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整体性研究方法

总体来看，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均是分学科的理论，对现代化过程缺少整体性的观照。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发展的研究，虽然也包含着分学科研究的方法，但又在总体上超出这种方法。马克思始终注意对现代社会发展进程进行总体思考，其研究是和他的历史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是从历史观的高度予以审视和评价，给以深层次的理论阐释。所以，他对现代社会发展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种综合研究的方法或整体性研究方法。

马克思的整体性研究方法主要渗透于并且突出体现在他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之中。在考察现代社会发展时，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2]正是在对这一机体的解剖中，将各种经济的、哲学的、历史的、文化的方法熔为一炉；也正是通过对这一机体的解剖，将现代社会的内在机制及其演化发展揭示得一清二楚。

将社会作为有机体运用于社会发展研究，这一直是从19世纪以来社会学研究的传统。早期进化论的代表斯宾塞就是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看待社会机体的，他认为社会同生物一样都是一个有机体，这两种有机体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人体的生存要有营养、循环和调节三个系统，社会的生存也依赖于相应的三个系统：社会的工业组织向社会提供必要的产品即营养；社会的商业组织，像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一样，把营养输送到机体的各部位；以国家为首的社会政治组织，像人体的神经系统一样调节各部分，使之服从于整体。三个系统相互配合，保持着社会有机体的平衡。而且，整个社会机体的进化和发育基本上是遵循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基本原则进行的。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这种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受到了普遍怀疑，因而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新进化论”的观点，不再把“人类”作为进化的主体，而是把“社会”或“文化”看作进化的主体，强调社会或文化调适能力的增强。像“新进化论”的代表帕森斯就致力于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的调适与增强，并以此来论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这些研究尽管有某些独到之处，但并未正确说明社会从一个阶段进化到另一个阶段的原因和动力是什么，也未能真实地描述这种进化的历史进程，因而自始就与马克思关于社会机体进化的理论大相径庭。马克思首先把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看作是社会进化和社会变迁的基础，认为社会进化的动因是由社会内在矛盾造成的；社会进化的路线也不像生物进化那样是直线型的，相对停滞乃至倒退的现象在历史上是常有的。因此，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同其他进化论相比，在其整体说明上明显高出一筹。

对于现代社会机体的自身建构和动态考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手稿中曾提出如下的方法论原则：“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3]这一方法论原则实际上概括地反映出现代社会在整体发展中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现代社会发展需要一定的前提。马克思认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4]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物质前提，一类是社会前提。就物质前提来讲，“只要资本的力量还薄弱，它本身就还要在以往的或随着资本的出现而正在消逝的生产方式中寻求拐杖。而一旦资本感到自己强大起来，它就抛开这种拐杖，按它自己的规律运动”。[5]现代资本之所以要利用“拐杖”，就因为它的形成和发展不是一下子完成的，而是需要一定的积累过程。即使可以人为地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所有制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但生产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6]，是不能任意超越的。就社会前提来讲，现代社会的发展也必须从现有社会条件出发，利用和创设各种有利条件来为发展铺平道路。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大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要以旧的土地所有权的解体为前提，而这种解体又要以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土地所有权对资本的从属为前提。

马克思还认为，在资本主义有机体中，每一经济关系都是以其他经济关系为前提的。在这种关系体系中，“每一种设定的东西同时就是前提……任何有机体制的情况都是这样”[7]。这就是说，在一个有机整体中，前提并没有绝对的意义。比如，就一般情况而言，生产是社会整体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可是它也是以这种整体为条件的，因为生产的发展也要依赖于整个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状况。当然，对前提作这样的理解并不意味着前提与结果没有任何确定性，而旨在强调对社会有机体的内在联系应引以高度重视。

第二，现代社会发展是一个“内生”过程。现代社会发展之所以是“内生”的，原因就在于现代社会要使“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这“一切要素”，除了一定社会本身固有的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前社会遗留下来的，另一类是外来影响的。就前一类因素来看，像土地所有权、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利息、地租等都是在以前社会产生的，早于产业资本，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则成为从属性的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完全改变了原有的性质和作用方式，成了产业资本的派生物，并受产业资本的支配。因此，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以前遗留下来的因素存在，但在这个机体中，这些因素不是作为外在的而是作为“内生”的因素出现的。再从后一类因素来看。外在的因素固然对现代社会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但要真正发挥其作用，必须经过消化吸收，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必须使这些因素“从属于自己”。所谓“从属于自己”，就是不能生吞活剥外来的东西，而必须根据自己的“胃口”将其消化、吸收。

第三，现代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组织”过程。马克思虽然没有运用过“自组织”这样的术语，但其思想是明确的。在他看来，现代社会这一有机体如同其他生物机体一样，并不是一开始就非常健全的，它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发育的过程。一方面，每一细胞、要素需要不断成长发育；另一方面，整个机体的结构需要完善、发展。正因如此，社会机体要不断“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生物进化，如马克思所说：“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8]社会机体不断创造自己还缺乏的器官的过程，也就是社会机体本身自我修复的过程，是社会机体保持动态平衡的自组织过程。这种自组织过程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一种再生性的发展，正像马克思所说：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个人的最终占有，再生产出处于原有关系的个人……因而再生产出他们的社会存在，即社会，而社会既是这一巨大的总过程的主体，也是这一总过程的结果”。人们“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又新生产这种相互关系。这是他们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新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9]

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增强，同时意味着社会有机程度的提高。虽然一般说来，任何社会都是一个有机体，但是，各种社会的有机程度并不一样。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尽管也具有各自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体系，但总的来说，这些社会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社会整体性：人与自然界之间盛行的是个体化的生产，人与人之间盛行的是血缘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式的依赖关系。这些社会可以说是由无数独立的单个原子集合起来的整体，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有机的系统。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状况，直接的原因是这些社会的“器官”不发达，或是有些“器官”还没有创造出来，缺乏自组织能力，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些社会生产水平低下，分工不发达。由于生产本身就不是有机的，因而整个社会生活也就很难达到有机。只有到现代社会，大工业控制了整个生产，分工协作有了巨大发展，唯有此时，整个社会才变为名副其实的社会有机体。可以说，社会“有机”程度的提高，只是伴随现代工业生产的巨大发展才表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