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国内历史学研究发展迅速,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和考古学领域均有所推进,国际学术交流大大加强。在新的一年里,本版将继续秉持以质量取胜的宗旨,及时反映国内外史学研究状况和前沿动态,为史学研究者提供成果发布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为构建中国史学界的话语体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国古代史研究立体式推进
徐义华
2015年,中国古代史研究十分活跃,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军事史等传统领域的研究日趋深入,在新资料、新领域和新视角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研究方法不断创新。
传统领域研究继续深入
传统领域研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在早期国家的形成、商周封建、春秋诸子、秦汉宗教与思想、魏晋国家体制、唐宋社会变革、明清中西交流、科举制度、内阁制度等方面,学者们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理论,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前进。
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的关系,是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热点话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陶寺即为尧都。这不单单是一个考古遗址性质的确定或一个历史事件得到考古的证实,而且是考古学与历史学、文献学相结合所产生的学术突破。在魏晋国家体制研究中,以往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认识多侧重其异族身份与汉化过程,对其本身的社会发展及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缺少讨论。2015年,有些学者从北方政权与正统王朝地位进行讨论,指出其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从方法上而言,大部分著作不是单纯的文献考证,而是从文字学、考古学和文献学进行综合论证,研究角度从自上而下的制度观察,转变为具体的、细部的、自下而上的全面分析。
资料、研究和方法有所创新
新资料的发现推动学科的进展。考古发现、出土文献、古文书、墓志、族谱等大量涌现,尤其是清华大学战国简、北京大学藏汉简、岳麓书院藏秦简、走马楼吴简等简帛资料的出版,促进了相关领域研究。大量文献和考古新材料的出土,为重新认识上古史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加强古文献与古史研究的同时,史学界也追本溯源,试图重建中国上古历史。
新领域和新学科得以开辟、拓展和建立。环境史、海洋史、城市史、区域史、灾异史等新领域得到拓展,为认识中国古代史开辟了新途径。古文书学、形象史学等扩大了历史学研究范围,为认识历史提供了新视角。
新研究方法得到更广泛的使用。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相互渗透,碳14、金相分析、铜同位素、锶同位素、DNA、大数据、网格化等运用到研究中,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结论。
新研究方式逐渐推广。继以前资料收集和整理的电子化、网络化之后,著作的发布方式也开始网络化。学科多平台、多中心的构筑以及协同创新方式的出现,改变了以前平台少、单中心的局面,使同一领域或主题的交流日常化,大大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进步。
横向扩展方面取得进展
中国古代史研究越出中国史范围,注重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和互相交流。中国古代史横向扩展研究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呈现不同的特点,中外比较研究、中外交流史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史是三个重要主题。总体而言,在早期历史尤其是文明与国家起源以及先秦思想与社会等方面,侧重于中外比较研究,将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南亚文明和东亚文明进行对比,探索人类历史的共同规律以及文化传播途径。在汉代以后的横向扩展研究中,则侧重中外交流史的研究,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成为主要研究对象。比往年更进步的是,许多学者开始从全球视角下考察中国古代史,评估中华文明在世界史上的独特地位及其影响。
横向扩展研究还包括周边文明与中原文明、古代汉族与周边民族等课题。在研究方法上,由原先重中原文明的传播和周边民族“汉化”,转向关注多种文化之间的互动、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的影响,对各文化之间的互动做更全面的解析。
在横向扩展研究中,一个重要主题是话语权与话语体系的构建。由于近现代中国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史学与西方方法相结合的结果,许多理论和术语源于西方,导致中国学者在国际交流中处于不利地位。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充分认识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对其进行总结性研究,构建自己的知识和话语体系。《中华思想通史》即是这样一个大型科研项目,旨在梳理中国社会和思想脉络,构建自己的历史和认识体系,确立中国古代史的话语权。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综览
董丛林
2015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气象各异,既有井喷和潮涌的特定领域,又有相对沉隐而平静的水流,共同合成学术发展的总体景观。
抗战史研究呈井喷态势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推动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是一个重要契机。由于学界此前早有准备和蓄势,相关成果得以在这个节点性年份井喷而出,汇成潮水涌流,波峰迭现。
关于抗日战争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也是一道醒目景观,像《日本侵华密电·九一八事变》、《外国观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战档案文献汇编》以及首次完整出版的《中国战区受降档案》等,不乏新解密的机要文件。《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纷纷开设专栏,较为集中地发表该题材文章,充分阐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涉及面广泛,且不乏亮点。
常规研究领域相对平稳
政治史方面,由大陆和台湾学者共同领衔,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数十名学人合作撰成的“中华民国专题史”系列,分18个专题,政治史所占比重尤大。在2015年发表的论文中,关于晚清和民国时期政治团体、结社、组织机构以及制度方面的研究是亮点之一。关于政治事件和人物的研究占相当比重,新视角不断涌现,精细化程度有所提高。在党史、革命史和国史研究方面,对毛泽东、邓小平的研究进一步深化。2015年适值陈云诞辰110周年,对陈云的研究也颇为集中。有的学者对遵义会议、中共四大作出了有新意的考察,还有学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演变及其绩效进行了分析,不乏借鉴意义。
经济史方面,马敏主编的四卷本《中国近代商会通史》涉及中国近代商会发展历程及相关多方面、多层次的问题,颇为系统、深入。在发表的论文中,有的学者以GDP测算为中心,对中国历史较长时段的经济总量进行研究;有的学者基于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的视角,对中国近代民生经济学予以探讨。一些学者依据口述史资料,解析共和国不同时期土地集体化与农村传统大家庭的结构转型等。更多则是对具体问题和个案的审视,其中不乏由小见大、见微知著者,例如,以20世纪20年代苏州丝绸业为中心,考察行业对外贸摩擦、合群抗争与产业升级问题。
思想文化史方面,2015年适逢《新青年》创刊100周年,为纪念新文化运动,诸多杂志纷纷刊发文章,从不同方面和角度作出新意迭出的阐论。在党史、革命史和国史领域,红色文化、毛泽东研究、改革开放史、当代社会史等研究不断深入。针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历史研究》刊发笔谈,从学理上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进一步指出了这一思潮的由来和危害。
学术交流不断加强
从2015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宏观学术态势看,潮涌与平流陡直相间,是一个醒目特点。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节点时间,强化历史记忆,引人集中关注,密切结合现实进行回顾、纪念和反思,既是史学经世的理当回应,也是学术发展的有效支点。另外,学者们按照自己的主攻方向,坚持不懈地循此推进,虽“各自为战”,但集点成面,百支汇流,构成波澜不惊的“稳态”平流。潮涌与平流合成的这种学术景观,在既有基础上可望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呈现,只不过具体样态会随事而异。
学术交流的拓广和加深,也是2015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特点。上面述及的有些大型项目的科研成果,特别是关于抗日战争和中华民国史领域,即不乏由两岸学者合作完成者,这体现出在相关领域学术共识和研究操作契合度逐渐增强。学术研究在世界范围的交流与合作,2015年亦呈明显加强的气象,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的相关交流成果可为例证。在这方面,国内史学界应该进一步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为学术开新增加助力,在国际史学界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史学科稳步发展
高国荣
2015年,国内世界史研究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以下简称“二战史”)研究为学术热点。各领域齐头并进,在学术交流和成果发表方面均取得长足进展,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二战史研究引人注目
2015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相关纪念活动和学术研究成为学界的重头戏。通过一系列学术会议和学术论著,世界史学者进一步论证了中国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东方主战场地位,高度评价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巨大贡献,这些看法日益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在2015年8月前后开辟专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从系列学术会议和公开发表的大量成果来看,学界对二战史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的审视,较以往有明显推进。
多领域齐头并进
政治外交史颇受重视。对欧美国家内政和外交的探讨仍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因采用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视角而有显著推进。同时,有关亚非拉国家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侧重于探讨万隆会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等主题,历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得到弘扬。
经济社会史繁荣兴盛。相关研究成果既有对包括城市化、现代化在内的社会转型的缜密探讨,又有对土地流转、庄园经济的深入分析;既有对人口移民、婚姻家庭的历史考察,也有对种族与阶级关系的客观剖析。在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专著中,梁茂信对美国的人才吸引战略与政策体系的演变及其内在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农业史研究在本年度也取得较大进展。
新文化史风头正劲。越来越多的成果旨在对身份认同、历史记忆、重要仪式、核心概念等文化因素的意义进行阐释。文明的交往、传播和互动受到重视,这在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尤其突出。
全球史研究方兴未艾。2015年6月,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在成立十周年之际,举办第三届全球史学术论坛。来自各地的60余位学者围绕“全球史与中国历史学科发展”、“十年来全球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怎样推进全球史研究”三个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会学者期望以全球史为主线,编撰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通史。《史学理论研究》、《史学集刊》杂志分别组织了题为“全球思想史”、“全球化时代与世界史研究”的笔谈,有助于全球史研究的深入。
环境史广受关注。毛皮贸易、瘟疫、公共卫生、环保运动成为外国环境史研究的热点。“自然与人类历史”被列为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讲主题。5月,“天工开物:环境史中的自然与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召开。6月和7月,清华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大学世界环境史研究中心开办青年学术论坛、研究生精品课程班。南开大学整合十余个学科、学院的相关团队和人员,于11月成立生态文明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继2014年创办《环境与历史》学术辑刊后,于2015年11月又创办了《灾害与历史》学术辑刊。
努力构建学科体系
2015年8月23—29日,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举行,也是首次在亚洲国家召开。这次大会将中国作为主要议题之一,是全球历史学家摆脱西方中心论的一次成功尝试。本次大会有力推动了中外学术交流,对中国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手段的更新必将产生积极影响。
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织了“马克思主义与世界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主题为“历史与现实中的阶级和国家”。9月,该所承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于沛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6卷本)于2015年面世,系统梳理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轨迹,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渊源、发展与演变,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理论成就、学术特点、历史启示和经验教训。
总体而言,2015年国内世界史研究稳步前进,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世界史学科基础薄弱,总体研究水平还不高,距离开展真正的国际学术对话还有很大差距。今后,国内世界史学界应大力推进国际学术交流,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考古学:多层面良性互动
成璟瑭
2015年是“十二五”计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布局之年。一年中,重要发现支撑重点课题,重点课题产出重大成果,重大成果成为共同遗产,从考古遗存到文化遗产,构筑起一道文物保护与社会发展和谐共进的亮丽风景线。
重要发现支撑重点课题
各地考古发现不断涌现,考古新闻屡上头条,应该说,2015年又是一个考古丰收年。
天津蓟县、山西丁村以及陕西龙岗遗址,展现了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三个特点:空白区域逐渐缩小、重要遗址再有收获、过渡遗址课题众多。安徽东至华龙洞出土的人类化石,则是古人类考古与研究的重大突破。新石器时代考古主要集中在农业起源、城市文明等重要课题上的发现与突破。夏商周考古主要是重点遗址的精细发掘与空白区域的材料突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山西陶寺遗址,近期又在该村北部发现两周时期墓葬1283座。
新疆温泉的阿敦乔鲁、河南伊川的徐阳墓地分别发现安德罗诺沃文化、陆浑戎的相关资料。正在发掘的云南通海兴义遗址则区分出四个阶段的青铜时代遗存。秦汉考古的亮点集中在墓葬方面,江西南昌海昏侯墓是目前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墓葬。隋唐宋元明考古主要集中在城址、宫殿、窑址、墓葬等方面。水下考古也取得成果,辽宁丹东“致远”舰的发掘、西沙群岛的水下调查与发掘堪称代表。
重点课题产出重大成果
2015年考古工作的另一特点是产出了一批依托重大课题的重大成果,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往年相比,各类考古学课题的立项、结项以及获奖数量有所增长,尤其是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支持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工作以来,考古报告整理工作在各类课题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从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与结项来看,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发掘报告、科技考古以及综合研究三类项目的比重有所加大;二是地方科研院所工作人员以及青年工作者逐步增多;三是重大项目有所增加,无论是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还是综合系统的研究都是由材料入手的多角度、深层次、跨学科、全方位工作。在一系列课题项目的支持下,重视田野发掘、轻视报告编写的现象得到很大改观。随着近年来我国田野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与之相关的发掘报告整理、系统问题研究、理论方法革新等都比较活跃。
重大成果成为共同遗产
近年来,公众考古拉近了考古与大众的距离,使公众对考古的认识程度、认知程度、认可程度逐渐提高。从业人员在积极挖掘考古资源文化内涵的同时,通过一系列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世界遗产申报等环节,用之于民,全民共享。
2015年6月13日是中国第10个文化遗产日,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分别在官方网站上公布的2015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保护成果 全民共享”,同时公布的宣传口号中有“文化遗产千秋传承、保护弘扬万代受益”等内容。11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联盟第五届联席会在桂林开幕。
7月14日,在第3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申报的土司遗址(含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唐崖土司城和贵州播州海龙屯三处遗址)成为中国的第48处世界遗产。其中,湖南永顺老司城与贵州播州海龙屯分别是2010年与2014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这三处土司遗址还在上海世界考古论坛上获得十大田野考古发现奖。
综观2015年国内考古学研究,考古发现支撑课题研究,课题研究产出科研成果,环环相扣,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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