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探索历程 重视调查研究、勤于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回顾党的百年历史，调查研究一直起到推动党了解国情、促进党科学决策、优化党的作风等功能，是否重视调查研究直接关系到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梳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探索历程并总结有益启示，对于继承和发扬党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准确把握调查研究的内在要求，以及对于新征程上开展好党的调查研究工作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调查研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推进毛泽东是我们党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在20世纪初，毛泽东还在长沙第一师范学院学习时就认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17年，他和同学肖子升离开学校，用1个多月的时间到长沙、宁乡、益阳、安化和沅江5县进行游学考察。党成立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始终注重调查研究，以调查研究深化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第一，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调查研究的初步实践。党成立之后，为了了解工农疾苦，倾听群众心声，也为了积极宣传党的思想理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深入工农之间开展调查研究。1921年秋冬到1922年9月初，毛泽东先后三次到安源调查，并和刘少奇、李立三等一起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

1923年6月1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第三十三号（以下简称《通告》）明确提出调查农民状况的要求。《通告》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最注重的是事实，所以我们非做一番切实调查的工夫不可。”1925年初，毛泽东因病回韶山休养，这期间他广泛深入群众，对韶山地区农村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该文奠定了毛泽东阶级分析的理论基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发端的重要标志。1927年，为了弄清各地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毛泽东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报告热情讴歌了农民的革命斗争，激烈抨击了对农民运动的诬蔑和攻击，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教育了对农民运动有错误成见的同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群众观点，也为党的群众路线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也对调查研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1922年6月，彭湃回到家乡海丰县赤山约，成立了海丰总农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1923年1月海丰总农会发布的《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约农会简章》特别对调查研究机构进行了规定。

《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明确规定农会成立调查部。《约农会简章》规定设立“调查员若干人，专任调查本约内农民生活状况及一切与本会相关事务”。1923年7月，由彭湃起草的《广东农会章程》再次明确成立调查部的要求，并规定了调查部的职责是“调查农村户口、耕地、收获及其他农村状况”。彭湃本人也积极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撰写了《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彭湃在这篇报告中分析了海丰社会的阶级状况，揭露了地主压迫农民的真相，从理论上阐明了农民运动必然发生和发展的根源。这一时期党成立不久，但已着手通过调查研究认识中国阶级状况以及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情况，对中国国情形成了一定的认知。尽管这一时期党还比较“年轻”，调查研究工作还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实践已经引起党内的关注，并为之后党推进调查研究工作奠定重要基础。第二，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不断深化调查研究实践。大革命失败后，党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深化对调查研究的思考和探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针对人们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对井冈山宁冈、永新等地自然条件、经济、政治等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写下了《宁冈调查》（1927年）和《永新调查》（1928年），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

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并在这里停留了1个月的时间，分散到寻乌及附近各县发动群众。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在此基础上写了《寻乌调查》。《寻乌调查》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毛泽东在进行寻乌调查时，还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一文。《反对本本主义》明确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重要命题。1930年10月，他又到兴国进行土地革命情况的调查，写成了著名的《兴国调查》。之后，1933年11月，毛泽东又分别写下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2篇调查报告。通过这些实际调查，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根据地的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情况，及时发现和纠正了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分配土地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和偏差，明确提出了解决富农问题的正确办法。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由于革命理论准备不足、经验缺乏等原因，党还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有效结合，尤其是随着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逐步偏离了正确轨道，党的调查研究工作没有能够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形成良性互动。但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调查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深化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明确了在中国革命中依靠谁、团结谁、孤立谁、打倒谁的问题，党开始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第三，遵义会议之后党的调查研究多方面推进。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党的政治路线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调查研究工作受到全党的重视，得以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内推进，调查研究在党内蔚然成风。针对一段时期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1939年10月，毛泽东在《研究沦陷区》中明确指出：“‘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1941年是抗日战争中敌后战场最困难时期，针对当时党内不少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将1930年至1933年期间所形成的农村调查报告汇集成《农村调查》一书，并于1941年3月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作风，解决全党如何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这一时期党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的表现，即“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

1942年毛泽东又相继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毛泽东认为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主观主义是“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要克服主观主义，调查研究是根本方法。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两份文件都对党的调查研究机关的设置进行了规定，其中《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具体规定了调查研究机关的组成部门、职责等。之后，为深入了解并掌握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情况，督促调查研究工作更好地实施，1942年3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发布了《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在实践中，这一时期党中央及各部委办、群众团体，纷纷成立了各种调查团，仅在陕甘宁边区，就有以高岗任团长的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考察团和以张闻天为团长的延安农村调查团，此外还有中央青委考察团、中央妇委妇女生活调查团等。1942年1月26日，张闻天带领调查组成员从延安出发，首先由神府县贺家川开始，4月至8月在山西兴县，9月至11月在米脂县杨家沟，12月至次年2月在绥德，到3月初返回延安，前后持续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回到延安后，张闻天集中精力总结这次陕北、晋西北调查的情况，撰写了《出发归来记》。总之，这一时期在吸取“左”和右的经验教训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党的调查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取得显著的进展。一是在理论上，毛泽东不仅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还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立了调查研究方法在认识论中的功能，标志着党的调查研究理论的成熟。二是调查研究工作制度化显著推进。如这一时期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等。三是成立了以中央调查研究局为代表的调查研究机构，为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有效的组织保障。四是将调查研究工作与优化党的作风，加强党性教育结合起来，在党内营造了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良好氛围，为创新党的理论、制定科学决策，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有力支撑。二、调查研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赓续与曲折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面临着与革命战争时期不一样的新情况新问题，同时党的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党内出现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的可能性大大增强。

所有这些要求党继续保持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为党制定科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各项政策服务。第一，调查研究在党执政初期的赓续。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面临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调整社会关系等重大任务，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了解社情民意，制定科学政策。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闭幕时就指出，“许多部门中的许多领导干部，还仅仅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为此，他要求“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经常地深入下层，检查工作”。1953年2月中旬，毛泽东前往石家庄、邢台、郑州、武汉、九江、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解土改后的农村状况、手工业和工商业发展情况等。2月20日，他在九江考察工作中就指出：“各级领导，一定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熟悉经济工作……这次我到几个省走一走，就是想听听下面的意见，有助于中央做出正确的决策。”为了更具体地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党的农村各项政策贯彻落实情况，毛泽东还积极鼓励在他身边工作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回乡搞调查。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庭院里接见了中央警卫局干部大队一中队全体指战员，他指出：“你们是做警卫工作的，我现在给你们增加一项调查工作”，“今后你们回家，了解农村情况，回来向我汇报”。

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初，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广泛推进，同时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也有所了解和认识，需要我们结合本国国情探索自己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从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离京考察。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从1956年2月开始，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和国家计委的汇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的一次时间最为集中、内容最为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活动。这次调研活动的成果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这一重要报告中。《论十大关系》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也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建设道路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党的八大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党员干部中存在“宁愿坐在机关里，用空谈代替调查”等不良现象，强调“必须帮助他们学会用老老实实的态度在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周恩来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也强调：“我们就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总的来说，党执政初期，面对繁重的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党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将调查研究作为党制定决策的重要手段，开启了执政条件下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良好局面，对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等都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调查研究工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艰难推进。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不过，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深，出现了“左”倾主义思想。尤其是“大跃进”运动期间，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给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挫折。为了纠正1958年以来我国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也为了推动党的决策符合客观实际，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之后，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同年3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在实践中，毛泽东直接组织和领导分别由田家英和胡乔木等任组长的三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的农村社队进行农村调查。后来毛泽东在杭州分别听取了浙江、湖南、广东三个调查组的情况汇报，阅读了各调查组整理的调查材料，从而对农村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社队规模、分配制度、公共食堂等问题有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

1961年1月2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在途经天津、济南、南京时，他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3省党委负责人的汇报，包括整风整社、人民生活、轻工业生产和市场等问题，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毛泽东还指示各级党委、政府深入基层，认真研究《农业六十条》试行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反复地修改和总结，不断充实和完善，于1962年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对纠正“左”倾错误、促进农村经济的好转起到重要作用。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还不深刻，党的调查研究对于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应该看到，这一时期党的调查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开展的，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三、调查研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创新发展第一，在改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