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这个词汇出现较早。但在中国学术界将中国文明起源作为一个学术专题进行探索，大致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而对这个课题首次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夏鼐。1983年春，夏鼐在日本演讲《中国文明的起源》时，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课题所涉及到的“文明”一词的概念与含义，并从考古学上追溯了中国最早的文明，还指明了进一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范围和大致的地域范围。

夏鼐在那次演讲中依据摩尔根--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史学说，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文明”一词的概念和含义。他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纪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

如果按照夏鼐确定的“文明”一词的概念和含义，那么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最早探索，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研究方法来探索中国的古代社会。他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序中指出：“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走向。”“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纸。”“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方法便是以他为响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红种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研究的主要是殷商社会制度，但他研究的目的是要写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中国续篇，这表明他实际上已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所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应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先导。

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928年至1976年的准备期（资料积累期），1977年至1985年的初步探索期，1986年至2000年的全面开展期。2001年以后，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开展为标志，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一、1928年至1976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

1928年至1976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大体上处于资料积累的初始阶段。1928年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可作为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其中又可以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为探索夏文化而开展的豫西考古调查为标志，将这时期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这时期的前一阶段中，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为探索商代文明，对安阳殷墟进行了10年15次的发掘。发现了商代后期王都的宫殿宗庙建筑基址群、甲骨档案库、王陵和千余座为祭祀王陵而牺牲的小墓或祭祀坑，出土了一批反映商文明特点的甲骨文、青铜礼器、兵器、车饰等。使学术界开始认识到商殷时期已经出现了国家。如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分别于1936年、1941年、1944年提出商殷时期已形成国家，郭沫若则在1942年认为殷周是奴隶社会。后来，曾多次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李济，依据安阳殷墟15次发掘的收获，首次探讨了中国文明的开始和特征，于1957年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了《中国文明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Civilization）。李济在该书中指出：安阳殷墟表明的商文化，具备着熟练的铸铜技术，独立发展的文字系统，和一种复杂而有效率的军事组织。这文化表现出物质生活的富庶，高度成熟的装饰艺术，明确的社会组织和对祖先极高崇拜的神权政治。他认为所有伟大文明的发生都是于文化接触的结果，殷墟商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开始阶段。他在1935年还曾推测，在殷墟商文化以前仰韶文化以后的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青铜文化，其相当于中国传统史学中夏及商代前期。后来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印证了这一推测。

另一方面是追寻殷墟商文化的源头，在山东、河南等地探索龙山期文化遗存。至1939年，梁思永研究龙山期文化遗存，在提交第六届太平洋学术会议的《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中，总结了龙山文化的特征，并将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他认为龙山文化与殷文化在十个方面有着共同点，后岗二层是豫北殷文化的直接前驱。该文实际上点明了龙山文化时期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

在这时期的后一阶段中，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成果，主要是围绕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与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以及探索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经济形态和私有制起源问题。

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至1973年全面揭露出一座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宫殿建筑基址，以及一批铜器、玉器和大型石磬等，并将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四期，宫殿基址、铜器、玉器属第三、四期。这些发掘资料公布后，围绕夏文化探索或早商文化研究，对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展开了初步探索。如佟柱臣的《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谈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一文认为，仰韶文化时期还未形成国家，只有到了龙山文化及其以后，才出现了夏代奴隶制国家，处于文献记载的夏族活动区域之内的二里头一期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年代上相当于夏，应是探索夏文化的对象；夏代晚期属于青铜时代，早期属于红铜时代。他还依据文献论证了夏代已按地域来划分国民、设立有公共机构，进而说明夏已是奴隶制国家，并依据二里头遗址第三期资料论述了早商的手工业、商业及阶级对立情况。李民、文兵的《从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看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一文，则主要依据二里头遗址第三、四期资料讨论了商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问题，认为二里头宫殿遗址是奴隶制国家的政治、军事中心。

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经济形态和私有制起源问题探讨，主要是伴随着对各地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研究的深入而展开的。对各地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的研究主要有石兴邦的《我国奴隶制国家形成前夕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文，认为黄河流域各地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在冶铜术、精磨和镂刻技术及制陶等工艺技术方面较仰韶文化时期有了显著提高，农业、畜牧业等生产的发展使社会分工更加明确，父权制的确立使集体劳动变成了家庭劳动，由此产生了贫富分化，私有制也因之萌生。并推测“也许龙山文化末期就是夏文化的开始，或者夏文化本身就是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发展到后期的一个阶段。”这时期从考古学上探索父权制的内涵，对后来的中国文明起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大汶口文化所有制的探讨，是在《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一书出版后展开的。在1975、1976年间发表了5篇论文，如宋兆麟的《我国私有制出现的重要例证-对大汶口遗址随葬制度的剖析》，魏勤的《从大汶口文化墓葬看私有制的起源》，单达、史兵的《从大汶口文化遗存看我国古代所有制的孕育和萌芽》，于中航的《大汶口文化和原始社会的解体》，鲁波的《从大汶口文化看我国所有制的起源》等。他们大都认为大汶口文化时期私有制产生了，正经历着原始社会的解体；也有人认为当时处于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的阶段，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主，所有制只是有了孕育以致萌芽。

对大汶口文化研究的深入及有关问题的讨论，是引发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蓬勃开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初始阶段中，在中原、海岱、长江中游、环太湖、辽西等全国各区域相继发现确立了一批新石器文化和商周时期文化遗存，初步建立起各地区秦以前的考古学文化编年，还对仰韶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通过对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的大规模发掘确立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年代和文化关系，建立起中原地区距今7000年以来至殷墟商文化的文化编年，为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基础。而对仰韶文化社会制度的探讨，则为以后对中国国家形成之前的社会制度的研究积累了经验。

二、1977年至1985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

如果说1977年以前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主要是考古学上的资料积累，即通过安阳殷墟的发掘，揭示灿烂的殷墟商文明；通过郑州商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初步的大面积发掘，追溯早商王室文化，提出了探索夏文化、夏代国家的课题；通过对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和各地龙山文化的考古研究，以及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与确认，探索新石器时代晚期经济形态的变化与私有制的产生等问题，为日后探索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条件。那么1977年以后，则依据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成果，明确地提出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课题。

标志这一阶段开始的研究工作有两项。一项是唐兰对大汶口文化陶器刻划符号（或称陶文）的研究，提出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另一项是由安金槐率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的夏文化探索过程中，在登封告成镇西发现“王城岗”城址。

唐兰对大汶口文化陶器刻划符号的研究，是1975年以来开展的对大汶口文化社会发展阶段及私有制产生等问题研究的继续。他在《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一文中认为，大汶口文化已经出现了阶级，是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论据有5点，如大汶口墓葬中贫富分化现象、墓葬等级差别，男女合葬墓中随葬品偏重于男性一侧，有43座墓随葬猪头、最多的一座有14头，已经有了文字等。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论据是文字。他认为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刻划符号“?”是文字“炅”，是我国现行文字的远祖，据此进一步推测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是从氏族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初期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并认为我国奴隶制社会时间长达3000余年，分为三期：传说时代中的太昊、炎帝、黄帝、少昊是初期，帝颛顼、喾、尧、舜为中期，夏、商、周三代为晚期。

关于汉字的起源，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从古文字学的角度进行过探讨。郭沫若在1972年提出：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类似文字的刻符，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于省吾于1973年认为半坡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他还考释大汶口文化陶尊刻符“?”为“旦”字，并认为当时已经有了由更早的简单独体字演化成的复体字。

他们的这些研究，主要是探讨汉字的起源问题。而唐兰对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刻划符号的考释与传统史学中传说时代的人物联系了起来，作为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论据之一，则将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赫然地提了出来。

唐兰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并针对其观点展开了一场有关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的学术讨论。在讨论中，唐兰坚持其观点，主张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有了文字，进入了初期奴隶制社会，中国的文明史应从黄帝开始，已有6000年左右。

这场学术讨论持续至1979年。通过这次讨论，加深了对约距今5500～4500年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尤其是距今4800～4500年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文化特征、社会性质的认识，以及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器刻划符号所体现的远古文明火花的认识。而这次学术讨论所产生的深远意义，则是在考古学界、史学界播下了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种子，催发了研究者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与地域的深思。

七十年代后期对夏文化的探索，是1959年豫西调查后大规模发掘二里头遗址的继续，分别在晋南和豫西展开。1977年春在豫西登封告成镇西发现“王城岗”城址后，于1977年11月在登封召开了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提出了禹都阳城即“王城岗”城址，以及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探索夏文化、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文化的问题，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方面研究的深入与展开的讨论，为探索夏文化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同时也启发研究者先后在中原、海岱、长江中游等地区寻找距今4000年以前的城址。所以，登封“王城岗”这一中原地区距今4000年以前城址的首次发现，实际上也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拉开了序幕。

1977年至1985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尚属初步探索阶段，其特点仍然是考古探索为主导，在局部领域展开，并依据日益丰富的考古研究成果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而最重要的是开始了从理论与具体个案的分析上进行了系统研究。这时期形成的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明显推动作用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