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思想史考古与MEGA2研究前沿

——纪念MEGA2问世50周年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0期。

作者：张一兵、孔伟宇，单位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

如何以科学的方式“打开”MEGA2？如何站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基础上，与MEGA2的研究前沿进行学术对话？如何利用MEGA2的最新文献成果，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权和话语权？这是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研究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MEGA2的历史编纂与学术争论

197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2）以试行版的形式问世。50年来，随着MEGA2文献的不断整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以更加完整的历史姿态向国际学术界展现出来。然而，全新的文献编辑形式和内容也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传统的理论解读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和困难。如何立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科学的方式“打开”MEGA2？如何站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基础上，与MEGA2的研究前沿进行反思性的学术对话？如何利用MEGA2的最新文献成果，服务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权和话语权？这是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研究需要重点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纵向来看，MEGA的编纂和出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编辑特点。1927年，由达维德·梁赞诺夫主持编纂的MEGA1第1卷正式出版，该版本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完整性和忠于原文为编辑原则，以“发展史”为编排线索，第一次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以历史考证版的形式公开于世。1972年，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辑出版的MEGA2试行本问世。该版本以科学性为编辑原则，采用了试验出版的形式。1975年，柏林的狄茨出版社正式出版了MEGA2。按照最初的出版计划，MEGA2将以“编年史”的编排顺序出版100卷，预计1990年代出齐。后来，计划将卷数扩大至120—170余卷，其中MEGA2第四部分除去原先计划中的笔记部分外，还计划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目录及书中所写的阅读批注——栏外边注、记号、划线等——全部编辑收录。1983年，MEGA2出版了第四部分的批注集试编本。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为了继续推进MEGA2工程，特意成立了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将出版的大旗交由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MEGA2除了坚持完整性和科学性的编辑原则，还增加了“去意识形态化”的编辑方针。根据现任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主席米夏埃尔·宽特的计划，《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共产党宣言》《伦敦笔记》《新莱茵报》文章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笔记和书信将在这几年陆续整理出版，而MEGA2全部项目预计将于2032年出版完成。

横向来看，MEGA2的整体出版结构较为固定，但是每卷的具体出版计划至今仍在不断调整中。由于MEGA1的编排方式以“发展史”为线索，因此梁赞诺夫将MEGA1的结构划分为三个部分：

（1）除《资本论》外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2）《资本论》及其手稿；

（3）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

而MEGA2以“编年史”为线索，基本遵循了MEGA2的编排结构，在此基础上另外增加了第四部分：

（1）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文章及手稿，原计划出版33卷，现改为32卷。

（2）《资本论》及其手稿，原计划出版16卷24册，现改为15卷24册。

（3）书信，原计划出版45卷，现改为35卷。

（4）马克思恩格斯的摘录、笔记和批注部分，共计两编。第一编（摘录和笔记）原计划出版40卷，现改为31卷。第二编（藏书与栏外边注）原计划出版30卷，现改为1卷，即第32卷。

MEGA1（左）与MEGA2（右）

关于MEGA2的研究以及在MEGA2基础之上所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一直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重点讨论乃至争论的热点问题。在德国学界，围绕MEGA2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围绕MEGA2第一部分，特别是2017年出版的第5卷《德意志意识形态》展开的讨论。自2017年以来，德国学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流看法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本非完整的“季刊”，而其理论内容也并非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时代理论家对当时德国哲学和社会主义的批评。二是围绕MEGA2第二部分——即《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创作问题——展开的大量讨论。三是围绕MEGA2第四部分展开的少量讨论。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的《伦敦笔记》和《危机笔记》的理论分析上。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对MEGA2的研究呈现出三种趋势。第一，在文献研究方法方面更加趋近“马克思学”的方法。自1990年代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成立以来，其新确立的“去意识形态化”编辑原则便成为国外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准则。我们也必须指出，所谓“去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学”，其实也是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尽管“去意识形态化”的编辑原则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编辑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这种看似价值中立的方法恰恰是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本质，这一隐性的意识形态往往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背道而驰。第二，在理论方面主要围绕经典著作进行研究，研究主题趋向于当下时兴的经济理论和人本主义理论。一方面，很多学者试图MEGA2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和《危机笔记》中寻找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答案。另一方面，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逻辑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左翼思潮津津乐道的理论来源，以至于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问题的讨论再次成为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热点问题。然而，众多国外学者对MEGA2的理论阐释主要服务于其主流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却沦为了“手段”。第三，在对马克思思想的来源、内涵和逻辑变化的研究方面缺乏整体性的思想把握。随着马克思新文献的整理出版，对马克思的思想构境的挖掘本应深入到更深的层面。但是，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把握，不仅没有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进行重新梳理，而且很多观点逐渐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甚至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合法性。

MEGA2的理论对话与话语阐释

MEGA2的编辑出版无疑为重新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源，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动态发展史，其中涉及的很多内容在过去的研究中都曾经是空白。然而，当前学术界有关MEGA2研究的现状和趋势并没有完成这一补白的任务，其原因之一就是对MEGA2第四部分的理论阐释不足。必须承认的是，MEGA2第四部分最接近马克思真实思想的发生情境，但又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从文本上看，该部分是MEGA2四个部分中最复杂的，马克思将自己读书的所思所想随笔记录，也将临时的思想实验穿插其中，多处字迹很难辨认，甚至很多页码都是混乱的。从内容上看，MEGA2第四部分包含哲学、经济学、工艺学、政治学、历史学、数学、军事学、农学、地质学、人类学、化学等内容，马克思又以多种语言同时进行书写和摘录，有时一句话中竟包含德语、法语、英语三种语言，这对阅读者的语言功底和跨学科理论功底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毫不夸张地说，笔记性文本只会向作者本人完全“打开”。

但是，这条陡峭的山路必须有人攀登，哪怕暂时看不到光明的山顶。为了系统梳理MEGA2第四部分的理论成果，全面且深入地展现马克思思想史发展的全貌，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做了大量的研究准备工作，经过多年的理论和文献积累，于2017年1月成立了以MEGA2第四部分核心笔记为研究目标的“MEGA2研究小组”，正式启动了对MEGA2前沿问题和马克思思想史考古的系统性研究，开启了“第二次回到马克思”之旅。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题字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阐释权和话语权的重要性，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增强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阐释权和话语权？从20世纪开始，欧洲、俄国和日本等地都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小组，集结了一批优秀学者，形成了众多研究成果。但是，这些小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整理和编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上，在理论上并没有充足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若要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阐释权和话语权，推进国内乃至全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理论研究，就必须立足于扎实的文献基础，对马克思的思想史进行科学的“概念考古”，从而既在文本上也在实践中把握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这也是我们的“MEGA2研究小组”成立的初衷。

我们认为，中国学术界对待MEGA2的基本研究思路应当是“从思想史中来，到思想史中去”。马克思的笔记性文本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马克思阅读的精髓和思考的过程，并服务于马克思的理论目标及其相关著作写作。与公开出版的著作不同，笔记性文本毫不遮蔽地反映了马克思的思想变化过程，很多思想在公开出版物中是看不到的。比如，马克思经常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抹去自己的“哲学痕迹”。因此，我们既要带着思想史背景进入研究，也要带着笔记中的内容回到思想史中去。

为了廓清MEGA2研究前沿的理论地平，更好地进入MEGA2的讨论语境，我们首先做了充足的准备和预热工作。一方面，我们从文献编辑出发，梳理了MEGA在不同时期的历史特点，即以MEGA1梁赞诺夫时期、MEGA2狄茨版时期、MEGA2学院版时期为代表的三种编辑原则。另一方面，我们研究和概述了德语世界和法语世界中MEGA2研究的前沿内容，以及国际学术界对MEGA2四个部分的不同研究。这些准备工作使我们得以进入国际MEGA2研究的前沿，同时也发现了许多值得深入研究和商榷的理论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打开”MEGA2。

思想史考古的每一阶段都是十分艰辛的，我们试图重走一遍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努力使马克思思想发生的原初语境浮出水面。毫无疑问，每一阶段的收获也必然是巨大的，研究成果也常常会启发我们新的思考。

MEGA2的文本研究与思想史考古

我们的马克思思想史考古和MEGA2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马克思的《柏林笔记》和《波恩笔记》研究。首先，马克思在大学时期最初接触到的哲学思想并非黑格尔哲学，而是在其研究法哲学的时候开始接受的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性主义。到了博士时期，马克思才开始受到以“博士俱乐部”为核心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而在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接触中，鲍威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最大。两人可能是基于文艺创作方面的共同爱好而相识的。后来，马克思受到鲍威尔等人关于宗教批判理论的影响，逐渐转向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因此，在马克思初识哲学的时期，占据其主导逻辑的是带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自我意识哲学，而不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在《柏林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大量涉及宗教批判的著作，而没有看到他对黑格尔原著的详细研究。其次，马克思撰写博士论文的准备工作并非一蹴而就。起初，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是伊壁鸠鲁哲学，这从其1839年写作的7册《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可以看出。而作为博士论文主题的原子偏斜运动，马克思直到笔记的第四册摘录卢克莱修时才开始关注。最后，在《波恩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法国历史学家沙·德·布罗斯的《论拜物神仪式或埃及古代宗教同今天尼格里蒂亚的宗教之比较》一书，其中大量出现了“拜物教”概念及其现实分析。这一从接近唯物主义的立场来阐释宗教历史的著述，不仅对马克思最初的自我意识哲学和唯心主义立场产生了冲击，而且有可能构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拜物教”概念的重要理论来源。

油画：“博士俱乐部”里的年轻人

第二阶段：马克思的《克罗伊茨纳赫笔记》及同时期的论文、政论文章研究。我们发现，马克思确实摘录了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和政治学著作。他在摘录中认识到，在封建社会被推翻后，财富成了权威和权力的代名词，私有制关系甚至可以影响国家结构、政治体制和公民的政治权利，这使马克思头脑中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发生了动摇。但是，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直接转变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甚至还摘录了大量关于国家理性原则的内容，因为马克思头脑中的唯心主义主导逻辑使其更容易关注到这些内容。通过考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市民社会概念，我们发现，此时的马克思不仅还没有仔细研读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市民社会”部分，而且此时的市民社会更多地是指法权层面上的私人利益和市民团体，远远没有达到经济层面的“基础”含义。由此出发，我们还从MEGA2的原文入手，重新考察了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德文）与société civile（市民社会，法文）、kapitalismus（资本主义，德文）与capitalism（资本主义，法文）以及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概念和词组的不同话语实践，以此回应费尔南·布罗代尔关于“马克思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的诘难。

第三阶段：对《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关系性解读。首先，我们对《巴黎笔记》中复调式的话语实践场进行了解读。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第一次经济学系统研究处于“失语”状态，因为此时马克思的头脑中所拥有的不再是主导逻辑与从属逻辑的简单二分结构，而是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社会唯物主义的客观逻辑、人本主义的显性逻辑、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隐性逻辑相互交织，三条逻辑共同组成了一种复杂的话语实践场。所以，此时的马克思处在一种思想急剧变化、极富创造力的时期：人本主义的显性逻辑架构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从哪里来”，黑格尔哲学的隐性逻辑决定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到哪里去”，而社会唯物主义经济学的客观逻辑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我是谁”。其次，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文本进行了关系性研究。我们认为异化逻辑的根基性理论来源，一是黑格尔的现象学，在《巴黎笔记》中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要“绝对知识”章》 摘录中可以看到异化劳动理论的完整逻辑构架；二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不断体悟的“劳动创造价值”及其在此基础上思考的私有财产的本质问题。

在对青年马克思的对象化逻辑及其来源进行剖析的同时，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这个看似陌生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中。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工资”部分引用了舒尔茨在《生产运动》中关于物质生产和生产力进步之“弊病”的讨论，而后在《资本论》中再次引用了该书对物质生产的历史性描述。我们认为，马克思之所以时隔多年仍然对舒尔茨的《生产运动》念念不忘，是因为这本书中有很多与历史唯物主义话语十分接近的表述。首先，舒尔茨对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析是基于客体向度的，即从现实的生产活动出发，批判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物性的片面规律、赫斯的行动哲学的抽象概念、德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这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切入口。其次，舒尔茨试图用规律性的方式对生产发展的历史进行分类考察。他以从手工劳动到机器化大生产的发展为线索，将历史上的生产划分为畜牧业和狩猎业时期、农业和工场手工业时期、工业时期，并对每个时期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以此说明人的生产活动如何从对自然的依赖发展为对自然力量的使用。舒尔茨甚至在分析中使用了“特定的生产方式”等概念。这无疑给予了马克思恩格斯创造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动力。

第四阶段：通过对《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和《1844—1847年笔记》的研究，我们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话语转变的重要理论来源。首先，《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反映了马克思从异化劳动话语向生产话语的根本转变。通过对让-巴蒂斯特·萨伊的摘录，马克思认识到，在由“有用性”构成的周遭社会中，劳动并非事物的坚实根基。通过对佩莱格里诺·罗西的摘录，马克思注意到，人类通过生产活动创造了不属于物质本身的运动，而原料“怎样生产”为产品的“应用方式”则是最重要的中介环节。通过对亨利·斯托奇的摘录，马克思得出结论认为，物质生产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前提和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约翰·麦克库洛赫和纳索·西尼耳的摘录，马克思逐渐深化了关于生产力和劳动分工的理解，进而使之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其次，马克思第一次对工艺学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而使其关于生产话语的理论视域逐渐从斯密式的手工业生产向机器大工业生产转变：一是机器生产的普及带来了全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可能性；二是机器大工业的生产逻辑为马克思看待劳动分工和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三是机器化大生产的进步促进了马克思对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性问题的思考。最后，马克思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事物背后的关系性存在。马克思在摘录中意识到财富的本质是关系，而财富则是这些关系得以实现的集合，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活动中，事物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物”的有用性和特殊性。对这种关系的物象化透视恰恰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关系论、关系意识论的重要基础。

在研究《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和《1844—1847年笔记》的基础上，我们还重新探索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各版本文献及其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从文献上来看，自梁赞诺夫首次在MEGA1中编辑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来，不同时期和历史情境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呈现出不同的编辑特点，也反映了编辑背后的意识形态立场。后来，日本学者广松涉首次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的本真性手稿以文献版的形式整理出版，卡弗、孙善豪也纷纷在英语世界和汉语世界整理出版文献版，努力还原手稿写作的原貌。可以说，文献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大大深化了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特别是其中被删除、修改和增补的内容向我们打开了该文本的写作情境。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版本及其相关写作笔记的文本学研究出发，我们重新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和生产话语、劳动分工、关系意识论、社会唯物主义等问题。我们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向我们呈现的不仅仅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观，而且是一个具有反思性理论根基的完整方法论，这从根本上反驳了西方“马克思学”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季刊说”的荒谬言论。

目前，我们的马克思思想史考古和MEGA2研究已经进入第五阶段，即马克思的《居利希笔记》研究，这是马克思深化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辩证地认识资产阶级社会的重要理论发生场。未来，我们在第六阶段中还会继续进入到马克思的《伦敦笔记》及其伟大的经济学革命研究，以及对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和《人类学笔记》及其晚年思考的研究。“第二次回到马克思”无疑是艰辛的，但是我们相信，“光辉的顶点”已经在未来的不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