选举了主席和副主席，拟定项目议程并付诸实施。我之前直接收到了由博科娃总干事签名的邀请函。”

李安山作为中国同时也是亚洲的专家代表参与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工作。2013年至2017年，委员会先后在巴西圣萨尔瓦多、法国巴黎、巴西圣卡洛斯、安哥拉罗安达、古巴哈瓦那和中国厦门举行了会议。第一次会议于2013年11月在巴西举行，通过选举，大家一致同意委员会主席由喀麦隆考古学家高畅（Augustin Holl）担任，副主席由巴西的西尔韦里奥（W. R. Silverio）和中国的李安山担任。委员会将第9卷的最初结构编成3部大部头著作，组织编辑小组，任命主编，并在全世界挑选了近300名作者。“每次开会都有具体任务。在前1-2次的会议中，大家对全书的框架进行设计和修改，提出可以参与项目的候选人，随后每次开会对提交的论文章节进行审稿，有的提出意见，有的直接退回。在讨论主题时，争论时有发生，甚至出现委员会成员在会上讨论时激动流泪的场景。”李安山说，“大家十分珍惜这一机会，珍惜自己的责任。”2017年在厦门大学开会时，委员会一致决定，将《非洲通史》第9卷扩展为9-11卷，而不是原来的一卷3册。“这个过程的最后阶段于2019年3月在巴西会议上宣布完成时，《非洲通史》成为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11卷系列。”李安山表示：“我非常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9-11卷）国际科学委员会成员对我的启蒙和提携，特别要感谢主席高畅（Augustin Holl）对我的无私帮助以及热情提供的有关资料。”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副主席、非洲通史项目中亚洲方面专家代表，李安山一直倡导用东方独特的视角来观察和理解非洲，拓展非洲研究的领域，丰富非洲研究的内涵。除了在新卷中担任国际科学委员会副主席外，李安山还承担了部分章节的撰写工作，主要是中国与非洲关系方面以及非洲华侨华人方面。“我参加这项工作有两点体会。一是中国的非洲史研究还比较落后，要奋起直追。不能妄自菲薄，更不可做井底之蛙。二是作为中国的非洲史研究者，要认真谦虚地向国际学术界学习，特别是向非洲学者学习，在学习、研究和撰写非洲历史时，切不可自以为是，提出什么独特的口号或新奇的主意。只有踏踏实实地学习，才能逐渐跟上国际学术水平，从而为中国学术的崛起添砖加瓦。”在李安山看来，“所谓东方视角，我的理解是中国视角，我发现中国与非洲有诸多相通之处，这实际上成为中国与非洲加强友好合作的基础，也为加强双方学术交流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积累：非洲研究发展的基石

北京大学是开启中国非洲学教学和研究的重要阵地，1964年成立的亚非研究所和1998年成立的非洲研究中心是中国第一批研究非洲问题的高校科研机构。李安山说：“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是中国重要的非洲研究机构，为非洲研究作出了必要的贡献。早在20世纪60年代，杨人楩先生就率先开始了非洲史研究，陆庭恩、郑家馨、何芳川、宁骚老师都先后从事过非洲研究。目前，一批青年学者从北京大学完成学业后又赴世界上非洲研究相当著名的剑桥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哈佛大学等院校学习，学成后又回归北大，这些青年学者的发展前途无量。”作为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李安山对中国的非洲学研究有着自己深入的思考：“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为其他方面特别是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然而，经济快速发展也导致了急于求成的心理甚至‘指点江山’的心态。这是中国的非洲研究以至于整个学术界都应防止的趋向。学术研究需要的是长期积累，既不能大干快上，也不可突飞猛进，史学研究尤其如此。从全国的非洲研究看，中国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机会日增，我们的非洲研究要多了解和跟进国际学术界特别是非洲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加强与非洲同行的学术交流。此外，中国非洲研究正在形成多学科互相渗透的趋势，这是非常难得的现象。中国的非洲研究只要砥砺前行，一步一个脚印，一定会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文字：北京大学校报记者 陈振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