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到，寻找大道才是出路，那么大道要想不偏不斜（邪），最好的办法是向祖宗求救。祖宗的那些都是经验，且不会骗自己子孙，就算有所差错，也未来人的祖先亦即本时代的我们来修改的，绝对不可抛弃祖先的智慧和经验，去听取一些不符合中国本土情况的伪经验智慧。要搞懂那样的才是真智慧，还请诸君把目光投向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太久远，或许不容你我把每一个时代细细解读，那就从通史开始吧。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历史？

最简单的回答是，中国人理应知晓中国史。这个道理极其普通，我们理应承担。无论哪一个国，若是不知本国史，焉知本国创业之艰辛、发展之辛苦、兴盛之荣耀，又焉有承前启后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

所以中国人应该知道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的本原和来历，当我们了知了中国史之后，才算是了知了中国人，了知了中国人之后，才算了知了中国社会。知道了中国社会的各方面优劣，以及真实和虚假，个性和共性，才算是了解了自身。我们是中国人，只有放进中国史里面来研究，认识我们的过往，预期我们的将来，才能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价值，才能给自己的人生活法给出一个正确的定位。所以我们若是不研究历史，则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历史是变化的，也是稳固的，所以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传统性。研究历史首要问题是要搞懂其特殊性。所谓特殊性，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与其他民族有着本质的不同和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明显的不同，有着自己的特殊性。没有特殊性的历史，不能称之为历史。

其次，历史有着必然的变异性，因为历史在变动中进展。没有变，也不能成其历史。历史的变最能体现在盛世和乱世交替之时，俗话说：有事话长，无事话短。同样的地域同样长的时间，有事无事之别即是其历史的变异性。司马迁作《太史公书》（本不是史书，是个人专著，算子书，后南北朝时才称《史记》），开篇五帝，然而我们都知中国人的历史三皇五帝，缘何三皇之史并不叙说，且历史上其他各家对其也记载甚少，就是因为其历史的变异性。三皇之世，不以征伐治天下，故事少，五帝开始有征伐，故事多。

历史还有其传统性，是变异之中的不变。年年月月，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好似没有什么大变化，这样的历史就没必要一点一滴写进史书，然而统合起来，是其传统性。其传统性就是历史的特殊性和变异性的叠加。我们研究历史，必先知道历史的三个大特性。

中国史与西洋史的不同

中国史与西洋史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西洋史是可以分割的，而中国史不可以分割。西洋史可以把每一个不同的时期划开来看，诸如希腊史、罗马史，两者之间完全可以划分开。再后来是他们的中古时期，又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与罗马时期不同。再后来近代史、现代史。他们的每一个时代各有起点各有讫点。换言之，西洋史几乎用不着写一本通史来研究，因为其前后联系性几乎没有。而中国史则是承前启后不可分割的，纵然朝代更替，兴亡成败，但起点源头似乎只能往炎黄或炎黄之前靠，否则其历史将无法真正的讲清楚。姑且只从炎黄算起，五千年一贯如下，只有一部中国史，通体中国史。战国之后的秦汉，决不能与西洋的希腊之后的罗马对比。双方的历史有着明显的不同。当然，在此得注意的是，我们只说西洋史可以分割，而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史没有变动，我们只能说西洋史的变动性是显性的、外在的、也是巨大的。而中国史的变动性是隐形的、内在的、连贯的，一般不容易察觉。西洋史如同一部剧，而中国史如同一首诗。诗句之前是连续的，衔接之后才能叫诗，但中间并非没有变动，诗总是浑然一体，涵盖全部的，与剧有着明显的不同。

研究历史，首先注意其变

历史本身就是在变，研究历史一定要明其变，换言之，这一个时期的历史与前一个时期的不同，前后的变异之处则是其变，故而乃有历史时代之称。历史时代可以划分，划分的切入点就在一个变字。如果没有变，也就无时代划分。我们应该知道，并非先有各个时代才有各个时代的历史，而是先有这段历史才有按照历史的变来划分的时代，因此，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而非历史本身。所以中国史本身只能从通史入手，纵观全部，万不可放在一个点或一段时代上，那样的话不能真正明史。没有时代之变，也就无历史可写，比如炎黄之前，中国文明存在了不知道多少个春秋，但其变动性少，千篇一律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件，故而无历史可写。于是对于炎黄之前，我们知之甚少。

西洋史总体上可以分为上古、中古、近代三个时期。上古是指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指他们的封建时代，近代指现代国家兴起。中国人讲历史往往讲朝代，称之为断代史，因此有人说中国史无非就是一部帝王的家谱史，乃把王朝的兴亡定为一个时代。比如李家做了皇帝，建立唐王朝，便称之为唐朝，赵家做了皇帝，建立宋，称之为宋朝，朱家做了皇帝，建立明称之为明朝。但帝王家谱的说法其实很离谱，一个统一的王朝兴起，其政府职能要波及全国，正常运行数百年，在这其中变动性较少。突然一个王朝崩溃了，新的王朝替代了，这两朝之间历史会起巨大的变动，所以把断代史划分来看是有其道理的，绝非帝王家谱那么简单。就中国史而言，这是一种自然划分，自然到所有人都会这么划分，不是人为刻意而为，所以通史之外的断代史划分，没有什么不妥的。

若我们按照西洋史的划分法，则中国史的上古应该断在战国结束，秦之后是郡县社会，政治上开启了大政府高效职能的新局面，秦后该说中古史了。但这也与西洋的中古时期不同。总体上来讲，西洋的中古史是一段黑暗史，而中国的汉唐时代，政治社会各个方面进步甚多，不仅不比我们的上古逊色，又在许多方面进步不少。两千年一气呵成，中古史中间很难再细化，即便细化，各个史家有着各自的划分标准，也会全然不一样，这就真的是人为划分了，而非历史自然划分。

宋代以降，和我们的时代接近了，其社会职能的革命和新型社会思潮以及国人思维，我们今天的源头几乎都要推到宋，所以真要划分近代史，则自宋代就已经开始了，而不是清末。

我们研究历史之变，也要分辨其所变化的大小

哪些历史时代是一大变，哪些历史是一小变，一定要明白。比如从战国到秦，可谓一大变，东汉到三国，可谓一大变，宋朝灭亡，蒙古入侵中国，中国整体上亡国，可谓一大变，满清入关也是一样，民国肇兴又是一大变。由此看来大变绝非均匀的排放在历史时轴上，所以要明其变。大变之外其他变化，均为小变。历史进程，每一步都在变，从不断变化中，我们要拥有默察其变的能力，知晓其源头、本质，以及变的方向和结果，用来推测下一步历史的轨道。在历史中去寻找大趋势和大动向。固然，只要还没发生的未来，一切存在变数，会有预料不到的地方，但一定在情理之中。明白了这些，历史进程的顿挫曲折，乃至倒退，其本因和源头可以找到，当还没有发生时，可以抹杀在摇篮，避免社会灾难。这难道不是治史的重要意义吗？

内向中求外向

诚然，我们知道历史有着特殊性，每个民族每个时代不同，长期的历史大趋势和大动向，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其历史的个性绝不相同。我们学历史，正要根据历史来找到其动向，看其何处变，变往何处。在寻找历史趋势中向内深入再深入，挖掘其内在的绝对本质，这个绝对本质有时候看起来还不像本质，甚至似乎避免不了的，体现在人性的黑暗面或光明面上。比如，曹操攻打张绣，张绣已经投降，然而曹操却色性起，霸占张绣的叔母，这样张绣无论是面子上还是里子上都过不去，张绣于是反曹。这个历史事件的绝对本质原因仅仅是一时好色，而非其他社会动向或矛盾导致的。如果我们内向求史中，了知本因，亦能推导外因，进而向外求。我们把握了这个历史的个性，才算是了知了历史，才能指导历史，在其进程中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推进历史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更合理想的境界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