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而史料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则是以语言记述的文献。语言具有魔性，某种意义上，它左右使用者的思维，甚至建构历史，若不加注意，研究者往往容易落入语言陷阱，将它的叙述视作历史本身。《明史食货志》将开中等同于商屯的说法，就很有讨论的必要。

清朝人纂修的《明史食货志》，对于明代商屯有一影响很大的说法，即是将商屯与开中法等同起来。原文如下：

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直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

还有一段记载说：

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

按照《明史食货志》的描述，仔细阅读，会发现商屯是由四个陈述组成的：第一，边地开中=商屯；第二，商屯地权国有；第三，商屯的破坏是由于弘治时的叶淇变法；第四，商屯的破坏导致边地粮价暴涨。

之所以说这个说法影响大，是因为19世纪以后的清朝学者和许多近现代国内外著名学者的论著，还有很多的明史著作以及研究明朝财政、货币与盐法的论文，都不加质疑地沿用这个说法，并且以此作为证据去论证一些重大问题，如资本主义萌芽、财政的白银化等等。

但是，如果遵循必要的学理逻辑，就会发现，《明史食货志》的这个说法很可怀疑。如果沿着怀疑去重新检索、研读有关文献，就会发现历史的真相。于是我就写了《明史商屯臆想补论》这篇文章，谈的是前两个陈述。后两个陈述在其他文章谈，不然牵扯的事项过多。

其实，著名的明史学家商传（1945-2017）先生早在1982年就发现了《明史食货志》关于商屯的说法大可怀疑，写了《明初商屯质疑》（刊于《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1辑第102-12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这篇文章。由于流布不广，知网也未收录，我在写文章前没能读到这篇重要论文。2017年5月，到廊坊参加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宣读了文章的初稿。承蒙高寿仙教授（北京行政学院）提示，方才找到商先生此文。拜读之后，深为感佩。商先生当时刚硕士毕业一年即能有如此能力，而我写同一问题的文章，则已在硕士毕业30年后！有商先生宏文在，我再撰一文，似为多余，但鉴于明初推行开中法的目的、商屯土地所有权诸问题，尚能有所补充，于是就有了《补论》的刊发。由此也深深体会到，读书做研究的时候，遵循必要的学理逻辑，不盲从，具有怀疑与批判的精神，确属不易。

学理逻辑这个词，好多人经常挂在嘴边，但是从未有人定义，词典、互联网上也都查不到。其实，它是学理+逻辑。学理放前面，限定逻辑。所谓学理，就是各学科的原理和法则，逻辑则通常定义为思维的规律以及研究思维规律的学科——逻辑学。学理加逻辑，即是各门学科的原理法则和遵行的具体思维规律。

那么历史学最基本的学理逻辑是什么呢？

我的体会，有这么两个：1.一切事件和行为都发生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可称之为时空原理；2.人的行为，包括个人行为和组织行为，都是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有意识行为（所谓“无意识”只是有意识的一种特殊状态），可称之为行为主义原理（阶级分析方法是其特例）。

这么说，还是很抽象，若是展开说，又过于复杂。单就明代商屯的问题而言，学理逻辑上要考虑这么两个问题：1.盐商到边地开发商屯获取赢利需要什么条件？2.政府招商开中的目的何在？

从商人的角度来看，为响应政府开中的号召到九边开展屯田，不管是否出于忠君爱国，如要永续经营，就必须赢利。要做到这一点，在九边经营商屯，需要满足三个条件：1.经常性的开中，让所出产的粮食有稳定销路；2.耕地供给保障；3.价格合理的劳动人手。

那么，进一步的追问就是：明朝政府为什么要招商开中？

明朝推翻元朝统治后，北部边防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防止蒙古贵族卷土重来，于是从辽东到甘肃一线，大致沿长城一线，建立了9个边防军事重镇，即所谓九边，部署大约90万部队驻防。在农业社会，要维持这么一支庞大的常备国防军，在经济上是难以长期忍受的负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朝的建国者斟酌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后，用三个办法来解决九边军需的供给问题。

第一个办法是向不负担兵役的老百姓征粮，由北方五省（河南、山东、北平[后改京师]、山西、陕西）将税粮运送到九边供应部队，称为“民运粮”。这是大头。

第二个办法是开办军屯，部队自给。明太祖规定，士兵不仅要守城打仗，平时还要耕作自给，这就是军屯。边地士兵的七成要用于军屯。军屯在明太祖洪武（1368-1398）年间启动，明成祖永乐（1403-1424）年间全面推广，九边肥沃的土地，基本开垦为军屯田，再留出相当的土地用于牧马草场。军屯上收获的粮食也相当可观，仅次于民运粮。

第三个办法就是开中。开中即招标采购，政府以手中控制的食盐资源换取商人手中的粮食、草料。

在三个办法中，开中所能募集的军需量最小，但富有弹性，可以因时因地调整。而且直到正统以前，全国的食盐出产并非全部用于开中，还有相当部分以“户口食盐”的办法，由政府配给。另外，开中的标的、地点和用途也并非长年固定。如有时候政府用开中办法购买商人的运输服务，而非粮食、漕粮。再如永乐时修建北京城，就将盐业资源全部用于北京开中。后来为挽救宝钞的信用，又用开中回笼纸币，等等。再者，即使在九边地区举办的开中，明朝政府也明令商人不得在开中之地采购粮食，必须从外地采购输入。

从政府开中的目的以及开中在九边军需筹措办法中的地位可知：1.开中带来的粮食采购市场不大且不稳定，无法为商人在九边开垦商屯、就地生产粮食提供稳定的激励；2.九边肥沃的土地都优先用于军屯和牧马草场，商屯用地无法保障。

因此，盐商在九边开展商屯所需的三个条件中，两个无法得到保障，即使能获得价格合理且足量的劳动人手，商屯也无法展开。

当然，历史学的追问，不能就此止步，必须进一步寻找系统的证据。

因为开中事例是明代各朝实录必记的内容，于是，我将明朝嘉靖及以前各朝实录，用相关关键词全部检索一遍，按照时间先后，做成一个资料长编，然后再将《明会典》、各地方志、各种文集、小说笔记里的资料摘录出来，补充进去。仔细考察后，印证了商先生的说法：提及商屯的文献，全部出自弘治（1488-1505）以后，准确地说，是在正德（1506-1521）以后。

系统全面的证据考察，让我还知道，九边地区开中稳定而全面的展开，是在宣德（1426-1435）以后。但是，这仍不足以成为商屯开展的前提，因为九边的宜耕土地，很多都落入了总兵官、监军太监等势要之手，他们可以私自役使军士为他们种田，然后用收获的粮食去开中。于是，就出现了势要占窝（垄断开中，以获取食盐贸易许可证）的问题。明朝政府鼓励开中盐商在九边地区开展屯田，是嘉靖（1522-1566）以后“议礼革新派”努力的结果。当然，明朝后期的商屯及其成效，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而为什么《明史食货志》中会出现开中=商屯的说法，其由来和演变如何，背后又有怎样的历史实情，也需要一篇专论才能说清楚。至于开篇提到的《明史食货志》有关商屯四个陈述的后两个，叶淇变法的虚实及其与商屯的关系，已撰文刊出（《叶淇变法与明代两淮余盐开中》，载《史林》2016年第5期）。

总之，做历史研究必须将学理逻辑和实证证明结合起来，缺一不可，不能轻信文献中的说法和字面陈述，用剪裁原文、拼凑缀合方法写论文，这其实就是剪刀加浆糊、复制加粘贴，属于伪学术研究，读书人应该明察。

参考文献：拙文《明史商屯臆想补论》，载《史学集刊》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