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反映中国历史学研究前沿，构建权威、科学、公正的历史学评价体系，引领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自2020年开始推出年度报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旨在梳理研究进展、盘点研究热点、评选优秀论著。通过专家推荐、大数据采集、课题组筛选、问卷调查、专家审定等程序，我们评选出2020、2021年度中国历史学十大研究热点、五部优秀著作和十篇（组）优秀论文。现予陆续发布，敬请关注。

2021年中国历史学十大研究热点

点评专家：杨凤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波澜壮阔的征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深入总结党的宝贵经验，能够更好地发挥以史鉴今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尤其进入新时代以来，党总结历史经验的意识越来越强，系统性、完整性越来越高，推动党史研究不断迈向新台阶。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史研究亮点不断、形成热潮，以新视角书写的党史，不仅体现出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不懈奋斗，而且体现出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体现出党以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从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的“三史”有机统一来研究中共党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

点评专家：韩建业（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利用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研究方法和现代科技手段，不断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脉络和文明成就的考古学，就是肩负历史使命、以复原古代中华历史为目标的考古学，就是具有国际视野、产生重大国际影响力的考古学。百年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建设已取得重要成果，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揭示了中华大地上100多万年的人类发展史、1万多年的农业发展史、8000多年的文明起源史、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深厚而坚实的历史依据。今后应进一步加强考古学研究力量和科技创新，围绕重大历史问题取得关键成果，加强考古成果的社会共享，大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形成更加成熟的中国特色考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真正建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点评专家：霍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三星堆发现的黄金面具、青铜人像、大量象牙等，与青铜时代中国其他地区文化面貌差别较大，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2021年史学研究热点之一。其中热议的一个话题即三星堆文明的内在属性：它究竟是外来文明，还是中国本土文明？三星堆与古史记载的上古文明是何关系？多数学者认为，三星堆文明诞生于中华大地，与中原文明有相同的“文化基因”，同时又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是古蜀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杰出贡献；既为中国青铜时代提供了全新资料，也成为可与世界青铜文明展开历史、宗教、神话等多学科领域对话的热点话题。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再一次证明，具有独特风格、独立创造的区域文明，逐渐汇入中原文明体系，使中华文明充满活力与创造性，也使中华文明由“多元”最终汇聚为“一体”。

点评专家：陈胜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文明起源是考古学的三大“终极问题”之一，关系到人类演化与社会发展的根本。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是贯穿百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核心问题，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经历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两个阶段的探索。以大课题为引领，积极开展田野工作，汇聚多学科的研究力量，充分发挥考古学的优势，成为组织与发展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发动机。中外文明比较研究，侧重从世界视野来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了解中华文明独特性的基础性研究，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学术热点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它是寻找历史真实与阐释历史意义结合的典范。没有历史真实，意义的阐释就是沙上建塔；而没有历史意义的阐释，研究就无法开花结果，发挥现实作用。考古学以实物遗存为研究对象，通过客观的物质材料实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也让我们认识到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与源远流长，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支撑；更让我们在与世界不同文明的比较中，深切认识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以及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

点评专家：俞金尧（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历史长河中的世界大变局”之所以能成为2021年中国历史学研究热点，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史学工作者始终关注着时代和现实，并努力以专长为处在大变局中的人们提供独特的研究成果，帮助人们理解现实。一个正在经历的变局至少与上百年的时间深度有关，这就为史学工作者践行“古为今用”提供了难得机遇。“历史长河中的世界大变局”研究，并不仅仅限于历史学者穿越到历史上几起几落的诸多变局中去，更意味着我们要在百年的时空中寻找世界格局之变迁。世界格局在加速演变，但无论如何，世界格局变迁的时间尺度会很长，这个“热点”不可能一闪而过。阐述当今世界格局之过去、流变与趋势，历史学者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尽可大显身手。

点评专家：欧阳军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第一天开始，如何处理它同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这一问题曾被提出并加以讨论。不过当时学界的讨论基本上是从哲学角度切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了两个“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百年实践由此也成为史学界的研究热点。史学界的探讨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历史学的介入，融通了历史和理论，把党的百年奋斗史与理论创新史结合起来，从而大大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认识和理解，深化了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同时也有助于纠正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有助于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文化渊源。目前，相关的研究成果正在不断涌现，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已经形成。

点评专家：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2021年10月17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对中国考古学百年来取得的辉煌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为今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向中国考古学者提出了殷切希望。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在探索人类起源、万年文化史、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三代王国文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重大历史问题上，取得了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和重大研究成果，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为纪念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中国考古学会、各地考古文物单位、博物馆等举办了学术纪念活动和主题展览，展现中国考古百年成就，也为中国考古学开启下一个百年新征程提供经验借鉴。

点评专家：于沛（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大同世界、和合天下，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梦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5000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创新，也是对新中国70多年外交思想的继承发展，生动体现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天下一家的美好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立场，是新时代对这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科学分析并揭示世界历史进程的新特点、新趋势，顺应历史潮流，是在历史大变局中对“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的深刻回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参与。我们应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伟业，我们不仅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且一定会实现“天下大同”的世界梦！

点评专家：马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202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1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继续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各种学术讨论会相继举办，辛亥革命相关论著的发表也明显多于往年。

学界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更加强调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精细化、历史的连续性、视野的宽广性，拓展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彰显了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主要体现在：其一，阐释了辛亥革命与民族复兴之间的内在关联，提出民族复兴是联结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枢纽；其二，进一步论证了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近代转型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从“自在”状态进入“自觉”状态的关键环节；其三，辛亥人物研究实现新突破，如在发掘新史料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载泽、赵尔巽、康有为、梁启超、汤寿潜、谭延闿、虞洽卿等历史人物在辛亥鼎革之际的因应与作为；其四，加强了对辛亥革命地域性特征研究，以武汉、杭州、陕西、江南等地为切入点，揭示各地辛亥革命的不同面相；其五，深入解析了辛亥之际思想界的嬗变，如对民粹主义、阶级论说、种族进化论等的再诠释、再思考。

点评专家：张大庆（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新冠疫情的持续及其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引发了历史学者对疫病社会文化影响的普遍关注。2021年，国内学者发表的有关疫病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论文逾百篇，此外还有多部学术专著、译著及专题性学术集刊。研究者期冀通过探究疫病对社会的冲击以及人类对疫病危机的回应，发现“多重过去”的可用性，并由此提供一种对现实可资参考的资源。不过，在数字化时代，历史研究者的愿景与现实的生态、社会文化之间存在张力：史料极大丰富，并且正在经历从文字文献到电子文档的转变，呈现出多样性；数字资源的不稳定性；当代疫病防控的全球性导致史料的多源性；等等，都给当代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研究者如何获取这些资料带来了困惑。因此，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不仅要思考如何书写当代疫病史，而且要注重如何收集、保存当代的疫病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