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9期P133—P134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原题《口述史研究的方法论悖论及其反思：以单位人讲述为例》，摘自《江海学刊》2022年2期，刘翔英摘

近年来，作为“一种独特研究和书写方法”的口述史在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中被广泛使用，单位人口述作为单位研究的重要范畴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虽然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口述史的理解尚存在一定差异，但他们对于口述史资料的收集和运用似乎有一种类似的方法论期待及矛盾：一方面，普通当事人对历史事件的回想陈述被视为了解历史全貌、洞察“历史真相”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学术界对口述资料的可信度又一直存疑，这不单源自历史学关于“口述能否作为‘标准史料’”的疑问，也源于社会学关于“记忆是根据当下社会框架对过去重构”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口述史从业者不得不面对“记忆悖论”的挑战：一方面，口述史学家认为通过亲历者的讲述得到巩固的长时记忆是稳定而长久的，由此口述资料是可靠的史料；另一方面，口述者在讲述中不断对原始记忆加以重构与创造，从当事人亲历事件发生到讲述呈现的过程中，这些记忆受到神经系统、心理和社会过程的影响。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与社会“建构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在对单位人的口述访谈中，我们也确乎常常会感受到这种张力，但同时也恰恰是这种张力激发我们思考“记忆的社会框架”是如何生成的。

主人翁话语背后的身份认知与单位印记

“企业主人翁”的话语是在新中国工业建设过程中提升工人单位认同度的基础，亦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工厂政体和单位体制形成而出现的一种朴素的权利关系的表达。在关于工业历史的文字记述中，普通工人往往是被表述的客体，但另一方面的事实是，在集体化时代，很多工人的自我体认与集体话语基本上是相契合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这套话语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共同的身份认知与单位印记。

在意识形态宣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鼓舞以及单位日常生活实践的型塑下，企业主人“以厂为家”不单是官方话语的宣传口号，也是工人体现主人翁意识的行动化表达。社会主义工人劳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构成当时集体主义单位文化的重要内涵。在单位的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中，单位人在主人翁意识基础上形成的“身份产权认知”构成了一种深刻的单位记忆。只不过在当时并不存在“产权”的概念，在后续国企改革进程中，产权观念与产权话语才逐渐深入人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抓大放小等一系列产权变革实践的推进，传统意义上同质性的单位人开始出现分化，单位人统一的组织性身份逐渐消解。既往单位研究主要聚焦于单位制度和单位组织的视角，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只见制度（组织）不见人的弊端。然而在实践中，单位人的行动逻辑与单位组织的运行机制有时并不一致。基于此，我们有必要把“单位人”这一个体视角带回单位研究，使单位人口述史成为“后单位时代”推进单位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我们在进行国企工人的口述史调查时发现，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建设者”的单位人讲述和作为“改革进程参与者”的单位人讲述既有连续性，也有差异性。一方面，同一行动主体针对单位变革的同一历史事件的讲述会因自身个体生命历程的变迁而给出不同版本；另一方面，不同单位人根据自身的社会处境和经历，对曾经认同的单位记忆和集体话语展现出反思性的表述。质言之，个体化讲述呈现出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话语”呈现出的社会记忆之间形成一种明显的“记忆裂痕”。此外，同一单位人在回忆同一事件时的不同表述也呈现出一种“记忆的偏差”。由此引发的关键问题是：不同单位人针对同一事件的记忆裂痕，是该被视为方法论意义上的“交叉验证”，还是该被视为话语建构的“各抒己见”？而同一单位人针对同一历史事件讲述的“记忆偏差”又如何直面口述历史之“真实性”的方法论诉求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从单位人口述和记忆的“裂痕”“偏差”中窥见单位组织变革的微观机制，进而回应口述史的方法论挑战。

单位意识与单位人“脸谱”：单位记忆的生成图示

单位意识是单位记忆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如果细究“单位意识”的起源和型塑过程不难发现，单位意识是多重文化观念和制度烙印交汇而成的。首先，工厂劳作过程中形成的工业主义的协作观念和集体意识；其次，基于民主革命时期政治动员传统而形成的革命主义的服从意识和参与观念；再次，中国家国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以单位为家”的传统主义归属感和认同感；最后，计划经济前提下积淀而成的集体主义的平均观和依赖性。工业主义、革命主义、传统主义和集体主义四者共同构筑成社会主义工厂内部运行的制度文化基础，进而塑造了一种单位意识。

从产权视角看，在新中国七十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国企单位组织公有产权的建构和型塑过程，后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是单位组织公有产权的解构和重组过程，“产权型塑”始终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线。在集体化时代和改革前期，主人翁意识和单位福利构成单位体制下产权认知的重要基础；在产权改革过程中，产权清晰、减员增效、主辅分离和股权多元构成市场经济体制下产权话语的重要内涵。在单位研究的理论脉络中，单位人的理论形象是标准化和“脸谱化”的。理论脸谱是在学术传统和知识脉络下，对事物整体印象和经验感知基础上的概念化提炼和理论化分析。在既往研究中，作为“社会主义工人”主体的“单位人”有三种重要的理论脸谱，即“解放”的单位人、“依赖”的单位人和“分化”的单位人，这三种理论脸谱背后展现的是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典型的“工人形象”。

与这三种脸谱化的单位人形象相关联的是不同的产权话语。“解放”的单位人脸谱强调的是工人的“翻身解放”，由被剥削、被压迫的底层劳工一跃成为企业的主人，“主人翁”式的产权认知在“工人是领导阶级”的政治认可中逐渐强化。“依赖”的单位人脸谱体现了“国家—单位—职工”三者的独特关系，集体化时代“以厂为家”的主人翁体验既是单位人单位意识的体现，亦是朴素的产权关系的表达。“分化”的单位人脸谱强调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是市场竞争的客观规律，而实践中单位人喊出“工人是企业主人”意在突出自身的“终身就业权”。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化，不同制度环境下形成的以三种“主人翁”意涵为基础的产权话语对既往研究也构成一定挑战。既往研究忽略了以单位组织为载体的主人翁话语会随着单位体制的变革而发生变化。

记忆的裂痕与偏差：单位人的反思性讲述

不同时期的产权话语和工人们的单位记忆既是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以及工业化整体历史进程的重要路径，也是透视中国改革进程的独特视角。在整体性的单位制逐渐解体这一事实前提下，单位人口述成为透视新中国工业历史脉络、窥见制度变迁内在肌理的重要窗口。口述者针对历史的“建构性讲述”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历史本身的形态和面貌。无论是针对自然事件还是社会事件，不同时空条件甚至同一时空条件下的亲历者都会产生记忆上的“差异”。这一点在我们对单位人的口述采访中也得到了进一步印证：一方面，很多单位人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对单位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线索清晰、绘声绘色；另一方面，很多当事人都试图强调个人的作用以及自身的生命历程与这些重要事件的“特殊关联”，有意无意地突出自己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此外，在我们对单位人回访的过程中，同一行动主体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对同一事件的讲述并不完全一致。口述者的“记忆偏差”通常会让研究者面临一种悖论式体验：研究者试图通过口述史来了解真实的历史，但口述过程本身可能是偏离历史真相的建构过程，“回忆的真假”叠加着“历史的虚实”让问题更加悬而未决。虽然记忆的完整图景以及历史真相被后现代主义者视为一种“虚构”，但我们终究要直面历史。通过单位人对社会主义工厂内部生产实践、劳动过程、管理模式、社会动员以及情感互动模式的体验与回想，我们可以发现不一样的历史，即可以捕捉到国企单位产权制度变革这一宏观历史脉络下的微观机制。在经历了各种产权改革的洗礼后，单位人口述也呈现出一些新的个体化表达和反思性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