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书影。

供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简称《人海之间》）是一本关于海洋世界中古代中国的学术随笔，焦点在于古代中国的海洋活动，或者说“海洋中国”。

长期以来，古代中国被视为陆上国家，也就是农业国家，粮食为其根本，长城是其象征。然而，古代中国和现在一样，东邻太平洋，南俯南海，海岸线长达三万两千多公里。因此，近些年来也有学者从海洋的角度来研究古代中国，将其视为海洋国家。作为海洋国家的古代中国和作为海洋强国的近代欧洲，也常常引起很多学者的注意并被用来分析近代中国的一度衰落（所谓“东方的衰落”）和近代欧洲的崛起（所谓“西方的崛起”）。这是一个大课题，并非本书的主旨。不过，从海洋的角度来探索古代中国，倒也不失为理解近代中国之轨迹的一个独出心裁的切入点。

我对“海洋中国”的兴趣，始于2003年11月至2004年7月间。那时我的博士研究获得了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的写作资助，这个研究资助的设立，目的就是为正在学术研究与生存双重压力下挣扎的博士生提供经济上的资助，我有幸成为这个资助的第一个获得者，由此在新加坡待了八个多月。回想起来，非常感谢亚洲研究所的远见，特别是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韦杰夫（Geoff Wade）以及孙来臣的帮助。由此在新加坡待了八个多月。

那时，我对“海洋中国”几无所知。在亚洲研究所召开的关于古代中国瓷器出口的一次研讨会上，我居然疑惑于唐代北方瓷器出口到东南亚一事，回想起来，羞愧异常。不过，在那里的大半年里，我开始学习“海洋中国”特别是古代中国和东南亚交流往来的历史。2004年8月博士论文答辩后，我马上奔赴美国弗吉尼亚的威廉玛丽学院任教一年。当问我想开一门什么新课的时候，我马上想到了“海洋中国”（Maritime China）这个题目并在那里第一次边学边上了这门课。

当然，那时的我，对于“海洋中国”而言依然是一个槛外之人。

2005年12月，我受聘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任教，开始讲授“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交流”这门课，也开始相对系统地学习这个领域。而后随着自己研究领域的扩张，我也把视角从中国与东南亚的互动扩展为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洋的三角关系，把“海洋中国”扩张为“海洋亚洲”。特别是在研究海贝的过程中，我愈加意识到“海洋亚洲”的整体性以及它对了解亚非欧大陆以至整个世界的重要性。“海洋亚洲”如同“海洋中国”一样，不仅仅包括海域，还包括海岛、半岛、滨海地区乃至其辐射所至。从这个意义上讲，“海洋亚洲”纠正了过去关于亚洲的界定和想象，将陆地视觉与海洋视觉结合起来，重新定义了亚洲。

2017年8月，我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来到澳门大学，在这里完成了第二本英文专著Cowrie Shells and Cowrie Money：A Global History（Routledge，2019；简体中文版《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2021年11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引进和出版），并研究和撰写了第三本英文书稿，后者是一本从宋元明时期中国与印度洋的互动来探求“海洋中国”与“海洋亚洲”的著作。早在为《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一书搜集资料的时候，我就注意到1974年在泉州湾发现的南宋沉船，也就是本书所说的“泉州一号”。泉州一号的船体残骸中发现了2000多枚海贝，这引起了我的高度兴趣。根据自己对海贝将近二十年的研究，我马上意识到1980年代中国学者关于这艘南宋海船很可能是从东南亚尤其是三佛齐返航的论断，虽然谨慎但未免太过保守，因此，我向海洋史的前辈钱江老师讲述了印度洋这个可能性。我和钱江老师过去只有一面之缘，但他提携后辈不遗余力，马上鼓励我写成文章投给《海交史研究》。于是我一气呵成，完成了这篇论文，随后很顺利地被《海交史研究》接受并在2021年第一期发表。

这是我关于“海洋中国”研究的一个比较重大的发现，所以我把这篇文章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表了。澳门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王雨博士不但在其微信朋友圈中转载，而且加了谬赞推荐，这又被澎湃新闻网的编辑彭珊珊女史注意到。当时碰巧是泉州第二次申遗成功的时刻，彭珊珊编辑邀请我将这篇关于泉州湾南宋海船的研究以科普的方式介绍给读者。

在写了泉州一号的科普短文之后，我又顺着第一篇提到的泉州一号里发现的龙涎香，写了第二篇。这时，彭编辑提出是否可以开一个海洋史主题的专栏，我当然非常愿意，而且顺口就说，专栏不妨就称为“人海之间”。这便是这本随笔的由来。

这本随笔总共有21章，其中约一半媒体发表过，涉及海贝的个别章节系从拙作《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改编而来。收入本书时各篇都作了一些修改，特别是增加了一些因字数限制而不得不在媒体专栏中割爱的细节。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船”是本书的切入点，根据发掘先后，依次介绍了三艘沉船：第一艘就是1974年在泉州湾发现的南宋沉船泉州一号，第二艘是1998年在印尼海域发现的阿拉伯式海船“黑石号”，第三艘是最近打捞的“南海I号”。泉州一号这艘宋代海船的发现对中国海洋史的研究意义至为关键，故全书以之“起航”。黑石号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往返于东亚（中国）与印度洋的古代海船，意义重大；而它代表的“缝合船”的造船法，流行于古代印度洋世界，首先驰骋于亚洲海域，值得一提。南海I号时代早于泉州一号约一百年，它和泉州一号都是宋代中国的远洋帆船。需要注意的是，取代黑石号直航印度洋的便是宋代中国的“泉舶”与“广舶”，泉州一号和南海I号均属于前者。

第二部分“物”，也就是商品，大致从这两艘沉船的发现出发，逐一介绍了中国和亚洲海洋流通的商品，包括龙涎香、椰子、海贝与珊瑚等。第三部分“事”则在虚实之间，侧重于海洋知识、信息与文化，甄选了在印度洋和海洋中国之间流传的故事，或者说“海上流言”。“实”者如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细节、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等人对马尔代夫的记录；“虚”者如女儿国、人参果、南海观音的信仰、中国鱼鹰的传说等，努力勾勒其流传与衍变。其中或真或假，似真似假，半真半假，亦真亦假。第四部分“人”则逐一追述了从汉晋时代到郑和下西洋这一千多年中到达印度洋世界的古代中国人，以管窥先贤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足迹。

这四个部分，涉及海船、航海技术、地理知识、海洋生活、商人、商品以及相关的文化痕迹，无法截然分开。同时，由于作者个人的旨趣，本书重心在于古代中国和印度洋的海上交通，印度洋是重点，东海和南海叙述得不多。东海和南海毗邻中国大陆，而印度洋则是古代中国的极远（西）之海，是“海洋中国”的最远触角，代表了“海洋中国”的最高峰，故本书用力颇勤。读者或可发现，印度洋的马尔代夫时常在书中出现，这不仅是因为它坐落于海洋亚洲和海洋贸易之要冲，也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古代中国与印度洋世界交往之兴衰沉浮。

本书的主题试图突出古代中国也是“海洋中国”，而“海洋中国”与“海洋亚洲”及“海洋世界”是密不可分的。采用海洋史的视角，将古代中国置于“海洋世界”当中，或许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和世界有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至于欧人西来之后的“亚洲海洋”，本书着墨不多。其原因一方面是读者对于古代中国的海洋经历相对陌生，而作者对此颇有兴趣；另一方面是近代以来头绪颇多，亦非作者所长。序言标题中“我闻如是”四字，不过是借用佛家之语来揭示历史的本质特征，也就是根据所闻（读到的材料），构建过去发生但逐渐被时间沉淀、掩盖和湮没的人、物、事。古代中国的海洋知识，或者说，古代中国乃至古代世界的海洋知识，也大致口耳相传，如同流言与白云，虚幻与真实交错并存，这也是本书的旨趣所在。

由于本人学识有限，此书恐有不少谬误，前后文也略有重复，还请读者批评与谅解。

（作者系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博士，现为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西泠印社社员，其所著《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获第17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推荐。本文经授权摘编自《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一书序言，原标题为“我闻如是：海洋中国”，现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