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从本质上说，就是人们对既往人类社会的一种深入的认识活动。从它的认识方式和认识目标上可分为多种不同形态，其中抽象性认识在历史认识的进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在原则上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历史学也不例外。历史的抽象性认识，主要以理论思维的方式进行，是反映历史事物的概念在思维中形成与运用，并发展为一个概念的体系，从而导致具体历史在思维中再现的过程。它在深度和广度上主要可分为归类式抽象、本质的抽象、必然性抽象、统一多样化抽象等几个层次。一、归类式抽象归类式抽象是以既定的史实为直接出发点，将同一类历史事物归结于一起，通过对比而认识其共同属性。其认识上的特征是：(一)认识行为的类别观念，这对于选取认识客体的范围和方向起指导作用。选择认识客体不是任意的、盲目的，而是基于对历史现象条分缕析的结果。《史记货殖列传》将工商业者作为认识对象，一方面是对这类人物活动的概括，另一方面也有着对社会上职业类别的分析。(二)对一类历史事物的某种共同属性形成抽象概念，或对一类历史现象有个统括的说明。例如“工匠”、“农夫”、“商人”等概念，都是对某种职业共同属性的反映。

归类式抽象对认识客体的注意点不是完整的具体史事，而是历史的一个个局部问题。但由于具备着分门别类观念，归类式抽象也避免了孤立地观察个别事件，开始探索历史现象之间一定限度的内在联系。有选择的、分类别的归类式抽象，打破了历史联系的自然状态，对历史事物进行了分类抽引，发挥了认识的能动作在我国古代，历史的归类式抽象相当发达，而且很早就被应用于历史著述的编纂中。古代最初的编年体史书，尚按自然的状态复述历史，司马迁撰写《史记》这部纪传体史书，则将历史的内容予以归类。在《史记》中，“本纪”、“书”、“列传”等体裁，皆选择了外观上有共同属性的一类内容。特别是“列传”中使用了“循吏”、“酷吏”、“游侠”、“货殖”等类传的形式，对一类历史人物共同属性的抽象与概括已相当明确。这是打破跟踪历史自然状态的编年纪事，直接应用归类式抽象的认识成果。归类式抽象虽然是历史认识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但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所概括的历史联系，仅在于历史事物的外在状态和历史活动的外在结果，缺乏对历史问题内在矛盾的分析。同时，这种抽象在认识上很难跨越“类别”的界限，至多在相仿类别、相反类别之间作小范围的外观上的对比而已，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认识的肤浅性与狭隘性。

例如对于封建时代的官僚，可以归结为“清官”与“赃官”，“循吏”与“酷吏”，“忠良”与“奸佞”，“清流”与“浊流”等等不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06的类别。这些抽象固然也提供了对古代官吏的历史认识，但却不能据此直接提高到对封建官僚制度本质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干扰对本质问题的探讨。多年以来对“清官”的讴歌就酿成了认识混乱的后果。我们了解了归类式抽象的特征及局限性，就可以既不被历史研究中各种归类分析方法所迷惑，又能汲取其合理的因素。例如：在西方风靡一时的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体系，其中不乏历史认识上的真知灼见，但他对整个世界史的认识，则是按其外在形态分成20余种互不相干的“文明”。这种体系，就是以一种归类式抽象的方法构造而成，只处于抽象性认识的初级阶段。然而，国内有的文章将汤因比的历史体系推崇为“高层史学”，显然是不正确的。复杂的历史事物，常常在不同侧面表现为不同的属性，人们在认识中便可能得出多种多样的归类分析。这里，归类方式和归类标准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对历史进行归类式抽象时，应当将它作为加深认识的阶梯，使归类分析的结果预示出探索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的广阔前景，这就需要认真采取科学的归类方式与归类标准。

例如：在对中国古代地主的认识中，是根据其处世行为的外在状况分别归类为“善人”、“刻薄鬼”、“恶霸”等等，还是根据其如何取得土地与财富的经济、政治等特点予以归类分析，这对于进一步认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本质来说，二者的效果是大相径庭的。很明显，在前一种归类式抽象的基础上，无论怎样对有关资料统计、分析与对比，都难以使历史认识再有实质性的提高。二、本质的抽象任何历史事物都是历史现象和历史本质的对立统一。历史现象是丰富多变的，历史本质是内在的、相对稳定的。本质固然是通过现象来表现的，但并不是直接的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归类式抽象可以给认识历史本质提供一定的基础，而真正认识其本质，还须在适当的归类式抽象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抽象思维，这个认识过程可称之为本质的抽象。本质的抽象旨在得出高度概括历史客体根本性质的判断，这就需要通过历史现象中共同的东西分析其内在联系，考察历史事物在历史的、社会的联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例如：对中国古代宦官这一阶层所表现出的大量历史现象，经过归类式抽象，可以得出这样一些认识：宦官是一类经过阉割、在宫廷供职的人；宦官可分为干政与不干政的，有很大权势的与一般供职的，个别因皇帝的宠信而得势的人与结成团伙一时左右政局的等等类别，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再深入思考，就可以发现，名分卑贱而活动于最高统治者周围，是关于宦官的历史现象中共同的东西，并且是宦官社会地位中的一对矛盾，宦官在古代的作用及结局是受这种矛盾制约的。

于是，再联系宦官在整个古代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进行深入探讨，就可以认识到：宦官一方面是封建皇权专制和封建礼教残忍性、腐朽性的产物，一方面又常常作为权力斗争的补充体。宦官阶层受害于专制主义和封建礼教，而其社会活动却大多体现着封建政治与伦理的残忍和腐朽，这就是对宦官本质抽象性的认识。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本质的抽象打破了归类式抽象的“类别”界限，是在考察事物的普遍联系中完成的。具体历史事物的本质，不可能被独立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3认识，而总是被与其密切联系的历史事物一同认识。由此可见，本质的抽象具有超越归类式抽象的深度与广度。复杂的历史事物，其本质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质具有各个不同侧面的多样性；第二，本质具有深浅程度不同的多样性。以某一历史人物来说，就不但有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的活动，还可能有科学、文化、艺术上的活动，而每一方面的活动，都表明他的一种特质。这多方面的特质有时不能概括为一种统一的本质，而是从各个侧面共同地反映该人物的本质。这就构成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几方面的本质。例如宋徽宗是个腐朽的皇帝，但在书画艺术上很有造诣；东晋的顾恺之是中国古代书画史上的巨星，但却迷信、傲慢、放荡，充满士族地主的庸鄙作用；清代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富于创见性，但他狂热维护封建纲常伦理，鼓吹吃人的礼教，这一点落后于当时许多学者。

可见，应该承认这类人物本质的多样性。当然，多方面的本质中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本质，这是由他的主要历史活动和对历史的主要影响决定的。阶级分析方法是认识历史人物主导本质的最重要、最普遍的方法，但又不是惟一的方法，因为历史人物的主要活动和主要历史作用并不全表现于阶级关系之中，如顾恺之的主导本质是在艺术方 面，章学诚则在史学方面。从理论上明确和把握本质的多样性及主导本质的标准 问题，对于历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事物除了具有各个侧面本质的多样性之外，还存在深度不同、层次有别 的本质。对一个具体的封建官吏来说，“忠正”或“奸佞”的判断已经触及了该 人的本质问题，但这是层次较浅的本质。将之置于封建社会政治关系、阶级关系 中，考察哪些人代表地主阶级中什么阶层的利益，哪些人代表了地主阶级长远利 益，在历史发展中各起多大的促进或阻碍作用等等，就会抽象出更深刻的本质。 列宁指出：“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 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是一个“辩证法的要素” 。将本质区分为深度不同的各个层次，既可以辩证地对待以往的历史认识水平，又可以防止认 识的僵化，推动本质的抽象认识向更深刻的方向迈进。

三、必然性抽象 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包含着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两个方面。所谓历史必然 性，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经过的基本趋势，偶然性则是对这种趋势 的摇摆和偏离。历史的必然性通过丰富、多变的偶然性开辟道路。凡属历史的必 然趋势，都可称之为规律。但习惯上我们常常把较大范围、较大时间跨度的历史 必然性称为历史规律。历史必然性抽象认识的主要目的，在于认识历史规律。承 认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便会顺理成章地承认历史学是一门成体系的科学；透 过大量的历史偶然性得出对历史规律的抽象性认识，是历史科学的关键性任务。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内在原因，即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而发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使历史 学真正成为科学。但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总体发展作出的阐述，并没有穷尽对 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一方面，对历史总规律的认识还应丰富和发展；另一方面， 各类历史事物在历史必然性联系中占有怎样的地位，是一个开发不尽的研究课 《列宁选集》第2卷，第608 对于历史必然性的理解，要防止绝对化。第一，不应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界限绝对化，因为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许多论著对此均有阐明，这 里从略。)第二，不应将所有历史事物的必然趋势和发展程序绝对化，因为历史 上存在着某些必然的发展趋势被打断、发展程序被改变的现象。例如：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在印度河流域有十分繁荣的哈拉帕文化，后来却灭绝了，其原因 尚未完全弄清。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外族强力的入侵与野蛮的屠杀、破坏。公元 前约1500 年，爱琴海上以克里特岛为中心的米诺斯文化相当繁荣，大概已进入 了阶级社会，但后来却灭绝了。其原因很可能是附近散托临岛一次火山爆发，引 起强烈海啸和随即而来的火山灰覆盖。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非洲的多数地区， 都由于殖民主义者的侵入而改变了社会发展的必然程序；中国也由于资本主义列 强的侵入，没有经过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既然某种范围内的历史必然性有 可能被打断、被改变，那么怎样才能对历史必然性作出恰当的抽象性认识?我们 认为：对历史必然性的抽象，必须结合于社会系统及其层次的分析。 任何一个由社会关系组成的集团、民族、国家等等，都可以看作一个社会系 统；随着社会联系的日益广泛，直至全世界人类组成一个大的社会系统；同时，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又时时组成自然—社会的生态系统。

一个社会系统有没有自身 独立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然程序，以及抗拒外来干扰、贯彻这种必然性能力的强 弱，可称为系统的有序性。系统的有序性至少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1.系统内部 结构的完整性和严密性。如一个民族或国家，比一个派别或集团的有序性强；2. 系统所占据的时空地位。如一个大的、历史悠久的国家比小国有序性强；3.系统 内在矛盾运动的展开程度和系统的发展水平。如资本主义社会比奴隶制、封建社 会有序性强。三个因素是互为补充的。哈拉帕文化、米诺斯文化的灭绝，是其本 身的有序性尚不足以抵御强大的外来因素。这种外来因素，大多来自另一社会系 统或更大的自然—社会生态系统发展的必然性。印第安人、中国及其他一些民族 在社会发展上的变异，都可以这样分析。以上这种情况，均不足以否定人类社会 的发展存在着普遍规律，问题在于对普遍规律的表述适用于哪一种社会系统。社 会系统的层次分析及其有序性的概念，有助于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 对历史必然性的抽象，有着两种深刻程度不同的认识方式：一种是经验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