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一下原书里的话来回答：

所谓“历史的辉格解释”，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是『以“当下”作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过去”，批评大于理解，意识形态凌驾在事实之上』；第二是『将历史故事过分戏剧化，把一切历史的变革归因于某个党派或者某个个人，把结局视为目标的实现』；第三是『怀有太多的热情来思考历史，很容易从历史中得出历史其实不能给予的东西，并总是倾向于认为从他讲述的故事中得出一个既没有材料支撑、也不被他的研究过程所保证的最终结论和判断』，换句话说，历史学的方法和技艺决定了历史学者只适合当侦探，但辉格式的历史学家总想当法官。但是，“历史的辉格解释”也并非全然没有价值。

首先，以“当下”作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过去”，是辉格式历史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

1、所有的历史学研究都有转变为辉格式历史的倾向。如果我们仅仅具有诚实的态度，却没有审慎的自我批评意识，我们就会容易陷入到一种最基本的谬误之中。我们越是高谈阔论而不是深究细问，就越会用论断去取代研究。

2、整体来看，历史学的专业研究，就算将事件还原到历史语境当中，发现它们与今天世界的不同，修正前人对历史的错误共识，并更新我们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理解。历史学者如果没有足够的自觉和谨慎，就很容易会落入一种陷阱：用自己脑海中构建的一个现代逻辑链条来串联和解释古代。他会忘记这种所谓的“因果关系”只是他把一种特定的形式强加在整个历史情节之上，并且产生一个表现了整个历史必然走向这个方向的美好图景。

3、历史研究中有一种基本预设：那就是学者可以努力从过去的角度来理解过去，尽管历史学家不可能真的从自身的时代中抽身而出，但怀有这种信念的学者和辉格式的历史学者截然不同。前者的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是关于过去的问题，而不是关于现在的问题，回答这样的问题才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所在，也是他力所能及的贡献。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试图找到事件之所以发生的原因。那些现代人无法理解的事件，正是历史学家要做出解释的对象。而辉格式的历史学者喜欢告诉自己，他是为了现实而研究过去。这种历史研究与其说是同使过去从属于现在而达成的，不如说是通过把过去变成我们的现在或者通过另一个时代的研究来看现在。

4、事实上，历史研究的错综复杂与卷帙浩繁恰恰证明了我们对事件发生过程的考察越深入，我们就越从简单走向复杂。只有通过从事一项实际的研究，微观的考察某个历史断面，我们才能真正看到历史变迁背后复杂的运动。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发现时间同人们玩的把戏，因为它往往让结果“事与愿违”，我们才能认识到，那些当我们回望时显得自然而简单的、走向当代的、进步式的历史变迁，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看到，在人们开始摆脱某种情结、接受新事物之前，历史情境所提供的那些古怪的调节。也许，历史给予我们最伟大的教益在于：它告诉我们人类变迁是复杂的，任何选择和特定行为的结果都是难以预测的。而辉格式历史学者的谬误正在于他走了一条穿越历史复杂性的捷径，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辉格的历史解释背后是一种“为了当下而研究过去”的主张，它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隐蔽的筛选原则，接受了这种原则，就意味着我们屈从于一种历史编纂体系和一种意识形态之下。在这种历史编纂体系中，甚至在开始进行深入研究之前，他们就已经对历史问题作出了看似不言自明的裁判。历史的辉格解释根植于任何未经反省的思维习惯。

5、历史研究的贡献不在于证明人类文明是一个进步的过程，而在于说明这个进步过程是如何的跌宕起伏和乖谬背理，其曲折反复又是如何的云诡波谲而代价惨重。它也不在于说明进化的过程是一条奔向目标的直线，而在于展示历史局势是如何使这一过程误入歧途、偏离方向，但又是如何用难以置信的方式返回到了我们当下的世界，如果真的能算一种“返回”的话。

其次，巴特菲尔德所说的『将历史故事过分戏剧化』可以大致总结为历史单因论和线性发展论，喜欢强调单个人物和事件对于历史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历史发展是一条直线的过程。

1、历史的辉格解释常见的描述就是教科书的口吻，告诉认为如果马丁路德没有对抗教皇，历史就不会是今天这样；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同样很多事情也不会发生。但实际上，我们绝对不能说哥伦布创造了现代美国，也不能说马丁路德是现代的起源。我们只能说，这两位人物为四个世纪以前的由其他限制条件组成的整个历史关系网络之上又加上了一个限制条件。辉格式的历史学家错误地假定事件的连续性，忽视历史间的断裂，无视代际之间的转变，这样很容易就会出现“历史的进程、世代的更迭所造成的最终结果可以给一个人、一个时代或一场运动盖棺定论。”

2、很多历史事件往往诞生于一个奇怪的偶然局势中，并且发展曲折，也许，与其说它是人们目的的实现，不如说是人们最初目标的扭曲。历史后果的出现要归功于大量难以言明的制衡力量，我们要看到每个时代都有许多不同的意志在发生冲突，而冲突之间产生了许多可能任何人都未曾想要的东西，我们需要把注意力放在造成这个不可预料结果的历史过程上，并对隐藏在历史变迁背后的运动和互动展开研究，尤其是那些让人们最初意图落空的历史进程上。

3、历史上的任何人物的任何行为，都是整个历史情境中的一部分，而每一个特定时刻，都是由整个情境决定着下一刻发生的全部事件。要想理解这个行为，就要复原这个行为与其他事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将其置于一个关系网之中，换言之，要将其置入历史语境之中。要搞清楚一个行为的种种后果，殊非易事，因为这些后果融入了其他种种共同促成当时形势变迁的因素所造成的后果之中。

4、人们思想的深层转变并不是通过逻辑论争来完成的，这世界上一系列的运动也并不是由一个全能的意志所推动的。新观念的实现，必须经过悄悄地化解各种成见，经过新的社会条件引发新的偏爱，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继承传统过程中的各种遗忘，经过使得人们不知不觉偏向新视角的删略过程。这些事物状态的转折往往是非常古怪、隐晦和难以理解的，而发现这些转折恰恰是历史研究的任务和荣耀。但在辉格式的通史叙述中我们往往看不到这些复杂的动因。

5、当然，将历史事件完全视为一个动因的另一个极端就是认为单个历史事件的改变作用都是微乎其微。任何历史事件都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认识与辉格式解释喜欢过度戏剧化历史、归因于个人或个案完全相反，有可能会变成对历史的完全否定。实际上，历史的深层运动，不能离开单个历史事件而存在。

6、如果我们在历史过程中仅仅是想要寻找那些已然存在于今日的事物，我们所有的历史研究结论会最终把我们送回到我们的起点，来认可我们原来就有的关于我们时代的观念。我们要么在历史研究之前就预设了现在作为参照基点，要么在最后结论得出之前悬置我们的判断，这两种做法将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

7、如果我们把今天视为绝对之物，而把其他时代都视为相对的，我们就会上去历史能够提供给我们更真实的自我映象；我们就会意识不到，我们的情况也是相对的。同时，我们也会丧失认清我们自身在历史河流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的机会。换句话说，我们也就不会看到我们自身其实也不是无条件的，我们只是宏大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我们不仅仅是拓荒者，也是历史运动的过客。

最后，巴特菲尔德批判的辉格式史观，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在历史研究中代入了太多主观的道德价值判断。这与中国古代的历史传统非常相似，《春秋》笔削是为了使『乱臣贼子惧』，带有强烈的善恶褒贬意味。

1、历史学家的角色不是去做出所谓的价值判断，他的任务是描述。当历史学家带着我们告别简单而绝对的判断，再次回到各种事件交织缠绕的历史情境时，他就回到了合适于他的位置，当他根据具体的环节，根据当时产生的互动关系来告诉我们一件事的具体过程时，他就回到了他合适的位置。如果说历史可以做一些什么，那就是提醒我们这些复杂性在颠覆我们确定的结论，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判断都只能相对于时间和情境而存在。历史结论永远是基于一个事实，我们永远都不能断言，历史可以证明某个人、某个观点在长时间内永远都是正确的。

2、历史学的方法和技艺决定了历史学者只适合当侦探，但辉格式的历史学家总想当法官。他们通过的奇妙的偷换概念，把维护司法正义、为了社会的种种实际理由而必须做出的审判裁决，混同于在回忆过程中对人或者行为做出的道德判断。想要抵制这种倾向，需要非常严格的自律。

3、辉格派的历史学家总想给过去定罪，绝不让任何人逃脱历史的制裁，甚至于宁可冤枉死人，也不能让世人对道德问题轻率的想法大行其道。但是，历史学能做到的无疑是有限的，因为历史学所关心的是对人物和行为做出历史解释，这种历史解释既不是要谴责，也不是要去辩解，甚至不会触发类似的联想，而仅仅是对具体事件做出的观察的集成，在具体的情境中复原事件的过程。开脱和谴责都是历史学的义务和责任。

4、一个事件中，道德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在何种程度上来承担，目的是否可以掩盖手段的卑劣，马基雅维利主义使用的限度，这些问题都不是历史学的本质问题。历史学只在伦理原则和理想具体影响人物和事件时才去处理它，换句话说，只有当道德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存在时，历史学才有义务去处理它。历史学是所有学科的仆人。在一场研究中，历史学家既不是法官也不是陪审员，只是被传唤过来的提供证据的人。

5、因此，我们必须说，历史学的职责与其说是在讲述故事，为揭示谁对谁错，不如说是在展现人们是如何彼此不同。我们必须记住，单单通过追问和解释，历史学家就已经增加了人类的相互理解，并将这种理解扩展到所有时代，将世界合而为一。因为，我们只需在这里寻找历史学的成就、功能和自我辩护，无须在『完善和保卫良知』的工作中寻找他们。

6、对于一个并不知道许多历史的人，任何历史著作都是危险的。历史对不同的人可以是不同的东西，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换句话说，历史就是一个雇工，基于这个理由，它能给所有人提供服务。因此我们必须警惕“历史告诉我们……”“历史证明了……”这样的说法，因为这些话好像历史是神谕一样，不可辩解和改变。我们要告诉自己：“在最后的质询没有结束之前，历史是会对我们撒谎的。”历史的真相不是简单的物件，打包了在市场上出售，理解过去，有时也并不像看上去那样轻而易举。

但是，巴特尔菲尔德并没有全盘否认辉格式史观的价值，因为没有想象、假设、推测和情感，历史就算干巴巴的史料。历史学家如果太害怕说错话，那么他在写作时必然会受到巨大的压抑，最终丧失个性。

1、辉格派的历史学者并非全无可取之处，偏见和激情本身是可以对历史性理解做出贡献，很多他们最初的假设为他们在诸多情况下提供了寻找历史性理解的动力，他对历史进程的个人观点赋予了他们唤起想象力的同情；他们想要捍卫的东西迫使他们有了创造力，学会设身处地，切身地感受支配他人生活的具体情境。

2、正如小说家一样，历史学家们乐于看到，这个世界由各种类型的人共同组成，也正如小说家一样，他指挥对一种类型的人——特别闷骚的人感到失望。一位历史学家最大的缺点，就是缺乏想象的同情。真正的历史的热情，应该是因为过去的缘故而热爱过去，就像吉本看到古罗马的废墟时在心底唤起的那种热情。那种热情的背后，是想要理解人们多样性的激情，是研究与现今不同的往昔时代的渴望。真正的对历史的热情，在于把历史想象的实践作为对自身的奖赏，在于一种更深入理解的低声细语，在于一个新的诠释性真理的灵光闪现，所有这一切，都是历史学家的成就，也是他的审美愉悦所在。

3、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恢复过去具体生活的那种丰富性。故事不能只讲干巴巴的线索，故事的意义也不能用数据等形式来传达。我们不能把人和个性的因素、偶然、瞬间的或局部的事件以及情境的因素统统蒸发掉来获得历史的本质，好像有一个绝对的东西可以独立于事件、时间和情境而独立存在似得。历史学者必须要重新捕捉丰富的瞬间、人们的人性、外部的情境设定、事件的意蕴，并且要把具体的、个别的、个人的种种都整理在一起，而不是把他们统统扫走，因为他研究的是事物的变化，而不是永恒不变的山峦和繁星。

4、历史学者把自己的偏见带入作品，只要能被识别出来并受到褒贬，就不是罪过。真正有罪过的，是那种在历史编纂过程中，让人无法辨识其偏见的历史写作，因为读者和作者一起被封闭在一个实质上很阴险的循环论证里面。这种方式是把事件从情境中抽离出来，并且含蓄的与今日做对比，然后试图妄称这样是“事实”本身在“说话”。这样的方式实际上在假设，历史研究能够为现在提供一种价值判断，可以证明某个人或者某种理想是正确或者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