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八年龚鹏程的正体版《中国文学史》上册刚出版，便有颜崑阳、蔡英俊、张高评、廖栋樑、黄明理等学界专家的与会讨论，陈国球、吴燕真也有文章论之，在学界震盪不小(销量还不错)。现在简体版下册也将付梓，在文学史理论之建构反思渐成显学的年头，本书无疑具有实践性的领头地位；这部书以历史时间为次序，上册由汉至唐，下册续由晚唐两宋至清，分成一百个论题来谈中国千年以来的文学发展现象。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文学史这门课的考试准备起来就特别令人头疼，对中文系的学生来说，文学史不外乎是把高中历史与国文「凑合凑合」，然而作家跟作品加倍的多，背起来加倍的麻烦。而事实上，打从有文学史这门课程的出现，就是概论，它的任务就是引领学生进入文学的殿堂，待学生得其大概，也就功成身退。文学史最初不是为了写成专着而做，它只是做为教学用的教材，如黄人、窦警凡、林传甲等人所作；待胡适、郑振铎、鲁迅、冯沅君、陆侃如以至刘大杰等人的不断尝试，建构出各种不同的文学史论述架构，引进西方的各种分期方法和文学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学，才渐成体系。而最让学生印象深刻的，应属刘大杰那唯物史观下的种种「俗套」。

在台湾最流行的教本，当属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记得以前读文学史，总不免看到头几页先交代时代背景，文学的兴起免不了因为城市发达、帝王提倡，而文学的兴衰也彷彿有了生命似的，要经历生老病死、走过春夏秋冬；进入论述，不外是一个个的作者生平事蹟、作品，加上一番赏析。但是赏析只是颂扬，有所贬抑者也多属因循古来旧说，如骈文丽而不可取、八股取士僵化士人思想……等等。老实说，不管是哪个版本，差别都不太多。从学生的角度来谈读后感想，那便是读完之后，除了对人物有点认识之外，作品既背不起来，也不晓得为什麽它何以重要？为什麽文学史需要记住它？为什麽李白是「浪漫主义」、而杜甫是「写实主义」……？诸如此类，都是以前在读文学史的时候，产生的种种困惑。

龚鹏程这本文学史的重要性所在，在于他要打破以往的论述框架，反思研究视域的盲点。其主张要之有二，首先文学史的核心乃是史学研究而非文学研究，因此侧重焦点应在历史性而非审美性。再者则是宣告重建客观历史的不可能，历史即是叙事，不存在真相，吾人所能达到的，只能是透过语言而建立的种种描述，换句话说，历史存在于诠释中，它必然有叙述者的主观成分。

既是要打破旧有架构的新作，那麽实际成果又如何呢？本书虽以历史时序为轴，但显然不以朝代为限，而是顺着时序地谈论文学发展的各个事件。以宋代文学为例，书中不难见作者治文学理论多年之所得。开篇五十一章〈句图与格例〉从晚唐五代的格法之学谈到诗如何重「意」与「法」、「活法」，开展「宋诗的基本风貌」；五十二章〈文学的崇拜〉乃至六十章〈文雅的趋向〉谈唐宋文人阶层的扩大、文人的性质如何衍变、文学如何成为社会文化的基调，兼论屈原、陶渊明、杜甫、李商隐等人如何成为文学史的重要人物、形塑后世的创作观点；六十一章〈文体的规范〉至六十八章〈艺文的分合〉则从本色观入手谈文与道、骈与散、诗与词、经与文之间的辩证，以及说唱、音乐的文学化；亦不难看出作者于论述中展现其「文字─文学─文化」的体系观，以文字为基础的文学世界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渐渐地扩大，文学自两汉文人阶层的形成，发展到唐宋文学崇拜的社会、文人阶层的内部结构在历史中不断变动，走向明清之际的通俗化，形成中国文化的主要脉络。

总观全书，有几点特殊之处可说，首先是叙述方式的不同。一般文学史为求四平八稳，往往显得板滞，若无新意增之，则千篇一律；龚氏由论而述，且文字灵动，论文与散文合一，故读来每有可喜之处，只是造语时有推倒千古豪杰之势。而龚氏确实也常推翻前人之定见，如文学起于民间、《花间》乃伶工之词、江西诗派仅为夺胎换骨、晚清小说谴责社会……等，我辈读论文本来就喜观创见，作者所谓「本书之疵疣」。虽时人对龚氏常有立论偏颇之讥，褒贬不等，其文就读者来说仍是深具魅力。其三则偏见与创见往往一线之隔，也因为立场鲜明，其文便具有可讨论性。

举例来说，颜崑阳教授认为龚氏将第一序的经验现象，即作家和作品的部分模煳掉了。后设的批判太多，变成文学观念史，而且文学观念与史观皆缺乏自中国内部文学理论吸取养分。再者是对「文字─文学─文化」架构的质疑，文化是根源性本质，文学由其中分化出不同形式。文学如何等于文化？

第二个问题牵涉作者的论述体系，前文已略提之，文学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脉络，整体文化内涵乃是以文学社会所构；而第一个问题，笔者以为，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是一门以文学为材料的史学，侧重在史而不在文。文学的历史与历史的文学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前者做史，需有史识，要给价值、下判断。后者则为读史，以前人之见为判准，价值观是先给好的。一般文学史的书写对象，其实是历史的文学，接受前人的结论，很难再有新的判断，是以写法只能是歌功颂德式的；刘大杰的文学史，在当中反而异军突起，创见不断。只是模型太旧不合时宜，所以文学史才需要重写。

既然文学史是以文学为材料的史学，对「文学」的理解就决定文学史的写作态度。依龚氏，文学最基本的公约数，是文字语言的艺术，作者通过文字所构成的成品称作文本，但是文本不等于文学。文学史的写作主体不是作家、更不是文本，而是「文学」。文学不等于文本，那麽话题又回到起点了，什麽是文学？文学，在龚氏而言，是观念：文字文本如何成为文学文本并对后世产生影响，本身就是一桩文学事件，这时作者才进入文学史，成为被论述的对象。譬如现在普遍认为苏东坡比黄庭坚重要，东坡的知名度也较高，这是就审美性而言；然而就文学史来说，以黄庭坚为祖的江西诗派影响后世极深，其重要性远超过苏轼，是以黄庭坚才是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而不是大家所熟知的苏东坡。这是就文本与作者而言。除此之外，中国文学与音乐、说唱、戏剧各种艺术的关係十分複杂，观察文学与其他艺术之间的分合关係，如何从艺文的溷融到以文学为主的发展，都是文学史需要关注的。

是以文学史并不需要非得以作家作品为第一序，第一序是观念。文学在历代都有不同涵义：「我根本反对本质地去论述文学，先秦以礼为文，六朝以有韵为文，或以偶俪为文，韩柳以降又或以散语为文，每个时代对文学的看法都不一样，所以文学无法定义，只能关注历代人为文学定义的活动，并观察由此带生了什麽作用。」关注历代人为文学定义的活动，就是文学史家最主要的工作。如果从这方面理解，龚氏的文学史确实不该名之为文学观念史，因为文学史本来就是后设研究，是研究者带着当代视域，去探究各个时代的人如何理解文学。研究者探索到的文学活动，就是那时代的文学现象，亦即文学之史。若只是以文学观念史名之，不免把范围缩小了。若我们再将研究的视野推前至现当代，「文学是文字语言的艺术」也呈现了龚鹏程「文字─文学─文化」的论述架构及其时代对文学的理解，当然又不同于新一辈认为影视、图像也同样属于文学的新趋势了。

以笔者仍是学生的视角观之，龚鹏程的这本文学史属一家之言，有强烈个性，又是针对以往着作的挑战，从论述批评到观念史识都不同以往，因此「问题重重」。也就因为问题意识强烈，因此它反而能够带动讨论，引发思考，而非史料铺排；不过，由于这部书是以散文的方式写成的论着，论题与见解的结构性不强，对读者的要求较高。而且有许多对初学来说较为生僻的资料，以及大量针对前人论着加以批评的前理解，因此作为入门书籍是较不合适的。譬如考试作申论，如果学生连人物、地理、时空、情势都欠缺基本认识，要他如何分析评断？龚氏的这本论着若做为教材，缺憾也正于此，它毕竟是一本文学史的专论，不同以往文学史做为教材的写作取向。

然而这并不减损该书的价值。文学史研究的发展本来就已经进入到理论的探索和反省，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内涵理当愈加精细，不能要求它既要平淡又要山高水深。且此为理论反省后的第一本实践之作，承先启后的地位无庸置疑；笔者受业于颜龚二师，然学力未逮，恐多有偏见及不见。本文仅略谈几点心得，书中蕴含的各种面向，还有待专家读者的细细品味。

徐家伟 岁次辛卯 秋日于天津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