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在西方是历史学的世纪，19世纪的西方史学又是以德国史学为代表的。可惜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近代德国史学的研究却不如法国和美国史学那样受到重视。

此中原因，多种多样。除了历史研究整体曾受到冲击以外，德国史学研究相对落后的原因还有，老一辈史学家中，留德的人数远较留美等国的少。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中，由于在大学和研究生一级的教育中鲜有德语教学，学生难以掌握德语而从事德国史的研究。我国德国史学研究的相对落后促使我写作此文，但同时又局限了我的写作。我不想在这儿仅作介绍性的泛泛而读，但更细致的深入的研究尚有赖于国内同行的共同努力。

批注：让我意识到学习语言的意义就在于用这种语言去阅读文章。。。啧啧啧。

德国史学的发展是近代西方史学的先导从西方史学史的内部发展来看，近代史学是以其对史料的批判态度，对原始材料和档案资料的重视和广泛运用为核心的，而这核心则是由19世纪德国史学的发展构成的。这一观点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认识。19世纪以前的人文主义史学和启蒙史学固然也是近代史学的组成部分，但那时历史学尚未成为独立的专业学科，其标志是历史学家还不是一种职业，只是一种爱好。19世纪后半叶开始，历史学的专门化才使得历史学家变成一种职业，并有了专门的历史学研究刊物和学会。这种历史学的专门化（professionalisation）又是在德国开其先的。上述两点证明，德国史学的发展造就了西方近代史学的内核，这种内核直至现在仍是西方史学的重要特征。

批注：论述“德国史学的发展是近代西方史学的先导”。

哥廷根历史学家批判、鉴定史料的方法，逐渐使德意志史学的研究水平领先于欧洲。他们当中成就最大的是施勒策。施勒策在北欧从事研究工作有好几年。这一时期，他运用批判方法收集比较和鉴别史料，对北欧的历史沿革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施勒策发现当时流行的、由英国史学家撰写的北欧历史含有不少错误，因此他决心与他的学生缪勒一起重新撰写这段历史。这一情形表明，德意志史学在18世纪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英国史学的成就。的确，从批判史料的角度来看，德意志史学已超过了吉本的史学成就。现代美国史学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说：“尽管他们对吉本的成就充满崇敬，但那些《哥廷根学者评论》的德意志史学家的评论毫不迟疑地强调了德意志在批判史料方面的领先地位。”因为吉本所做到的只是粗浅地凭据个人印象对史料做一些比较，他并没有认真地鉴别。这在德意志史学家看来，显然不够。

批注：好家伙，我原本以为吉本已经做得不错了。。。

尼布尔对德国史学的贡献哥廷根学者在18世纪下半叶对史学批判方法的倡导和实践，无疑为德意志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正如上文所说，这些学者的研究方法尽管先进，然而由于其研究题目的博大，优越性未能充分体现。显然，要让这种批判方法为史学家所普遍接受，必须有一个具体、扎实的研究实例。19世纪初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1776—1831）对古代罗马史的研究的成功，为史学家树立了一个榜样。罗马史尼布尔的研究为整个罗马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在他以前，残存的古罗马史学家李维的著作被视为权舆，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家如马基雅维里等均凭赖李维等人的著作来从事罗马史的研究。由于他们未能超越这些古代史学著作的局限，古代罗马史研究在19世纪以前没有长足的进展，整个研究未成系统。

尼布尔认为，古代罗马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其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都值得后人借鉴。为了研究罗马史，必须首先弄清罗马各种制度的发展渊源，而有关这种制度的材料并不能在李维等人的著作中获得。因此，尼布尔对罗马史研究的贡献首先在于他拓宽了史料运用的范围。正如福特尔所说，尼布尔史学研究的进步正是表现在他能往前看，即去追溯比李维等人更早时代的史料来作为研究的基础。尼布尔所运用的史料包括诗歌、墓志铭和一些编年纪事。毋庸赘言，要想从这些诗歌和零散的墓志铭中汲取所需的史实十分费力。但显然，这是真正的第一手材料，尽管其中掺杂着大量的谬误和糟粕。语义学方法为了去伪存真，尼布尔第一步的工作就是把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区分开来。用尼布尔的话来说就是，李维相信罗马的过去是光荣而又纯朴的，我们能够为之整理。尼布尔所用的是语义学的办法，即通过对语言使用的考证来鉴别史料的年代，并在与其他史料的对比中判定其真伪。这种方法在那个时代并不算全新，但尼布尔将之系统地运用在历史研究中，并总结出一套具体的步骤或者原则。

第一，要通过考订，尽量使用同时代的第一手材料来说明问题。第二，要检查这第一手材料是否被人修改。第三，如果原始材料不存，方可使用二手材料，但二手材料不能取代第一手材料。第四，材料的优劣依年代、地域、可信性为标准，不论其文采。最后，史料记载当事人的动机和态度也须考虑作为史料可信性的标准。这些原则的实施为尼布尔的罗马史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同时也为近代历史研究树立了一个榜样。

尼布尔的罗马史研究不仅在史学方法上对近代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罗马史研究的见解很长一段时间也支配了人们对罗马史的看法。尼布尔认为，罗马国家制度的沿革是研究的重点。他甚至说，只有像他这样的政治家，即对政府事务有充分了解的人，才能体会罗马国家的伟大。要想研究这些制度，历史学家必须把注意力从个人移到罗马社会的各阶级；从研究各条法律移到对社会风俗演变的观察上；从注意重大事件转到对国家机构上来。尼布尔强调，罗马史的主线是贵族和平民的斗争。而这一斗争渊源于罗马在扩张征服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征服与被征服的矛盾。同时尼布尔也充分注意到罗马的农业问题及其对罗马国家盛衰的影响。尼布尔在罗马史研究上的成果集中反映在根据其讲稿出版的《罗马史》上。《罗马史》的第一、二卷的内容是罗马史，第三卷则是有关罗马古代文献的整理，其中汇集了尼布尔批判史料方法的实例，是尼布尔历史研究方法的集中体现。尼布尔的影响尼布尔的教学曾因为拿破仑战争的影响而有中断，但他仍然设法继续他的研究。战争后，尼布尔于1823年被请到波恩大学任教。此时，尼布尔的研究兴趣已经从罗马史延伸到整个古典时代，甚至近代。他的学术声誉蒸蒸日上，成为当时欧洲学术界的权威。由他的讲稿整理成的著作亦达十卷之多。尼布尔的成就影响了他之后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19世纪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布尔之后罗马史研究的集大成者西奥多·蒙森（T. Mommsen）一语概括：所有能称得上历史学家的人都是尼布尔的学生。

从历史研究方法的进步上看，尼布尔无疑是一个开拓性的人物，但从他的历史思想来看，尼布尔又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尼布尔身处18、19世纪之交，18世纪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史学对他的历史观的形成有着不小的影响。浪漫主义史学从本质上看是对启蒙史学的反动。浪漫主义史学家重视历史的沿革变迁，特别看重中世纪文化对近代的影响。因此浪漫主义史学家在政治观点上一般比较保守，常常将历史中的人事比附现实，认为现实往往是历史的重复和再现。尼布尔就是如此。他反对法国大革命，认为这是对古代中世纪以来传统文化的破坏，而德国等对法国革命的抵制，正如希腊抵抗马其顿的进犯一样悲壮，但他又对在法国革命冲击下欧洲旧秩序的不断破坏而唏嘘哀叹，无可奈何。尼布尔逝世前目睹1830年法国的又一次政治起义，更加深了他的那种悲天悯人的心理。总之，虽然尼布尔的学术研究获得了无可置疑的成功，但他的“冬烘”气却使他的一生染上了悲剧性的色彩。兰克的历史研究有关兰克的个人学术成就和历史思想，我在《简论兰克和兰克史学》一文中已有简要论述

《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西方史学二十论》（3）简论兰克与兰克史学 - 知乎 (zhihu.com)

这里主要针对兰克在德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作一论述。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一再强调对史料的考订批判是近代西方史学发展的基石。1954年，美国史学家莫米利亚诺在《兰克之后一百年》文章中说，对史料的批判至今并没有多少变化，只是在批判处理史料的技巧上有所更新。这种情形应该说在20世纪90年代仍是如此。美国历史学界中，各种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究其实质，都是为在运用和处理史料上做到准确严谨。如果有谁在史料运用上有所失误，其著作的学术价值便会一落千丈，而不管其论点如何新颖动人。

在历史研究方法上，从尼布尔到兰克是一脉相承。可以说，是尼布尔的《罗马史》激发了兰克钻研历史的兴趣。兰克对尼布尔的著作颇为心折，认为这是他在大学期间读到的最让他佩服的历史著作。然而，要像尼布尔一样研究历史，必须有他一样的学术素养和兴趣。在这点上，兰克具备了良好的条件。

后人对兰克历史研究成就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他的教育、他的宗教和哲学观念以及他的政治观点等方面。这些都是必要和有效的研究角度。兰克的古典教育是扎实而深厚的。在中学和大学阶段，古典学术始终是兰克注意力的中心。兰克自己曾说，他把《荷马史诗》读了三遍。他甚至学着席勒和歌德的风格，将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索福克勒斯的作品译成德文。在莱比锡念大学时，他的老师戈特弗里特·海曼（Gottfried Hermann）是当时最著名的语义学家。在海曼的教导下，兰克系统学习了古代语言和古典文学。大学毕业后，兰克在法兰克福中学曾教授过拉丁语和希腊语以及古代史学。

批注：666。反观自己，啧啧啧。

在尼布尔作为榜样的激励下和导师海曼的具体指导下，兰克掌握了语义学的基本方法。他曾尝试着将《旧约》作为历史古籍来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就。但是，在纪念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出版三百周年之际，兰克有机会仔细阅读路德的著作，并为其犀利的语言所吸引。兰克因此萌发思想：为什么就不能把语义学的方法用于近代历史的研究呢？这一思想通过他自己的实践证明不仅可行，而且为他带来了极高的声誉。

显然，兰克第一部历史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成功，仰赖于他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和他的语义学知识。这本书也是他第一次用语义学方法研究早期近代史。兰克的学术信念和他的研究成果主要通过该书的序言和附录表现出来。兰克在序言里说道：“本书试图考察拉丁和条顿国家的有关历史，并把其视为一个共同体。历史研究往往被赋予一种评判过去、嘉惠将来的任务，对于这样一种崇高目标，本书未敢企望。它的目的只不过是如实直书而已。”

兰克坚定地相信，通过语义学的方法，他能展现历史的真相，而历史的真相本身就足够吸引人，用不着任何道德的修饰和个人的评判。在兰克心目中，历史本身就像是语义学家手中的古籍，其价值无可估量，其面目无法修改，研究者的目的只是将其袒露无遗。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兰克鄙视司各特（W. Scott）的历史小说。他认为历史事实会比虚构的小说美得多。

批注：语义学方法，interesting。

那么，应该怎样展现历史事实呢？兰克认为关键在于严格选用史料和批判史料。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中，兰克宣称：“本书的所有史料，都取自回忆录、日记、书信、外交事务报告和亲眼看见的原始记载。其他的材料或是直接从上述几类中得出，或在资料的价值上与上述几类相等。”历史叙述和历史资料考订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兰克写作了该书。在写作过程中，他运用语义学方法对所有史料做了严密考订，其考订内容自成一卷列于书后。这些内容具体反映了兰克史学方法的实践。同时，兰克这种将历史叙述和历史资料考订分开的方法，也反映了他对语义学家工作的仿效。语义学家通常将他们对古典文献的注释核实工作以注解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兰克那儿，历史实体，即他对历史的叙述，成了类似古代文献一样的地位，而他对这一实体的核实考察则另成一卷。

这种形式应该说在中国历史和文学研究中也以不同样式存在。《史记》中的“太史公曰”直至清朝金圣叹对《水浒传》《西厢记》的评点都是例子，不过他们并不直接对史料作评。清乾嘉的考证学派在形式和内容上与兰克史学更相似。在史学方法上，中西史学有很多共同之处。兰克对史料的考证及其形式，仍为现代西方史学家所继承。在西方的历史著作中，注释常常被置于书末，但却是衡量历史著作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相比之下，我国近几十年的历史研究却常常忽视注释的重要性，过分强调论点的铺陈。殊不知，没有注释提供论据，论点岂不成了空中楼阁？

兰克的史学方法实例集中在自成一卷的附录里。这是兰克《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精华部分，但也因其琐碎而难以在此作详细介绍。简要说来，兰克力图在运用史料前，首先考察史料的历史背景和作者的生平活动，以确定史料的真实性，举例来说，兰克写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以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史家圭昔亚狄尼（Guicciardini）曾作《意大利史》一书，所述年代与兰克该著作的年代相近，兰克在写作中对圭昔亚狄尼的著作作了严格审核。

兰克首先指出，圭氏《意大利史》是编年体裁，其事件条理不清，枝枝蔓蔓，主题松散。其次，在《意大利史》一书中，部分史实明显取自二手材料，因所述年代早于圭氏生活年代。最后，尽管圭氏书中含有许多事件是为他所亲身经历的，但他仍有依赖他人记载而不相信自身所闻所见的倾向。兰克通过语义学研究，还发现了圭氏所凭据的历史著作。在兰克眼里圭氏最大的失误是，他杜撰了一些政治家的演说词。显然这是由于圭氏受到古典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影响。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学者过分推崇古典文化的结果。在鉴定历史著作的原始性方面，兰克主要通过语义学方法比较行文的风格、语法和用词，以此确定作者是否沿袭他人，或者该段篇章是否出自他处。兰克对圭昔亚狄尼的批判，反映了他在史学方法上的成就。历史研究宗旨从兰克的历史研究宗旨来看，他的宗教信仰对此有着重要的影响。兰克强调，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时不应带有任何政治、道德的判断。历史学家应该客观地将历史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治史方法对后人影响极大。兰克之所以会形成这种观念，是因为他坚定地相信，上帝主宰着历史。历史的每一个关头都能发现上帝之手。兰克出生于一个路德教家庭。他相信万有在神论，认为上帝体现在世界万物之中。历史就是对世界万物，也即对上帝行为的记录。因此在兰克看来，愈忠实地记载历史，就愈能反映上帝的智慧和伟大。任何个人的评判都不能与造物主的设计相提并论。因此这种评判都应该去掉。这种虔诚的宗教信仰加上熟练的语义学方法，使得兰克的历史研究带有冷峻、严谨的风格，在西方一直受到许多人的推崇。兰克因此被视为西方史学史上的一代宗师。

批注：999。

兰克的影响兰克一生勤奋著述，加上他又首创“研究班”（Seminar），在教学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历史学家，这使他的影响极为广大，在当时蔚然成为一个学派。德国史学因此确立了在19世纪的领先地位，其研究方式渐渐成为一种规范，制约着西方大多数历史学家。结语本文对近代德国史学的评述主要集中在历史研究方法的发展上。这是研究德国史学的一个角度。笔者希望这一角度能解释西方史学在19世纪繁荣的原因。这种繁荣表现在历史研究成为一种专门化的学科，历史学家也成为专业化的学者，经受过专门的训练。因为，对原始材料的批判处理必须让研究者具有专门的知识，如古文字学、语义学、考古学以及对档案材料的释读等的知识。要掌握这些知识显然不能一蹴而成，而是要有一定时间的特别训练。历史学家因此而成为一种职业，而不再是个人的一时兴趣。

在西方，史学也一直被赋予一种鉴往知来的功能。历史一直是中学和大学的基本课程之一。历史著述若用于公民教育，就必须通畅易懂、文字优美，甚至带有一定的情节。这样做的结果常常会影响历史的真实性。这是一对矛盾。一般的调和方法是将注释部分附于文末，让专业历史学家审核其内容的精确性，叙述历史的部分则尽量做到清晰流畅。尽管如此，专业历史学家写作的东西仍然往往会与公众的要求产生距离，因为考核史实的需要使得历史学家不能选择博大的题目，而一般读者又不会对一些细微末节感兴趣。因此，史学专业化的结果使历史学家在社会上的影响受到削弱。如何调和这对矛盾，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的历史学家展开了争论。一些历史学家针对目前社会史、经济史著作罗列图表、佶聱难懂发出“复兴叙述史”的号召，要求史学家重新注意文体。这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家对历史学功能的思索和对兰克史学的重新认识。

总之，德国近代史学是西方史学的一个里程碑。它对史料的高度重视规定了历史学的内涵。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的社会史和经济史对社会科学方法的采用，体现了历史学家在运用和批判史料上的新的努力。德国史学对近代西方史学的影响和由此引起的对史学专业化结果的思考，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地探索。

批注：也就是说决定了“历史学”的学科特点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