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元丰年间，一桩文字大狱震动朝野，以至后代的人们提起它便心惊胆战，这就是苏轼的乌台诗案。因操办此案的御史台俗称乌台遂有此称。在中国文字狱史上，这是一件典型的大案，影响极其恶劣。

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故事梗概）

事件是宋神宗在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推行王安石新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的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先叙为臣过去无政绩，河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面又加上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同年六月，监察御史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用伎俩。他们为什么要诬陷苏轼呢？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主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被罢相。

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会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监察御史何大正为将苏轼一棍子打死，还将苏轼文集进呈，要神宗看那指桑骂槐之诗文。可神宗对此等以文字罪人之事并没有多大兴趣，只命将札子和所呈文集交中书省办理。

舒亶煽惑神宗，说苏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主张对苏轼以“大不恭”论处。也将苏轼文集及札子进呈、以备调查使用。

何正臣、舒宜、李定，以及国子博士李宜等人，对苏轼群起而攻之，欲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神宗便命御史台将苏轼文集审看，七月二十八日，台吏皇甫遵前去湖州逮捕苏轼。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赴御史台狱中勘问。

苏轼在狱中遭受了非人的摧残。那帮小人想要苏轼“认罪伏法”只能靠逼供了，而所逼之手段，最残酷的就是侮辱和摧残，从精神和肉体上打开缺口。有位官员因事下狱，与苏轼关在一处，牢房相离很近，他以诗记下了那种惨相：“遥怜北户吴兴守（指苏轼），诟辱通宵不忍闻。”苏轼的《系御史台狱寄子由二首》诗题亦可证：“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逼供信使将苏轼数十篇作品中的所谓谤讪之词写成“供状”。

元丰年八月二十日，苏轼被正式提讯。

苏轼先报上年龄、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又叙述了历任的官职和由他推荐为官的人。他说，自从做官以来，他曾有两次被记过记录。一次是任凤祥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

到九月，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王安石罢相的次年(公元1077年)，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实为司马光重登withinwinin_WH相位大造舆论。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

狱吏审问不出什么，宰相王硅干脆亲自出马，将此诗进呈，欲置苏轼于死地。《石林诗话》记此事云：“时相（王硅）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脸色一变，说道：‘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王硅就举了苏轼的《桧诗》当作例子：‘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之句，王硅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说：‘诗人之词，怎么能这样去理解呢？他愿意去称赞秦桧，关朕何事？’王硅语塞。”加上大臣章悖、吴充等人从中调解，就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所以苏轼后来没有被判重罪，这些忙前忙后相救的人功不可否则，中国会失去一位光照千古，集词人、诗人、画家、书法’的艺术天才。但是，御史台的人也在疯狂行动，他们准备把新法反对派一网打尽。李定奏上一本，要求太后国丧时不赦免涉案人员。舒亶更狠，他奉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以及他的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然是大失所望。

受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以泄露机密给苏轼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为由，被削掉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子由，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虽然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

剩余的人中，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位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到这诗案总算了结了。苏轼出狱当天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要是由御史台的人检查起来，他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少年鸡”指的是贾昌，贾昌年老时告诉别人，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出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可引申而指朝廷当政的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又是诽谤！

这一场文字狱，不仅使苏轼这位名满天下的果敢刚正诗人险遭不测，侥幸出狱后，他感慨万千。乌台诗案之后，诗案的余波和对苏轼的迫害仍在继续。在此后的宦海沉浮中，他得意之日甚少而失意之时甚多，被贬来贬去，直至北归途中不幸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