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交往的微妙阻隔，以及未被探测到的弦外之音，让我们对交流的美好幻想悬于虚空。不同于一般建构理论的著作，彼得斯将大众媒介的发展历史与社会思潮的流变相结合，探索着人类交流的终极处境。在他独辟的传播路径中，语义与政治伦理等因素消解着交流的梦想，颠覆了这场毫无意义的穷忙。但思想深刻，难免应者寥寥。这样看来，彼得斯自身在某种程度上未尝不是“对空言说”？全书的核心，是他公开断言交流的不可到达：“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放弃不切实际的交流梦想，同时又保留它激发出来的好处”。那么，到底是交流的无奈催生了这个缺乏重量的时代，还是这个缺乏重量的时代造就了交流的无奈？传播观念发展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交响下，彼得斯独创传播哲学的研究视角，在《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一书中呈现出传播各要素构建的隐喻世界。本文将从书中修辞观念、历时与共时和文学隐喻三个具有特色的论证方式出发，浅谈彼得斯的交流思想。

一.修辞论证之妙用——以第一章“两种交流观：对话与撒播”为例

在这本阅读教材类的传播学书籍中，彼得斯用通俗形象的修辞来论证一些晦涩的概念，让读者感受传播本质最为切身之体验。以第一章为例，彼得斯提出了“对话”的规范性模式困境，通过对比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的观念差异，将关于“交流”的不同视野融合起来，从而引发对传播领域的开放性思考。

在对欧洲思想中两种基本交流观念的比较中，彼得斯从苏格拉底与耶稣基督之间的辩论展开，超越对对话的错置与盲目颂扬，深入探讨了与人类民主政治、道德生活相契合的交流形式。在“爱”的撒播和对话的形式上，彼得斯以种子的生长为喻：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强调了一种亲近互惠的爱，这种爱流动与“施爱者”与“被爱者”之间，关键是播种者在种子的培育中所作出的贡献。而福音书中爱的撒播是普遍而不定的，它与圣言的弥散一样，以一种“浪费”的方式随意抛撒种子，更关注接受种子的人会如何作出反应，即所谓“播种者寓言”。

当谈到柏拉图的《斐德罗篇》对于理解“机器复制时代”的启示性作用，彼得斯将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抱怨与人们对于印刷术和电脑的担心进行了横向比对，指出媒介跨时空的特性是反思“交流”观念的起点。除了对文字“缺乏互动，任意撒播，使得说话人和听话人可以不必亲身在场”等担心，苏格拉底还阐明了现代交流困境中人们彼此心照不宣的心理：“对无法触碰的他者具有一种强烈渴望”。但在《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自然未提及媒介技术的问题，而是将交流看作一种以爱欲为原则、以互通性为特征的发布方式。他将受文字影响而误入歧途的爱欲比作幽灵，脱离人体后会进入一种无序的状态，洋溢着疯狂的呓语。

二.从历时性看共时性——以第四章“生者的幻象及与死者的对话”为例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更新，许多传统的交流经验逐渐消逝。在本书第四章中，彼得斯从历时性视角探讨了媒介形态的演变，认为新媒介的出现不可避免打破了原有媒介的优势甚至垄断地位。例如，他在书中谈及了媒介史研究鲜少诠释的一个领域——书信往来，通过展现邮件文化史及其背后丰富的思想源泉，揭示了邮政系统撒播特征与现代社会隐私性间的深刻矛盾。

18世纪的英美殖民地，“家信”与新闻通信均可被公众编辑和阅读，通信内容与通信行为的公开。19世纪中叶，北美和西欧的邮政部门通过“让发信人控制信件的私密性”，使现代意义上的“私信”成为可能。后来，随着邮票和信封的出现，信件被罩上全新的隐私氛围。到19世纪50年代末期，人们已经可以像现在一样将信件投入邮筒寄出了。随着发信人逐渐获得了主权，邮局“将一个本质上是公共的和多人参与的意义系统变成一个由发送人私人意志治理的系统”，促成了书信从单向撒播到双向对话的转变。但随之而来的，是公众在道德伦理层面的争议，甚至有学者因此呼吁回到实行邮件检查的时代。

由此可见，交流手段的改进并不一定增加交流成功的几率。当一切情感的交流都交给冰冷的屏幕，交流的双方是否到场已没有意义，交流便成为普遍而又脆弱的一环。然而，从共时性的角度看来，新媒介的发展在适应了现代人的交流需求的同时，并未扼杀其他媒介协助实现公众交流的理想，社交距离的延伸也并非现代社会的独特现象。当媒介技术足够发达，人们可以更为自由地释放个性符号，这种可控的交流距离与情境极大丰富了个体的自我表达，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三.文学作品中的隐喻——以第五章“去追求真正的联系，抑或去跨越鸿沟？”为例

在全书各个章节的论述中，不乏对于一些著名文学作品的引用，试图说明“对话”交流观的不可实现。在本书第五章中，彼得斯借19世纪后期英美唯心主义者之笔，分析了交流失败的场景及其背后的隐喻。

在该时期唯心主义者的著作中，常常出现两个人“交流”的情境，但双方无法通过任何体现在场或个人性格的线索进行交流。那么，这种唯我论是否只是文人的奢侈幻想？从夏洛特·吉尔曼的《黄色墙纸》和罗伊斯的《哲学的宗教性》中不难看出，双方之间无法达到真正的“交流”，貌似绝对正确的原则下是经过协调和改造不确定因素。而布拉德利的《表象与现实》一书，直接点明了交流的徒劳：“各个有限的存在物，各自具有其直接经验，它们是不可能相会的；直接占有别人心中的个性经验，最终是没有意义的”。上述交流困境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不谋而合，但并不意味着人与人是彼此隔离的，因为个体会为了摆脱孤独与他人建立联系，而不是始终参演着微妙的单人哑剧。

此外，彼得斯还着重提到美国社会学的奠基人库利，并称其使“离形去骸的交流理论达到了巅峰”。库利在著名的“镜中我”理论中，将社会比作为自我审视的镜子，个体得以通过他人的目光审视自己行为的合体性，即他人能够成为反射自身形象的一面镜子。在库利看来，交流就是个体双方相互投射的过程。他把交流看作各种符号间的关系，而这些符号与幽灵相似，具有飘忽不定却又无所不在的特征。于此，他指出了“交流”所具有的两种暗合的意义：物体迁移或运输与精神相通。然而，在库利的构想中，很少真正触及交流失败的问题，也忽视了人际关系中的具体物质体现。

四.总结

读完此书，被推上神坛的“交流”似乎被彼得斯贬得一无是处，难免给人以悲观与无力感。事实上，彼得斯并未对交流失去信心，在他看来，“交流失败固然令人羞愧，但它正是推动交流观念形成的第一力量。”在共建意义空间的过程中，交流不仅是为了共享思想、观念和诉求，还应建构一套更加开阔的交流观念。麦克卢汉早已提出“地球村”的概念，认为广播、电视、互联网和其它电子媒介的出现将极大便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当下，我们已经接近甚至抵达他所预言的未来，但媒介技术在延伸了交流空间的同时，也模糊了不同受众间的界限，减少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美国政治学家帕特兰曾提出“独自打保龄”的概念，指出高科技让社会变得越来越孤立，人们自说自话，变得孤独而被动，社会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然而，这种困境并非特定时代下的产物，纵观传播发展的历史，交流从未达到一种完美的状态，各种交流符号构建的隐喻世界里，伴随着传播技术和观念的演进，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艰涩的思想研究也终会归于实际、温情和世俗的人际关怀。

诚然，对立与冲突难以避免，我们必须承认并接受不完美的交流现实，但这并未否认基于交流的各种实用的合作。“对空言说”的危机之下，传播学应重塑关于交流的想象，通过互动性的交流实践来影响媒介世界，再由媒介世界对于人际关系的延伸反观交流的偏向。当交流不再受限于技术话语和治疗话语，而是转化成人与人之间能动的实践活动，自我的心灵世界才能得以解放，社会才能看到改善交流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