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多民族共同体研究的新亮点

秦汉以来既是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发展、成熟时期，也是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许多边疆民族不断地融入中华文明体系，共同推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通过边疆地区和边疆民族，从绿洲、草原、高原、海洋沟通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区域，形成中华文明圈的核心和辐射世界的中华文明体系。考古学研究已经成为研究这一历史面貌和进程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

周繁文对史前至秦汉时期岭南的考古遗存进行了长时段观察，探讨了岭南地区文化演进的模式及其动因，勾勒了岭南从中原文明的外围到边缘的历史进程。尤其探讨了汉文化的进入引起的变革，以及汉文化辐射范围及其原因。

西南夷是战国秦汉时期南部和西部边疆众多民族的统称，也是这一时期逐步融入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群体之一。杨勇从青铜器的角度梳理了西南夷文化与东南亚的联系，并讨论了这些联系的历史背景及交通路线等问题。赵德云、杨建华讨论了青铜兵器上的蹲踞式人物纹饰，对于其礼仪、宗教及文化联系等问题进行思考。

鲜卑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融入中华文明的最重要的北方民族之一，并作为一支主力推动了此时期中国乃至东亚历史的进程。潘玲、郭丽娜对锦州地区西晋至前燕汉人墓葬，以及韦正、崔嘉宝等对大同北魏平民墓葬的研究，均揭示了北朝墓葬中汉文化与鲜卑文化的冲突与交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公布了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发掘简报，该墓是目前青藏高原发现的唯一一座吐蕃时期壁画墓，为带斜坡墓道的长方形砖木混合结构多室墓，墓内设有密封暗格，内置木箱中放有鎏金银王冠和镶嵌绿松石金杯，显示墓主人可能与吐蕃时期当地的王室有关。墓葬中的壁画兼具唐朝与游牧民族风格，彩绘漆棺的制作可能也与内地有关，反映出唐王朝礼仪制度、丧葬风俗等对高原民族的深刻影响。

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全景

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出土鎏金银王冠

霍巍对近年来青藏高原吐蕃时代的考古新发现进行了梳理，认为从中可以观察到吐蕃丧葬制度和习俗在青海地区的流行与变迁，也反映出多民族文化融合、丝绸之路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若干线索，丰富和强化了“高原丝绸之路”的内容和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等公布了新疆奇台县唐朝墩城址2018～2019年度发掘简报，在该遗址中清理出唐代、高昌回鹘和蒙元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发现城墙、城门、浴场、墓葬等遗迹，对于研究天山北麓地区唐至蒙元时期社会历史变迁、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尤其是当地多民族统一历史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任冠、魏坚对其中高昌回鹘时期的浴场遗址进行了专题研究，认为浴场遗址按功能可分为门厅区、洗浴区和工作区，形制结构具有浓郁的罗马风格，出土的遗物和内部装饰又具有显著的中原和本地特征，反映了丝绸之路沿线东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本年度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涉及到民族关系和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以对唐陵蕃酋像、客使图及与之关系密切的传世《职贡图》的讨论颇为突出。

张建林、张博系统梳理了唐陵石雕蕃酋像以往和近年的新发现，统计现存蕃酋像个体超过150个，设置有安置石像的建筑遗址（作者命名为“蕃酋廊”），对其制度及其变化做出了总结。石像根据服饰分为三大类：一为圆领、翻领或交领的窄袖袍服，腰束带，脚穿靴（凡发现有蕃酋像的唐陵均有此类）；二为身着袒右衣或上身袒露，下着裙，跣足或穿着凉鞋类板履（见于昭陵、泰陵、崇陵）；三为身穿襦裙，褒衣博带，脚穿高头履（见于昭陵、乾陵、崇陵）；还有个别穿着半臂或身披披风的形象（见于崇陵、端陵）。第一类数量最多，约占总数80%以上，可能为北方和西域、中亚民族或国家的人物形象；第二类明显为热带民族服饰，可以被认为是南亚、东南亚民族或国家的人物形象；第三类很有可能是新罗或日本人；而穿着半臂、披风的人物有可能是西南夷诸民族。认为将蕃酋像列置陵园南门两侧，是模仿皇帝生前之威仪，夸示皇权，宣扬国威，属于纪念碑式的雕像。文章还涉及了蕃酋像的位序，其与梁元帝《职贡图》、阎立本《王会图》的关系，以及对后世和周边国家的影响等。

赵超结合唐陵石雕蕃酋像，对章怀太子李贤墓中“客使图”壁画性质和意义进行考察。认为“客使图”并非是丧礼中外族、外国首领和使节的表现，而与唐陵蕃酋像一致，是作为表现唐朝国家外交影响与大国威仪的实际政治活动象征。认为该图像是在追赠为太子之后补绘的，用以彰显其地位等级，而且李贤曾经担任监国，实际管理过国政，履行过接见四夷君长使臣的职责，壁画可能是对这些事件的纪念和彰显。此外，毕德广也讨论了该墓“客使图”中个别人物族属的问题，认为东壁客使图上由右向左第三位使者并非以往认为的罗马或粟特人，而是唐代契丹人。

上述研究在讨论蕃酋像和客使图时，都联系到梁元帝《职贡图》的问题，这与本年度发表的论著中对于传世《职贡图》摹本的讨论正相契合。

王素根据新见清代张庚摹本《诸蕃职贡图卷》对该问题进行了讨论，该本直接照录十八国题记，对于北宋摹本题记的一些缺失和漫漶具有很好的参照补充作用。作者认为梁元帝《职贡图》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写实，梁元帝在担任荆州刺史期间亲自接待西域诸国使者，掌握了许多西域诸国和西北诸戎的一手材料，《梁书·诸夷传》的材料及其分类也主要来自该图，西北诸戎的分类与他们与作为枢纽的荆州的关系密切相关。《职贡图》反映了作为当时世界主体或中心的梁朝与作为附从或外围的各民族、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学者对《职贡图》中个别民族的名称问题进行辨正（米婷婷）。

罗丰则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为阎立本绘《王会图》和南唐顾德谦摹本《梁元帝蕃客入朝图》，结合原藏南京博物院宋代《职贡图》摹本，对其中的国家、民族排序及其与梁朝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认为梁朝与周边国家、民族的利益关系，是其排序的主要指导原则。排位靠前的或是重要的邻国如北朝，或是梁朝高度依赖的作为中间人、向导和翻译的吐谷浑人，或是强大的盟友如芮芮，或是世界大国波斯，或是传统附庸如百济。其他国家则基本按照地域排序，倭、高句丽、新罗先后排列。南海国家林邑、中天竺、师子、北天竺、渴盘陀相对集中。北方民族、西域国家等在一起。高昌原本是南朝传统的友好政权，后来因其接近北朝而为梁所弃，降至末位。排在最后的则是在梁朝范围内的少数民族、部族，其重要性最低。将统治范围内的诸番、蛮也列入职贡图，表明其松散的隶属关系或朝贡关系。文章也考虑到了作为卷轴画的《职贡图》与作为东西对列的唐陵蕃酋像的异同问题。

宋代《职贡图》摹本（南京博物院藏）

上述研究对于推进南北朝隋唐时期周边民族形象、中央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外国政权关系的认识具有重要的价值。

此外，周必素、彭万、韦松恒等系统梳理了播州土司遗存，重点对杨氏土司墓葬进行研究，考察了其择地、形制、装饰、陶俑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对祭祀仪式、丧葬制度及思想文化等问题进行讨论，并对比了相关墓葬的情况。认为土司墓葬的差异性反映出各土司族群文化的多样性，各大小土司墓地的格局、墓葬的规模、制度的严格、随葬的厚薄等差异，是各级土司等级和权力差异在丧葬制度中的体现，是土司制度层级设置的证明，播州土司考古对中国帝制时代晚期羁縻—土司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撑。

总的来看，本年度关于边疆民族及其与中原文明关系的研究方面，一方面继续推进各时代各民族考古文化、文化交流及其交往、传播路线的研究，另一方面对唐代陵墓蕃酋像、客使图以及中古职贡图的讨论较为热烈，关注到中央王朝与四裔的政治关系及中央王朝的政治核心形象表达，成为一个研究亮点。这些研究皆以考古图像中出现的少数民族及外国使节的形象来反映当时的民族和国际政治关系，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也是一个特殊历史场景的生动表现。蕃酋像自唐太宗昭陵以后，一直为唐代陵寝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其延续时间较长，这些蕃酋像数量和种类的变化，可能反映出唐代民族关系和外交重心的变化，以及唐王朝与周边民族和国家势力的消长、彼此关系的变动，都是历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还需要进一步加以深化。

五、宗教文化研究的新趋向

进入到秦汉以后，各类宗教遗物承载着重要的文化意义，从不同层面反映着古代人民的思想精神与文化习俗。宗教考古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历史考古学的重要领域，这方面的研究起始时间早、发展历程长、成果也十分丰富，近年来则呈现出传统研究范式经久不衰，同时又不乏研究新思路的局面。

本年度出版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石窟寺考古报告，例如《肃南马蹄寺石窟群》详细报告了70余窟的形制、塑像、壁画的情况，这批石窟中包含了不少北魏早期的洞窟，对研究早期石窟的发展与传播、河西佛教发展历程都有重要意义。由赵莉、荣新江主编的《龟兹石窟题记》系统刊布、解读了龟兹石窟中大量的中外文题记，特别是此前研究极为薄弱的龟兹文题记，都得到了较好的抄录与释读。在此基础上，该书还对相应的石窟壁画进行研究，借此将相关的龟兹文化问题做出了精彩而深刻的阐释，填补了重要的学术空白，打开了龟兹学研究的新格局，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学者主导的东亚学界在龟兹语研究领域话语权的确立。新疆地区的石窟寺，自19世纪末开始受到欧洲探险队的关注与劫掠，并在国际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历经几代中国学者的耕耘与付出，如今取得的成果已经享誉中外，在国际学界建立了自己的话语体系，这一突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古代宗教龛窟造像的不断发现、单体造像的不断出土，对这些遗存进行归纳与解释是宗教考古学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对宗教图像的题材具有准确而深入的认识。因此图像题材的研究向来是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前辈学者在这一层面已经进行了长期的工作，如今对某种陌生题材的初步辨识已不多见，更多的是对某一图像题材进行更加全面，或是更加细致的分析。例如对“音乐树”这一题材，赵昆雨通过广泛联系佛经记载，结合洞窟图像组合形式，认为云冈第38窟两壁的音乐树融合了不同类型的净土信仰。汪雪、魏文斌则关注莫高窟中的“乐器树”，指出其与多罗树、音乐树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乐器树图像在第322窟中构筑起的“音声空间”。这些研究围绕一类图像内容，探讨其题材样式与思想内涵，在廓清图像基本问题的同时，力图揭示图像背后的宗教意义等深层问题，也反映出这种类型的研究在走向深化与细化。

云冈第38窟西壁“音乐树”

莫高窟第322窟北壁《阿弥陀说法图》

对图像题材的深入理解，有助于推动对单体造像的深入认识。一些单体造像形制特殊、内涵丰富，往往对认识宗教文化的阶段性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对其深入剖析能够揭示背后纷繁复杂的文化问题。何利群对北魏谭副造像碑图像的观察、冉万里对东魏道颖造像碑图像的考释，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二者的研究都围绕一具单体造像碑，在详细描绘、考证碑身图像内容的基础上，尝试讨论了图像样式的来源、题材流行的范围、装饰纹样的传播与转化等问题，进而勾勒出不同地域宗教文化在同一器物上的交汇与融合。既丰富了学界对重要单体造像的认识，夯实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同时也以小见大，从单件造像中去窥视不同时代佛教文化的发展与演变。

北魏谭副造像正面

在单体造像的认识之上，更进一步的是对古代宗教文化区域性、阶段性变化的研究，这也是学界长期以来持续关注的问题之一。具体而言，又有几种不同的研究类型。其一是总结某一区域在特定时间段内的艺术风格，例如常青在观察了关中地区的北魏造像之后，指出其具有密集型阴刻平行线衣纹、交领式佛衣与菩萨装这两种地方风格。不过这两种不同的元素来源有别，前者源自平城与洛阳的影响，后者则是在关中本地产生的独特风格。其二是比较某一区域内不同题材的宗教造像。例如唐仲明、王亚楠将邺城地区的响堂山石窟与北吴庄造像进行了比较，将关注点集中在造像题材与供养人身份这两个层面，指出二者的样式有所不同，他将这种差异归结于供养人来自不同阶层，揭示了邺城地区宗教发展的内部差异。其三则是带有规律性发展变化历程的反思，试图讨论某一地区造像“模式”的流变。“模式”是中国佛教考古中的经典理论之一，自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提出这一概念以来，曾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韦正、马铭悦关于“长安模式”的反思与探讨，重新审视了这一概念，认为北周时期长安地区的圆雕造像形成了独特的地方特点，并对周边产生显著影响，因此“长安模式”确立于北周时期。而对于这种新风格的来源，作者不否认成都南朝造像带来的影响，但他特别指出长安模式并非其他地区要素的东拼西凑，而应具有内发性原因。以上几种不同类型的研究，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加深了学界对于区域宗教文化的认识与理解，也是目前宗教考古研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成为推动研究深入发展的基础。

在宗教文化区域特点越趋明晰的基础上，跨时代、跨区域的比较研究也日益增多。以王云的研究为例，他针对佛像半偏袒式袈裟的来源问题展开讨论，在充分反思既存研究的基础上，他总结了早期石窟中的佛像半偏袒式袈裟形制，并通过大量图像间的对比与分析，提出这种形式承袭了犍陀罗、阿富汗地区4-5世纪的传统。而犍陀罗、阿富汗佛像袈裟半偏袒式的图像又是来自古希腊的希玛纯，是这种高规格服装的穿着方式之一。此外，半偏袒式服装在西方也有发展，被犹太教和基督教美术同时借用为圣者的外衣，并且延续至今，经历了一个由世俗走向神圣的过程。这一成果透过图像的对比勾勒出不同宗教文化在不同时间与空间层面的传承、演变、交流与融合，对于跨区域宗教文化传播研究具有启发性意义。

云冈石窟第6窟南壁中层中部褒衣博带式坐佛

除宗教遗存本身以外，宗教与世俗社会的关系也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这一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宗教观念对世俗社会的影响，二是从世俗社会的视角观察宗教遗存的形成与运用。具体而言，宗教对墓葬的影响就是一个涉足者众多的领域，例如李梅田、张志忠对北魏邢合姜墓石椁壁画的分析，他按空间次序分析了石椁壁画的题材与配置，认为石椁正壁二佛并坐像代替了传统墓葬中的墓主夫妇并坐图，对死者的祭祀空间变为礼佛空间。同时，前壁门楣处的七佛题材则与净土信仰有关。从而反映出传统生死观与佛教净土观发生了融合。墓葬中的宗教文化因素是墓葬考古研究者、宗教考古研究者都十分关心的问题，如何准确地界定墓葬遗物的宗教属性、如何认知宗教信仰对传统生死观的影响，判断的尺度与分寸一向较难把握。针对邢合姜石堂的研究则是一个很好的个案。

综观2020年度秦汉至元明时期考古研究的动态，在丰富的考古材料积累之上，逐渐进入一个尝试突破、主动探索、孕育转型的重要时期，一些新的研究动向值得关注。一是由于重要新材料的出现和以往研究的积累，对于祭祀文化的研究逐渐展示出包括国家层面、地方层面、家族层面、个人层面的更为完整丰富的系统，新的研究格局开始形成；二是对于墓葬制度的研究，开始突破过去研究者较为关注墓葬个体与细节的局限性，重新尝试开展宏观的、长时段的综合考察，力图对于前辈学者对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发展史的研究有所继承与突破。三是对历史时期考古对于研究重大历史、政治、社会问题的关注热度有明显回升，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碎片化”、“零散化”的现象有所改观。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意义的问题，在任何时候，真正的史学家对这些问题都不能绕着走”（高翔）。展望未来，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研究者将在保持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性、严谨性与客观性的史料基础之上，更多关注长时段、全局性、本质性的重大考古问题，坚持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和考古学的独特理论与方法，与文献史学比翼双飞，共同阐释和书写秦汉至元明历史。

*本报告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霍巍教授主持，先后有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煜教授、博士生焦阳、马伯垚、吕瑞东参与编写工作，最后由王煜执笔撰写，霍巍修改定稿。写作工作得到四川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项经费支持。

编辑 | 姜伊 郑雅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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