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正在复兴太空探索的辉煌历史。

一改奥巴马时代着重探索火星的战略，特朗普政府如今将重返月球定为美国太空探索优先计划，发射探月器、在月球上建造永久空间站、2024年之前再次送宇航员登月等一系列计划紧锣密鼓地出台。

美国还发布“星链计划”，计划在2025年之前向地球近地轨道发射约1.2万颗星链卫星，组成大型卫星网络，为全球终端用户提供低延迟、高带宽的上网服务，欲跳过5G直达6G。

继今年5月“猎鹰9”火箭将首批60颗“星链”卫星“打包”送入太空，拉开“星链计划”的组网序幕，11月SpaceX公司再次通过猎鹰9号火箭发射了第二批“星链”卫星，并宣布在12月晚些时候进行第三次星链卫星发射、明年1月份进行第四次发射。

（美国“星链”计划示意图）

此前在2018年底，中国“鸿雁星座”项目首颗试验卫星“重庆号”已成功发射。“鸿雁星座”计划是一个由300颗低轨道小卫星组成的具有全天候、全时段且能在复杂条件下实时双向通信能力的全球系统，能实现对海域航行船舶的监控和管理、对全球航空目标进行跟踪和调控，以保证飞行安全，还能增强北斗导航卫星系统，提高北斗导航卫星定位精度。“鸿雁星座”计划于2020年左右建成“2+4+2”系统，2023年左右建成窄带系统，2025年建成宽带系统。

美国复兴太空探索的影响

当人类第一次飞出地球稀薄的大气层的那一刻，外层空间便成为了国际政治的舞台，它如同竞技场一样，塑造着世界大国的关系。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就预言：“谁控制了太空，谁就控制了地球。”

虽然外空武器化是人类轻易不敢逾越的红线，但很难彻底排除外空武器化的可能，只有在太空占有一席之地，才能维护国家的太空安全。

此外，在地球资源日益匮乏的情况下，航天技术的提高使太空资源的利用逐渐成为可能。有科学家说：“在地球上，一场雨下的是水，而在宇宙中某些行星上，下的雨是钻石。”

例如，月球上含有地球上稀有的资源“氦-3”，毫不夸张地说，月球上的“氦—3”的储量可以让地球上的人类一直活到地球毁灭。更别提浩瀚宇宙中还有不计其数的价值不菲的小行星，这片“无主之地”自然成为群雄逐鹿的焦点。

在冷战不计代价的年代里，为了进行航天竞赛，美国历史发射最高记录接近80次/年，苏联最高发射记录甚至接近110次/年。

如今，俄罗斯投资不足、技术下滑，航天能力处于蹒跚之境，欧、日资金和野心双缺，而中国虽起步晚，在航天产业规模、技术成熟度、在轨卫星数等方面与发展多年的美国差距明显，但发展迅速。

发射次数方面，2018年世界各国共进行了114次运载火箭发射，中国共计执行39次航天发射任务，占全球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超越了美国的31次和俄罗斯的16次，首占鳌头；其中，中国商用火箭的发射次数达到22次，与美国齐平。

发射数量方面，2018年世界各国共计发射476颗卫星、飞船等航天器，美国蝉联冠军（213颗），中国则保持亚军宝座（96颗）。

航天企业实力方面，在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航天与防务”分榜中，有14家企业上榜；其中，中美各占6家，平分秋色。

特朗普政府的太空探索政策已明显表现出“国家竞争”重于“基础研究”的特点。特朗普坚持强化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并推动组建太空军，副总统彭斯把太空称作“最新战争领域”，美国X-37B空天飞机和多种型号的高超声速飞行器更被认为是未来太空战斗机的雏形。

显然，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将“美国第一”的观念投射到太空，加快该领域的军事化。

中国始终将和平利用太空作为发展航天事业的宗旨，但是，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盛行的当下，有必要为美国可能出现的越界行为做好自卫的准备。

中美航天发展模式比较

从以往的发展历程看，美国如此强悍的航天实力很大程度得益于其实施的航天模式，即充分释放市场力量的公私合作模式。

美国很早就确立了“太空优先”的国家意志，同时，采取立法支持、政策鼓励、项目引导等举措，积极扶持民用和商业航天发展。

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几乎所有项目都会面向美国各大航天技术公司公开招标，冷战时期也没走苏联倾全国之力办航天的老路，而是尊重市场，重点通过商业合作将任务承包给企业。

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政府开始规划扶持一批企业进入常规航天领域，SpaceX就在此列。

如今，通过把一些常规航天任务进行商业化运作，既可以带动整个商业航天市场的发展，又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减轻NASA负担，同时，民营航天企业还能为政府主导的航天活动进行反哺，实现了航天发展的正循环。

而中国航天短短几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多地得益于政府层面。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没有长久的科学技术积累，要想在航天这样的关键领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甚至超越，必须依靠自上而下的力量，调动强大的组织、协作等能力，集中人才和资金。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工程、登月工程等，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化，中国航天领域也逐渐从“单一靠国家投入”向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的模式切换，2014年11月，政策明确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卫星市场。

2015年5月，中国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之后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到商业航天的市场中，中国航天由此开启政府与市场的并行之路。

太空探索的底牌在于“重构”

说到底，航天领域的商业化趋势不可逆转，中美虽都在探索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道路，但现下仍停留在表面的“勾兑”，一些“不适应症”凸显。

且不说，预算问题已经成为NASA最大的“紧箍咒”，如SLS火箭已经经历了多次预算超支和时间延误；本应脚踏实地的航天研究也可能在市场竞争压力下急功近利，如波音接连发生的坠机事件，波音737 Max 机型的推出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商业竞争压力下的“赶鸭子上架”。

未来，中美航天竞争真正的底牌在于“重构”，首当其冲的便是第三条道路（大政府+大市场）的“重构”，包括从体制、机制等入手，“颠覆”原有的发展模式。

具体来说，可根据航天产业链各环节特点，分领域、分阶段、分层次推进航天商业化。

例如，充分细分市场，在明确军民边界的前提下促进军民融合，除少数事关国家安全与发展全局的核心、机密领域外，将可由市场承担的航天产业交由企业完成。

又如，针对艰难的基础研究阶段，可交由政府主导的国企来完成，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而产品开发和应用的阶段，则可支持民企研究开发，激发市场活力。

再如，可设立航天产业引导基金，以此为平台，吸引军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优势民企和相关服务机构参与，政府则充分发挥事前组织牵头、事中监督、事后评价等作用，真正“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此外，还涉及新时代下竞合关系的重构。当下的世界并非美苏当年的两极世界，冷战式集团对抗已成为历史。

且不说，今天的外层空间涉及许多国家和私人领域的参与者，单边空间活动正逐渐被双边、区域和多国活动所取代；同时，航天项目的复杂性和挑战性日益提升，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太空探索都是投资、难度、风险皆大的工程；

更何况，作为国际公有领域，太空还面临着如太空垃圾、轨道资源分配等诸多跨国挑战，这一切都表明，在未来的太空探索中，除了竞争外，国家间的合作也是大势所趋。

而竞合关系的“重构”，强调的是不以自身利益或好恶为出发点，以寻找均衡点的方式建立太空行为与规范的框架，实现国家战略的版本升级。

这决定了中美之间不是单纯的技术之争，而是在大国战略顶层设计上，比谁更有远见谋略，更善于调整竞争与合作的边界，并建立新的均衡点。

总之，未来谁能率先“重构”航天发展机制，谁将在太空探索中拔得头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