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翦伯赞的史学论著王兆辉傅晓岚李廷勇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名象时，字伯赞，笔名有商辛、农畴、林零、太史简、陈思遗等，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翦伯赞幼读私塾，后入小学，再升中学。1916年起，翦伯赞先后入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和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24年，翦伯赞远赴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一年半，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1926年，翦伯赞参加北伐战争，加入国民党。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翦伯赞被通缉。其间，在吕振羽等人影响下，翦伯赞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待中国历史问题，参加了学界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翦伯赞曾说道：“史料譬如一堆散乱在地上的大钱，必须用一根绳才能把它贯串起来，这根绳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1930年起，翦伯赞陆续发表了《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等文论，标志着他以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姿态登上中国历史研究的舞台。1934年，翦伯赞随从桃源同乡国民党元老谭振出国考察了英、法、德、美、日、新加坡、埃及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1937年，翦伯赞加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抗战救亡宣传工作，受命与吕振羽、张天翼、谭丕模等在长沙发起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和“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

1940年，翦伯赞赴重庆，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共产党理论宣传工作，任职于中苏文化协会总会，与侯外庐等人主编《中苏文化》月刊，并在重庆复旦大学、育才学校等兼职授课，直至抗战胜利。在抗日战争时期，翦伯赞发表了大量的历史学文章，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论集》及《中国史纲》等重要著述。青年时期的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早在1935年，翦伯赞便开始研究历史哲学问题。1938年8月，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由长沙的生活书店出版。1939年8月，新知书店于桂林修正再版。1946年，新知书店发行第三版。同年，上海新知书店出版沪版修正再版本。1947年，新知书店发行第四版修正版。1949年，辽东新华书店在丹东发行。同年4月，新中国书局在长春再版。翦伯赞所著的《历史哲学教程》，全书除序和《群众、领袖与历史》（再版代序）外，包括绪论、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应性、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等六部分内容。在《历史哲学教程》中，翦伯赞从科学社会主义者的研究角度，提出了历史科学的一系列开创性的见解。翦伯赞首先阐述了历史科学的任务、发展历史和阶级性，强调历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即是为政治服务。

“现在，我们的民族抗战，已经把中国历史推到崭新的时代，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世界史的前锋，充任了世界史转化的动力。为了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胜利，我们认为决不应使理论的发展，落在实践的后面;反之，我们认为，必须要以正确的历史原理，作为这一伟大斗争的指导，使主观的努力与客观情势的发展，相互适应。”继而，翦伯赞写道：“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歷史变革时代，我们绝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的历史理论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观上，这本书，正是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而写的。在目前，隐藏在民族统一阵线理论与行动阵营中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等等有害的倾向，虽都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源。因而从历史哲学上去批判过去及现在许多历史理论家对中国历史之一贯的错误见解，及其‘魔术式的结论，是我们一个不可逃避的任务。”对于历史发展的动力，翦伯赞论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观，他在《群众、领袖与历史》（再版代序）中指出：“历史是被群众，被革命的劳动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的广大人民所创造。”“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伟大。它破坏一切，建设一切，它能扫荡一切反动的泡沫，它能保证每一历史行动走向进步。因而他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还结合抗战现实写道：“中国的工人，中国的青年，中国的妇女，甚至一部分中国的有产阶级都在各种抗日的组织中团结起来，行动起来，这就表现了群众的力量在抗战中之生产与伟大。

反之，没有这些群众的力量，中国的抗战，也就不能继续到今天。”《历史学教程》1938年生活书店版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了唯心主义史观，论述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以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社会形态下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总结了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发展问题。总之，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是中国较早的专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著作。翦伯赞立足于中国历史的发展特色和现实要求，阐释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精辟论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发展上升到一个新阶段。有学者认为：《历史哲学教程》是“翦伯赞民主革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代表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继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之后又一座丰碑”。《中国史论集》1940年春，翦伯赞从湖南进入四川，而后定居重庆。其间，翦伯赞将大部分时间用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广泛涉猎史籍，尤喜读明史，以其亡国覆社，感人深切，史实足资抗战鉴戒。至1943年，翦伯赞将在四川重庆先后撰写的史论20余篇，辑为书稿，名为《中国史论集》。《中国史论集》1943年文风书局版1943年12月，翦伯赞《中国史论集》由重庆文风书局初版，1944年11月再版。

1946年上海文风书局出版沪一版。1947年5月文风书局发行沪二版。1947年，翦伯赞《中国史论集》第二辑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1948年8月，国际文化服务社再版。翦伯赞《中国史论集》作为一部论文集，除序之外，共收录21篇文论。这些文论，均是翦伯赞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论指导下的系列研究成果，不乏重要篇章。其中，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阐释了理论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原则关系问题。他说：“所谓历史方法，就是从千头万绪的历史事实中，找出那一种贯通了他们之中的原理原则，使这一切历史的事实，都在这种原理原则之前，得到正确的说明。这种原理原则不是用人类主观的思维，可以想得出来，而是从无数的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的。”因而，要求历史研究者，“不是高谈方法论，而是應该带着他们已经知道了的方法，走进历史资料的宝库，去用历史资料来考验方法论。”同时，翦伯赞强调中国历史研究的特殊性问题，他指出：“中国史没有奇迹，也不是西洋史的翻版”，“我们研究中国史，应该从它的发展之一般的法则中找出它的特殊性;同时，也应该从它的特殊性中去发现它的发展之一般法则。”《南宋初年黄河南北义军考》《论两宋的汉奸及傀儡组织》《论明代的阉宦及阉党政治》《论明代的倭寇与御倭战争》《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等文论，则通过借古讽今的方式，在梳理宋明历史史实的基础上，批判了日本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揭露了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与投降主义，颂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中国史纲》第一卷1944年五十年代出版社版《中国史纲》第一卷1942年夏，翦伯赞开始撰写《中国史纲》第一卷，至当年11月即完稿。1942年11月19日，郭沫若在给翦伯赞的回信中写道：“十七日信奉到，读后甚感兴奋。您的《中国史纲》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为兄贺，亦为同人贺。我们极欢迎您写好后到赖家桥来为我们朗读，请您一定来，我暂不进城，决定在这儿等您……我现在略略伤风，更加渴望您用《史纲》来疗治。”1944年4月，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初版。1946年7月，题为“《中国史纲》第一卷：史前史、殷周史”，列为新中国大学丛书，由生活书店出版，分别于上海、重庆发行，并于1946年10月再版。此外，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于1946年由重庆大呼出版公司出版，于1947年由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出版。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共27万字，分为前氏族社会、氏族社会、古代社会、初期封建社会四部分。前氏族社会，即原始社会。氏族社会，即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两部分分别论述了中国人种的起源、分布与氏族社会的形成，（前）氏族社会的经济构造、生产关系与家族关系、意识诸形态等内容。

古代社会，即奴隶社会，论述了殷族的起源与古代国家的成立，殷代的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构造、社会关系及其发展、家族关系即意识诸形态。初期封建社会，翦伯赞编为西周时期初期封建社会的形成和春秋战国初期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转向两个历史阶段，前者论述周族的起源与初期封建国家的建立，西周时代的社会经济、社会关系及意识诸形态;后者论述春秋战国时代的世界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倾向、社会经济构造、社会关系及意识诸形态。此外，书中附有插图55张，包括冰河时代的世界图、夏代的艺术品、北京猿人的头盖骨、战国时代铜器镂刻的狩猎图等;制表八份，包括中国人种的系统表、殷代帝王世系表、两周大事年表等。概而言之，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论述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初期封建社会，即先秦时期的中国历史。翦伯赞采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通过科学缜密的论证，将中国古代历史还原为“人”的历史。他自言道：“这本书，我虽不敢说它已经把殷商及其以前的古史从神话的毒锈中洗刷出来，但至少它已使这一段古史显示了它本来的面目。一言以蔽之，从神的历史还原为人的历史。”在《中国史纲》中，翦伯赞按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阐释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演进轨迹，将先秦史追溯到北京猿人的出现，将原始社会划分为“前氏族社会”与“氏族社会”，肯定了殷商是“中国史上之奴隶制经济的阶段”，阐明了“西周封建论”，确定了从西周到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即“初期封建社会”。在阐述中国历史分期时，翦伯赞既不排斥神话、传说，又采用了殷墟考古发现、新石器文化发现，并结合地质学、人类学等现代学科方法，还吸纳了安特生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六个分期的论断。可以说，翦伯赞“能够摈弃旧的传统史观和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将安氏之说与文献资料结合进行研究，这是中国现代史学的一大进步”。（责任编辑 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