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思想一脉相承，其发展历史大致可以被完整的划分为诸子百家时期、汉代经学时期、魏晋玄学时期、三教并行时期、宋明理学时期、清代朴学时期、近现代思想剧变时期七个发展阶段。

下面本文就针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总结，为大家梳理一番中国哲学思想的更迭与变迁。

一，诸子百家时期

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古代最早期的思想哲学得以启蒙，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等重要思想派别。

其中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春秋时期的创始人老子与战国时期的庄子，道家学派崇尚无为而治的哲学观念，将“道”这个哲学概念视为世界观信仰，在春秋战国时期最为典型的道家学派即黄老学派，后来在西汉初期一度被统治者视为治国思想。

儒家由孔子创立，孔子从维护周礼的立场出发创立了儒学思想体系，在孔子之后儒学分裂为了八支学派，其中孔伋一派与孟子一派主张政治上的王道与仁政，而荀子一派则更加倾向于权威主义，除去这两个最为主要的战国儒家学派，重要的战国儒家学派还有子张之儒、颜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乐正氏之儒等学派。作为周礼秩序的维护者，儒家的哲学思想大多围绕政治构建活动进行展开，将构建仁政秩序作为了其主要的思想哲学追求。

战国时期，与儒家发生对立冲突的学派有墨家与法家，其中墨家由墨子创立，以维护社会底层民众利益作为其基本立场，追求超越阶级局限的绝对公平，在伦理哲学层面与孟子产生过激烈的思想冲突。法家的渊源则可追溯到荀子思想，荀子的弟子韩非与李斯都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法家立足于统治者视角，主张通过法、术、势加强君主权力，建立起绝对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后世儒家的政治理想与法家的政治方法在中央集权的帝制时代得以融合。

二，汉代经学时期

先秦诸子百家时代最终因秦的统一战争而彻底宣告结束，汉初黄老之学盛行，此后汉代中期儒学复兴，最终形成了以公羊学派、谷梁学派为代表的汉代经学体系。在这个阶段当中汉儒逐步与汉王朝统治集团合轨，虽然实际上汉武帝并没有予以董仲舒重用，反而是利用其天命观念神化皇权，但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立场还是成功地确立了儒学的主流地位，在此阶段儒家学说成为了被社会主流广泛认可的核心学说体系，成为了古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

汉儒是建立在先秦儒家废墟之上的新兴儒家学派，由于来自秦帝国的政治性摧毁，导致汉代儒学著作多为后人复原而得，往往被分为多个版本，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经学为基础的汉儒体系，同时汉代经学又被分为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个体系。汉章帝时期官方编撰集合而成的《白虎通义》可以被视为经学思想在官方领域成功统一的产物。

汉儒对儒学的重构，是儒学得以成为社会主流的关键，但也使得汉儒与先秦儒学截然不同。汉儒学说最大的理论特点就是将道德观念与天命观念绑定在了一起，使用五行天命这样的宿命论来解读政治道德，试图通过这样的框架达到限制皇权与建构汉代政治体系的目的。但汉儒的这一特点反而被汉武帝所利用，汉武帝通过强大的政治威慑实现了对天命解释权的垄断，最终汉儒以限制皇权为目的而炮制的天命论成为了汉代统治者加强皇权的有效手段，更有趣的是，后来王莽篡位时也使用了同样的天命理论，以天命五行解释政治合法性的权术手段由此成为了中国古代政治史当中的重要戏码。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周礼维护者的儒家哲学通过汉王朝的政治改造，彻底演变为了帝制王朝的哲学工具。汉儒又被称为谶纬儒学，大量的谶纬五行迷信观念在这个时期被儒学家加入到了儒学思想体系当中，在东汉的今文经学思想中，纬学内容的社会影响力一度达到了顶峰。

汉儒时期，经学体系架构完成，儒学经典当中的《春秋》、《礼记》、《周易》、《尚书》、《诗经》均成为了汉儒认可的核心著作，汉儒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家国理念也使得汉王朝时期的中原民族凝聚力明显得到了加强。

在汉儒作为帝王之学被统治者广泛接纳的同时，道家思想则在民间生根发芽。汉初兴盛黄老之学，之后以养生自居的黄老之学则最终被以维护社会道德自居的汉儒取代，道家思想在官方主流领域逐渐退潮的同时，属于道家思想范畴的各种思想却在民间广泛兴起，受到儒家谶纬之术的影响，各种方术之道得以在汉代时期广泛流行。

民间道教思想在东汉末期成为了新兴政治力量对抗中央王朝的思想工具。张道陵在四川创立了天师道，标志着道教正式产生，除此之外东汉末年的太平道黄巾军起义事件也可视为道教的另一个支系活动，而这两个主要派系也只是东汉末期各地区道教派系的重要部分。佛教于东汉末期从西域地区传入中国，在汉王朝的统治后期，宗教作为一种新兴的哲学体系开始逐步兴起。

三，魏晋玄学时期

魏晋时期，战乱不止，作为汉家帝王之术的汉儒遭受到了强烈冲击，与汉朝传统的经学相对应的是玄学的兴起，魏晋名士当中广泛流行清谈玄学，玄学家作为乱世时期的特殊儒者，在哲学思考层面摆脱了宿命神学的束缚，将儒学的视角再次拉回到了哲学思辨领域，同时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发展，其中正始玄学、竹林玄学、元康玄学、东晋玄学均为这个时期重要的主流玄学派别。

同时大量士族阶层开始广泛接受道教文化与佛教文化，竺法护等西晋时期重要译经家的出现更是进一步促进了佛教兴起，此后佛教在五胡十六国乱世时期得以率先崛起。

四，三教并行时期

南北朝时期，道教与佛教兴起，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三教并行的文化格局，虽然在此阶段出现了大量的宗教冲突事件，但后来则一度出现了三教合一的文化潮流。

道教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分化出多个派别，其中许多道教流派广泛吸收了佛教文化，以寇谦之为代表的道教人士将佛教世界观大量的融入到了道教体系当中，并废除了许多五斗米道时期的宗教旧例，道教的宗教体系基本完全成熟。

在此阶段，道教当中关于有关炼丹的宗教仪式广泛兴起，在以杨羲(上清道)、葛巢甫(灵宝道)、葛洪、陆静修(上清道)、陶弘景(新天师道)为代表的道教人物的推动下，以炼丹术作为重要活动的道教流派极为兴盛，此时以民间教派形式活动的道教派别逐步衰落，随着门阀政治的兴起，道教的服务对象往往也以重要的世家大族为主。

在北魏的支持下，以寇谦之为代表的新天师道得以快速崛起，甚至被北魏立为了国教，但新天师道后来遭到了支持佛教的北齐政权所发动的政治打击，导致新天师道最终快速式微，关中地区的楼观道与南方的上清道成为了主要的道教派别。

南北朝时期，北方出现了大量佛教石窟，南方则出现了大量的佛寺，邺城、建康等地均为南北朝时期重要的译经中心，鸠摩罗什、道安等人则均为这个时期重要的佛教思想家。中国化的佛教成为了南北朝时期最为重要的时代哲学体系，多个重要的汉传佛教宗派开始出现于历史的思想舞台，中国化的佛教思想引出了中国哲学历史上的此岸与彼岸之辩，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层次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南北朝时期儒学思想依旧被统治者视为重要的政治学说，但明显受到了宗教思想的强烈冲击，一度丧失了独尊地位。在唐代时期官方的支持下，《五经正义》等官方儒学著作出现，儒家开始复兴，同时科举制的推广则大大加强了儒学的社会政治地位。此后韩愈时期出现了儒学复兴运动，推动了儒学思想的进一步变革，儒学思想的哲学性质得到了增强，对佛教构成了新的挑战，为之后的儒学革新打下了基础。在统治者的重视下，唐代三教具为显学，其中道教在唐王朝的大部分时期更加受到李唐王朝统治者的重视，但佛教的禅宗在哲学层面更为兴盛。

唐代时期重要的佛教宗派有以下几大重要支系:南朝智 创立的天台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由北魏昙鸾开创的净土宗；禅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北宗和禅宗南宗；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

其中禅宗与净土宗相对来说影响力更大，禅宗在唐中叶后，一度还出现了禅门五家。禅宗的出现，标志着汉传佛教的本土化的完成，自此佛教文化深刻的融入了古代中国社会文化当中。

楼观道(终南山少阳派)与上清道(上清道茅山宗)是唐代最为重要的道教宗派，在唐代时期，道教的外丹活动达到了顶峰阶段，崇尚炼丹的道教宗派以宗教信仰为核心，包罗了众多的古代科学技术，药王孙思邈与天文学家李淳风等人都可以归属于道教人物的范畴之中。

以张道陵后人所领导的龙虎宗在唐代后期得以逐渐崛起，成为了后来道教正一道的核心教派。

五，宋明理学时期

宋代时期出现了理学思潮，由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所创立的新儒学迅速崛起，南宋的朱熹则将一系列理论重新整理，最终形成了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体系，并开始逐步被宋王朝的统治者接受，许多宋代名臣都对儒学的革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理学文化塑造了儒家道德崇拜主义的完整哲学体系，使得儒家再次回归到了普世性道德哲学当中。南宋时期的理学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在短暂的元王朝统治时期，四书首次被列入了科举考试的范畴。除了理学思想外，陆九渊所创立的心学也是南宋时期的一支重要的儒家学派。

道教当中出现了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汉代的钟离权与唐代的吕洞宾，此后金朝时创立的真大道教后来也在式微后归入了全真道之中。全真道将内丹学说视为其核心修道内容，同时期的南宋金丹道则是另一支以内丹作为主要宗教内容的道教宗派，两派之间在元代出现了一定的合流现象。全真道后来发展出来多个支系，成为了道教体系当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支，其中丘处机的全真龙门一派影响力最为强盛，明代时期的全真武当派也一度成为了道教重要宗派， 自此道教形成了正一道与全真道并存的文化格局。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正一道的发展相对较为低落，全真道则成为了道教当中的最大宗派。

宋王朝统治时期，一批崇尚符箓仪式的道教宗派快速崛起，其中以龙虎宗(天师道)、茅山宗(上清道)、阁皂宗(灵宝道)三派所组成的三山符箓体系最具代表性，后来南方的众多道派最终都被归入到了以天师道为主流的正一道之中。在此时期，南宋地区曾流行净明道教派，后来该派在明代之后逐渐也并到入了正一道之中，金朝地区还出现了太一道教派，该教派在元末后逐渐式微。

宋金时期，藏传佛教开始广泛传入，对中国本土的佛教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理学出现后，中国哲学的重心从佛教文化体系中再次转入到了儒家文化体系当中。

明代后，程朱理学在官方的支持下成为了社会主流，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经典体系的程朱理学成为了明代的主流思想，涌现了薛瑄、吴与弼、陈献章等著名的理学知识分子，除此之外，明代出现了心学大师王阳明，王阳明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学说，并对程朱理学的缺陷之处提出了系统性的批判。

随着明代后期社会体制逐步僵化，有着原教旨主义倾向的理学思想也逐步走向了极端僵化保守的道路，出现了李贽这样与社会主流思想相对抗的异端思想，在明末清初之际，出现了一批以反思传统儒学为立场的新思潮，其中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人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

六，清代朴学时期

清王朝立国之后，朴学兴起并逐渐成为了新的儒学主流思想。

以考据作为核心学术目的的朴学思想对于宋明理学进行了批判继承，对更早期的汉儒经学进行考证，朴学又被称为乾嘉学派，戴震、惠栋等儒学学者都是重要的清代朴学大师，朴学内部又大体分为吴派、皖派等派别。主流的乾嘉学派以东汉古文经学作为主要的考据对象，而朴学的另一支系常州学派则以西汉今文经学作为主要的考证对象。

由于局限于考据，朴学对于儒学体系的革新较为有限，但对于整合儒学的思想体系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由于满清统治者有着明显的藏传佛教倾向，故而对汉传佛教采取了一定的限制行为，道教的文化地位也在此时期出现了一定的下降，加上明清时期民间宗教兴起所带来的影响，作为主流宗教的佛道文化受到了社会现实环境的一定限制。

七，近现代思想剧变时期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社会状态，民族危机大大加剧，腐朽的帝制儒学文化已无法适应工业文明的世界潮流。

魏源、严复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与冯桂芬提出的“中体西用”都对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运动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清王朝基于维护帝制统治而进行的近代化尝试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结。

在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思想得以深入人心，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得以兴起，人文主义启蒙得以广泛推进，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李大钊开始引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五四运动后，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共产主义思想受到了各个群体的重视，中国共产党得以在此背景之下成立。

中国近代哲学的启蒙意味十分强烈，主流学者开始广泛吸收西方的文化思想成果，包括进化论、民主制度、自由理念等等。但主张复古守旧的思想流派仍在不断涌现，与进步思潮之间产生了多次思想冲突。

民国时期重要的论战事件有:梁漱溟与陈独秀之间所进行的中西文化之争；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与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之间所进行的玄学科学之争；严灵峰、任曙、陶希圣、胡秋原等人与王学文、郭沫若、吕振羽等人之间所进行的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辩论。

20世纪30～40年代，金岳霖的《逻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魏晋玄学论稿》等重要的哲学研究作品纷纷出现，对于中国哲学体系的总结与创新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除了启蒙思想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哲学的总结归纳也是民国哲学的主要特点之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了中国哲学领域的主流思想。

总结:

从诸子学说的兴起，到汉儒的兴起，再到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文化格局，以及后来的理学正统。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由早期的哲学启蒙作为开端，以儒学作为其中轴，经历了政治哲学与宗教哲学之间的反复变化，贯穿于整个古代中国的历史脉络当中，构建了以重德文化为核心的古代文化体系。

最终理学正统所推崇的泛道德教条主义在明清时期走入到了一个文化死胡同当中，导致了近代历史当中的一系列思想剧变运动，中国哲学思想最终走上了近代化启蒙道路，由此对于传统价值观的取与舍成为了现代中国社会的一项重要的文化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