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历程中，自始至终存在着“予夺褒贬”和“据事直书”两种治史理念。两者既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同时也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中国传统史学中这两种治史理念的利弊得失及其发展演变的趋势，值得当今史学史研究者深思。

古往今来，在任何史家的史学著作里，评价史实和叙述史实都是不可或缺的内容。然而，由于不同时代史家治史的侧重点不同，造成学者价值观念上出现轩轾之分，以致形成“予夺褒贬”和“据事直书”两种治史理念。一个时期“予夺褒贬”理念居于支配地位，而另一个时期则“据事直书”理念居于支配地位，在发展演变中呈现出非均衡态势。

（一）

先秦时期的史学，居于主导地位的治史理念是“予夺褒贬”。

中国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形成了明确的历史借鉴思想。现存最早的古籍《尚书》和《诗经》，多处提到夏、商兴亡的历史，告诫周人引以为戒。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周王室和主要的诸侯国都出现了国史，如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为了更好地发挥史学的借鉴资治作用，当时的国史非常讲究记载历史的方式，形成了普遍遵循的书法原则。所谓“春秋书法”的内涵就是通过一定的记事原则对历史事件毁誉褒贬，从而体现褒善一贬恶的道义。春秋末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自觉继承先秦国史的进退褒贬书法，以修史作为挽救世道衰微的手段，突出表现为《春秋》的“属辞”功能。“属辞”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达到褒善贬恶的效果。先秦史学的“予夺褒贬”理念，对于整个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面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西汉至五代时期的史学，居于主导地位的治史理念是“据事直书”。

两汉时期，史家修史把“实录”作为历史撰述的目标，奠定了中国史学注重征实考信的传统。司马迁撰《史记》、班固撰《汉书》，鲜明地体现出“据事直书”的理念。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史学继承秦汉史学的传统，继续沿着考信求真的途径发展。南朝梁人刘勰强调历史撰述贵存信史，批评某些历史撰述猎奇述远，难以征信。唐代史家刘知几深入探讨撰史原则，提出两个标准：一是在撰述方法上，必须“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二是在撰史态度上，赞誉勇于直书精神，反对曲笔隐讳行为。汉唐时期这一治史理念，直至北宋前期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吴缜认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他对历史事实作了全面的概括，既不是把它单纯地看作人类社会过往的历程，也不是简单地认为史书的记载就是历史事实，而是强调客观历史与史家主观记事相互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史学“据事直书”的理念。

（三）

两宋至明末的史学，居于主导地位的治史理念是“予夺褒贬”。

宋代有一派史家宣称史学的性质在于明经，欲藉《春秋》儒家义理思想褒贬历史，撰史强立文法，突出褒贬进退的修史义例，逐渐形成注重议论褒贬的治史理念。北宋二程曾经告诫弟子谢良佐说：学者不用儒家义理思想指导读史，就会使人心粗；而读史不知阐明儒家义理思想，就是玩物丧志！欧阳修撰《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一味效尤《春秋》的书法义例，造成史书记事褒贬混乱，无法准确地反映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特别强调书法义例的重要性：“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资治通鉴纲目》记载历史人物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以此寓含褒贬之意。然而设例愈繁，愈容易曲解历史事实。至元明两代，学者束书不观，空谈义理，逐渐形成一股不顾客观事实而任情褒贬的治史学风。史家仅仅注重书法义例，而对具体历史事实不甚措意，治史“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导致了史学研究极端空疏的弊端。在这种治史理念影响下，宋元明史家过分强调史学的伦理褒贬性质，而对于史实考证不求其详，不重其实，致使中国传统史学出现了义理化发展趋势，严重背离了史学求真的性质。

（四）

有清一代的史学，居于主导地位的治史理念是“据事直书”。

明末清初史家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治史提倡考据和致用，逐渐转向注重实学的途径，开清代史学风气之先河。到乾隆、嘉庆年间，史家治史把记载和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悬为鹄的，形成了注重征实而慎言褒贬的“据事直书”理念。王鸣盛批评治史驰骋议论的空疏学风给史学造成的危害，强调“凡史宜据事直书，不必下褒贬”，突出历史记载必须尊重历史的真实。钱大昕主张“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因为史家确立的主观分类标准越多，在划定事实归属上越容易出现紊乱，进退无据，导致历史评价的失实。清代浙东学派史家章学诚尽管治史路数与历史考证学派史家迥异，但在“据事直书”的理念上则殊途同归。他特别提出“据事直书，善恶自见”的治史原则，进一步阐明了史家的职责在于尊重真实的历史事实。上述关于“据事直书”的论述，在乾嘉时期史家的著作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充分表明治史求真意识已经深深植根于乾嘉史家的头脑里，成为规范他们研治经史之学的学术理念。

二

在中国史学发展的各个阶段，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一种治史理念居于支配地位，形成特定的学术研究风气。“予夺褒贬”和“据事直书”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两种治史理念和两大学术风气，呈现出交替循环的发展趋势。只有全面考察这两种治史理念的发展脉络，揭示其形成原因，分析其利弊得失，才能把握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特征。

（一）

“予夺褒贬”和“据事直书”两种理念的交替循环，由学术演变的内在法则所决定，是历史发展和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历代史家中，最先触及和探讨这一学术发展趋势的是清代史家章学诚。他在总结各种学术风气特征的基础上指出：“历观古今学术，循环衰盛，互为其端。”所谓“循环衰盛，互为其端”，揭示出后代学术既是继承和发展前代学术精华而来，也是矫正和弥补前代学术失误而起，在发展演变中存在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予夺褒贬”和“据事直书”两种理念也出现不断交替循环演变的趋势。先秦史学“予夺褒贬”的治史理念过于注重书法褒贬，以对历史作出道德评判为旨归，其弊端是造成历史记载的混杂纷乱。汉唐史家鉴于此弊，一改先秦书法褒贬的治史风气，产生出注重征实的“据事直书”理念，标志着传统史学的一次进步。但是，汉唐史学的治史理念过于注重征实，渐渐出现缺乏思辨议论和理论阐释的弊端。宋代史家批评汉唐史家治史“守器而忘道”，宣扬治史辅道的理念，标志着传统史学向注重理论的层面发展，是中国史学的又一次进步。然而他们治史又逐渐形成一股不顾具体历史事实而空发褒贬议论的不良学风，渐渐丢弃了汉唐史学注重征实的传统，产生了驰骋议论的流弊。宋明史学的驰骋议论学风抛弃了汉唐史学的合理内核，变成不顾具体历史事实的空洞议论，背离了史学求真求是的宗旨，最终走到穷途末路，失去了学术活力。清代史家自觉继承汉唐史家讲求征实的治学传统，把空谈义理的史学转变为注重征实的史学，实为宋明以来的一次史界革命。清代史家训诂名物，考订异同，补苴罅漏，以征实理念纠正宋明史学空疏的一面是完全必要的，然而其流弊是把求真作为治学的终极目的，而不注重对义理的阐释，甚至唾弃了宋学注重思辨的合理内核，又从正确走向错误。

正是由于“予夺褒贬”和“据事直书”两种治史理念各自带有偏而不备的局限，造成中国史学中注重考证与注重义理两大主流学派，而每一个学派都是批判和借鉴前一学派而来，在扬弃前一学派失误的同时，自身又产生物极必反的流弊，从而埋下了自我否定的基石，形成学术理念不断循环往复的特征。

（二）

“予夺褒贬”和“据事直书”两种理念的交替循环，也是由于持不同学术理念的史家存在门户之见，相互攻击，从而加剧了史学发展的失衡状态所造成的。治史理念左右着学者的见识，处在特定理念影响下的人们囿于时代的局限，陷于其中而不能自拔，逐渐发展成积重难返之势，导致史学发展出现偏颇局面。而一旦社会历史发生变化，史学研究也必然随之改变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领域，形成与以往不同的治史理念。“予夺褒贬”与“据事直书”两种治史理念由于门户之见甚深，长期相互攻击和驳难，造成循环往复交替出现的局面。首先是持有不同理念的学者因术业各有专攻而尊己贱人，陷入门户之争。一般而言，遵循“予夺褒贬”理念的史家大多表现出“独断之学”，而遵循“据事直书”理念的史家大多表现出“考索之功”。这两种学问都对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尽管“予夺褒贬”和“据事直书”两种理念的产生与演变互为因果，然而却长期相互讦难，纷争不已。治史注重“予夺褒贬”的学者攻击坚持“据事直书”理念的学者不顾大体，支离破碎；而治史注重“据事直书”的学者反过来攻击坚持“予夺褒贬”理念的学者虚悬无凭，没有实据。其次是大凡持有门户之见的学者，除学术宗旨和价值观念存在差别以外，往往还掺杂着意气之争，治史超出学术理念范畴，变成不顾事实的蓄意报复，结果促使史学更加偏离正确轨道。到清代中期，学术纷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严重影响着学术的正常发展。史家治史以特定时代的价值观念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以此为准绳臧否前代史学，陷入彼此不断攻击与驳难的循环境地。

任何一种治史理念，其形成时期都是具有撰述宗旨的学问，成为具有独特体系的自得之学。于是他们有针对性地抨击前代学术的流弊，扭转前人的失误，形成自己的学术主张。而盲目追随某种治史理念的末流学者则失去立言宗旨，走向空洞议论或者掇拾猥琐而没有学术价值的歧途。后人纠正前人学术之偏颇，也只有开创新学风的学者懂得补偏救弊的道理，而附庸风气之人看到开风气者对前人的批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为前人学术一无是处，于是变本加厉攻击前人，导致了学术发展失衡的弊端。历代史家的门户之见和学术纷争从外部加剧了治史理念的往复循环过程，造成“予夺褒贬”和“据事直书”两种理念出现相互盛衰递变的发展趋势。

三

从总体上来说，“予夺褒贬”治史理念的学术特征富于理论思辨，其长处在于把历史问题或史学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缺陷是容易流于空泛不实，脱离历史实际；“据事直书”治史理念的学术特征强调无征不信，其长处在于能够尊重事实而求得历史真相，缺陷是容易流于支离破碎，忽视历史规律。以“予夺褒贬”为治史理念的学者，往往片面突出理论的作用和价值，以儒家义理思想为历史评价标准，甚至不顾客观历史发展的时代，不考察历史人物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一味作出道德评价。然而史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各种史学成果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要正确考察前人的史学成就，必须认清它们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这就要求史家运用分析的和实证的史学方法，而不能笼统和抽象地研究和评价历史。“予夺褒贬”理念注重整体与感悟，而不注重分析和实证，不可避免地流于浮泛空疏，得出的结论不可能完全切合历史实际。以“据事直书”为治史理念的学者，往往强调记载和考证一人一事，把历史评价中的议论褒贬一概视为虚文，显然并不完全正确。“据事直书”理念注重记载和考证历史而不注重阐释历史，只是认识了历史学的部分性质，至多也只能是完成了历史研究的一半任务，远不是历史学的全部内涵。倘若仅仅把求得历史的真相悬为治史鹄的，把功力当成学问，那么历史学只能停留在较低的层次，将会变得没有思想而失去活力，逐渐丧失其存在的价值。

由此可见，治史理念决定着史家研究历史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又作用于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影响着史学发展的面貌。在各种治史理念中，其合理的一面能够促进历史学繁荣发展，有益于社会历史进步；而其偏颇的一面则会使历史学走向衰微，阻碍社会历史发展。在今天看来，历史研究中“予夺褒贬”和“据事直书”两种理念合之则双美，分之则两伤。如果心存门户之见，互相轻视，而不能彼此尊重，相互补充，仍然会陷入前代循环往复的怪圈。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两者并重，随时挽救两种治史理念产生的偏颇倾向，尽量避免畸轻畸重风气造成的失误，最大限度地减少由此而带给中国史学的损失，把史学研究纳入正确发展和良性运转的轨道，促进中国的历史科学进一步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