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关于新疆的陌生与迷思

在公众的知识视野中，新疆一方面往往是陌生的，因为它在地理上远离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而在另一方面又往往是神秘的，因为这个地方到处充满着宝藏、宝马的故事。但我们更应该了解的是真正的新疆。只有真正地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与当下，才能真正地理解这个地方的社会与生活逻辑。

“一部中国历史，在通海以前，与西北之关系最多，同时开发西北亦用力最宏”。[i]新疆位于中国西北部，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东扞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以为固居神洲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关陇隘其封，河湟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ii]“保新疆者保蒙古，保蒙古者保京师”，[iii]正是因为这一显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它在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史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成为影响大一统王朝统一规模与气度的重要因素。[iv]

但同时，如果我们换个视角来看，新疆又位于作为世界政治枢纽区域的欧亚大陆的中心位置，[v]是整个亚洲最为偏远的地区，属于文化上的内陆亚洲区域，[vi]它在历史上是一块各大文明交汇、共融的地方，同时也是历史上各个族群生活、繁衍与彼此交往的地区。这两种地域身份之间的调试与互动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出现了多重后果，而这些后果对之后形势的发展又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在更为宏观的地缘环境下，新疆本身所具有的不同社会生态环境也同样影响着这一地区，数千年来当地游牧与农耕文化的发展互动，随着民族国家结构的引入和现代化理念的推进，当地的游牧与农耕都被重新加以新的规制与治理，并力图将其统一纳入到整体性的地区发展脉络当中。但是，在这过程中往往忽视了不同类型的生态文明所具有的地区与环境适应性，割裂了真实、具体的人-人关系和人-地关系，从而造成了某些问题。“大家不要绝对认为一切都似乎截然分开的两个人类集团是绝对不均一的。他们都是近邻，而且自古以来就是互相接近的，当时的农民已经将双脚陷入绿洲的腐殖土中、江河的淤泥中，并放弃了游牧生活，那些只喜欢空间和牧场的人仍然过着游牧生活。尽管游牧民与定居民之间互相鄙视，尽管他们之间有仇恨，但他们依然是彼此互相需要”。[vii]而对于那些生活在沿玉门关和西部山岭之间的商道生活的人们来说，他们除了是东西方之间庞大内陆的守门者之外，也是一种区域性文明与生活方式的拥有者。[viii]正是在这种千百年来日常生活的互动中，才逐渐形成了如今新疆的社会与生态格局。因此，从社会生态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新疆近四百年来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将有助于我们破除自觉或不自觉地深藏在观念中的对于新疆的陌生与迷思。

二. 作为有机结构的新疆地区及其社会

新疆古称“西域”，其文化历史久远，早在数千年以前就已经有人类在那里活动。从汉代开始，新疆与中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日渐频繁，历代中央王朝在此地设有相关管理机构，中经唐、元、清诸朝实力巩固，新疆与中原内地之间形成不可分割之关系。到了清末，随着西方力量对华侵入加深和边疆危机的爆发，对当时时局深有洞察的龚自珍在其《西域置行省议》中开篇即言：“天下之大物，浑员曰海，四边见之曰四海。四海之国无算，莫大于我大清。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其实居地之东，东南临海，西北不临海，书契所能言，无有言西北海状者。今西极徼，至爱乌罕而止；北极徼，至乌梁海总管治而止。若干路，若水路，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东、闽、粤。版图尽处即是海比。西域者，释典以为地中央，而古近谓之为西域矣。我大清肇祖以来，宅长白之山，天以东海畀大清最先。世祖入关，尽有唐、尧以来南海，东南西北，设行省者十有八，方计二百万里。古之有天下者，号称有天下，尚不能以有一海。博闻之士，言廓恢者摈勿信，于北则小逾，望见之；于西北正西则大逾，望而不见”。[ix]他将西北边疆放到了与东南海洋相等的位置，强调了西北边疆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同时又揭示了当时清廷与民间对于西北边疆知识层面的匮乏与缺失，认为有必要将新疆作为一个具有内在互动结构的整体放到清代疆域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这一论述突显出了新疆与内地之间的整体性关联，它不应只是中原体系在西北部的延伸，而更应该是王朝疆域版图内西部的主要部分，实际上就强调了新疆应该是整个国家有机体的一部分。

而在国家的有机体中，新疆地区本身也相应地具有了有机特征。这种有机性既体现在新疆本身作为一个地理区域的整体性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其内部生态气候上。在气候方面，“天山居新疆之中，由哈密向西南行至于阗县，名曰南路，由镇西向西北行至伊塔，名曰北路。南路地居山阳，气候同于内地，北路地居山阴，气候冱寒，与内地大殊，惟伊犁平川，九城山势环抱，登努斯口果子沟在其北，穆素尔冰岭在其南，气候介乎南北二者之间，故诸物迟早不同”。[x]清末史善长的诗作也从侧面反映出新疆内部各区域之间不同的气候与生态：“山路却平平，中分南北界。其上盘查关，客到停车盖。关北属轮台，白战雪不败。关南吐鲁番，二月桃花卖。行人将过山，绵裘各备带。山头互易衣，慎莫笑侈忲。咫尺异炎凉，咄咄事称怪。造物故逞奇，不管人学坏”。[xi]可以说，正是由于新疆内部各地区气候环境上的差异，使得新疆各地区之间在生活方式与生态上形成了区分较为明显的各大区域：天山北部以游牧为主的区域及其形成的特殊游牧生态（习惯上称之为北疆区）、天山南部以农耕为主的区域及其形成的特殊农耕生态（习惯上称之为南疆区），这两大生态之间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彼此互动，并在与中原内地以及周边外域相关力量的合纵连横中影响着历史的走向；而位于东部天山尾部的吐鲁番和哈密地区则习惯上称为东疆区，这一区域与中原的联系要更为频繁、紧密。

内亚研究大师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曾从整体上阐发了中原与草原社会之间的彼此互动关系，他认为有必要将互动关系作为分析新疆与周边区域关系的主轴之一：“中原文化的黄河摇篮跟北部及西北草原游牧力量的故乡之间的地理分隔，并不像这两种社会之间的分隔那样明显。它们之间的过渡是渐进的。中原的集约农业经济、定居社会与草原游牧民的粗放农业经济、移动社会同时崛起，彼此之间的互动交往不断。但是，与农耕社会相比，草原社会实现完全分化的时间要晚得多。”[xii]在拉铁摩尔这种宏观分析的基础上，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进一步从人类学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中游牧与农耕力量之间关系加以分析，并用自然森林的生态变迁向我们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他指出：“由于这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组织较之那些其结构建基于不同原则之上的对手们显示出明显的优势，外族王朝遂以一种可预期的趋势相互兴替，而政治生态只在这样的情况下方能显效。那些不断变化中的使王朝取胜的关键优势成为其自身兴替的根基。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在一片古老的顶级森林（climax forest）被大火焚毁后随之而来的生态演变。在一片顶级森林中，少数大树支配着整个景观，将那些无法在天然除草剂与树阴下生存的其他物种排除在外。一旦这些大树被大火或其他灾难摧毁，这些死亡的树木就会迅速被侵入这片过火区域的更为多样却不结实的物种所取代。生长迅速而短命的杂草及灌木通过大量繁殖最先成长起来，形成一片新的植被，直到它们重新被那些生长缓慢却更为结实的树种所取代。最终，这片树木形成了一片混合森林并延续数十年之久，直至一两种树木重新成为完全占统治性的树木，将其他树种从这片区域中排除出去，并使森林回复到稳定的顶级状态，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周期”。[xiii]这种分析将游牧社会作为一个与周边社会具有互动关系的有机对象加以观察，而它们又共处在一个更大的领域之内。这种论述如果放到对新疆社会生态的研究当中也是具有相当说服力的。纵观新疆数千年来的历史，可以发展，实际上新疆地区内部游牧力量与农耕力量之间也存在类似的互动结构，并且往往通过与中原内地以及周边外域之间生态力量的相互联合而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彼此间的互嵌、互竞与共生，而在这一漫长历史过程中，作为整个森林景观的新疆地区，其主体范围与特征在长时间内维持稳定，并作为一个整体与周边的其他社会类型发生关联。[xiv]

此外，在涉及到新疆内部各个生态区域之间的界限的时候，我们也应对此加以必要的研究，意识到生态区域划分过程和界限本身所具有和进一步凸显的意义。正如美国学者米华健（James Millward）所言，“边疆的概念近来被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视为一种强有力的暗喻和阐释的工具。根据边界的划分，分歧得到明确的表达和谈判，决定了该囊括还是排斥，文明的种类也得以划分。边界不仅确实区分了两个实体，它们还限定了这种实体的范围。……边界并非固定不变的。它更像由各种不同的物质或不同概念的地带之间相互联结和渗透而形成的多孔结构的表面。它们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来改变其位置、特征以及意义。”[xv]在具体分析新疆内部各生态区域之间边界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避免对于区域内部边疆与边界的固化映像，而注意到边界的流动性与模糊性，而这种边界的流动性与模糊性又处在这个历史上充满着多种流动性因素（人员、货物、文化、观念交流）的整体大环境当。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原内地时经常强调的“固化”与“维持”，到了研究新疆的时候，可能更多地需要注意互动格局之下的“流动”与“变迁”问题。

当然，这种“流动”与“变迁”往往会在某些看似稳固不变的特定概念那里显著地凸现出来。例如我们最耳熟能详的“丝绸之路”，可以说，在历史进程当中，这条贸易通路的走向与发展时刻受着新疆内部各个生态区域的影响，最终在各方面利弊的考量之下选择了处在沙漠边缘地带的草原之路，这条线路“摆脱了草原上的游牧生活（尽管总是受到北方游牧部落的威胁或控制），使商路上的这些绿洲具有都市的、商业的特征，通过这些链条式排列的绿洲，这一地区形成了西方几大定居文明即地中海世界的文明、伊朗文明和印度文明与远东的中国文明之间的交通线……这条纤细的双线，交替着穿过沙漠，越过山峦；它弱似忙于越野的蚂蚁爬出的蜿蜒而漫长的路线，然而，它已足以使我们的地球形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分离的两个世界，足以维持中国的‘蚁穴’与印欧的‘蚁穴’之间的最低限度的联系。这就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沿着它，进行着贸易交往和宗教传播；沿着它，传来了亚历山大后继者们的希腊艺术和来自阿富汗地区的传播佛教的人”。[xvi]而我们也要注意到，随着草原力量和农耕力量之间的此消彼长，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具体走向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生态区域与贸易线路的问题只是新疆地区社会发展与变迁的某些方面，而对于更具宏观性的新疆整体社会经济而言，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来看，如拉铁摩尔所言：“草原的周期性崛兴，间之以中原的统治及绿洲的崛兴，这种模式是与草原和绿洲生活之不能协调有关系的。在草原经济与汉人及绿洲农业经济之间是混合与粗耕经济。草原居民、汉人、绿洲居民都不能向这种混合经济‘进化’，因为这种混合经济乃是立于单纯经济制度上的社会的‘退化’。由于同样的理由，各种社会形式的内在的困难也阻止了中国机械化工业的兴起。然而，只有工业才能联合这些不同的经济形式，以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社会结构”，[xvii]拉铁摩尔敏锐地注意到了新疆内部各区域基于族群、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不同而形成了多种经济样态，而且这些多样化的经济形态无法在工业文明之前融合成一种混合经济。他的这种看法尽管存在某种绝对性，但从新疆地区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可以发现，在近代工业出现之前，新疆地区所具有的社会经济类型往往具有某种内在的区域性，无法形成一种整体性的新疆地方经济，从而无法与中原内地的经济形态形成稳定的联系，而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新疆地方所出现的新的工业经济类型在与中原内地相关经济类型的交往互动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统一性的中国工业经济。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统一的国家经济的形成，我们所观察到的新疆社会也出现了新的不同场景。比如说，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新疆就经历了空间意象上的深刻转变。民国时人冯有真眼中的新疆“屏障西北，为我国边防重镇，幅员之广，为全国行省之冠。然有史以来，此被视为塞外之新疆，几不为新疆以外之中国人所注意，而新疆之地方当局与人民，对新疆以外之国事，亦漠不关心，故新疆虽为中国最大之行省，几形同中国之另一区域”。[xviii]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在访问新疆的著名记者储安平眼里，“一提起新疆，人们便会有各种不同的想法，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这些巍峨的名字，给人们以一种无限高大无限雄伟的感觉；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及苇湖碱滩这些字眼，又使人们掀引起一种荒野冷峻的情绪。这一年多，我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漫游，看到那亘古不化的雪峰、葱郁深邃的林色、水天相接的湖景，以及远远看来永远像一片浩瀚的海洋似的平原，心胸开放，意气豪迈。就在这土地上、山岭间、湖滩边、森林里，出现这黄金色的麦浪，雪山似的棉堆以及那数也数不清的肥壮的牛羊，使人深切感到，我们的祖国辽阔而又伟大，美丽而又富庶”。[xix]而这种变化，一方面固然在于具体时代本身的不同，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注意到行文当中对于新疆具体特征的描绘，就可以发现，对于具体生态的描述及其新疆在中国统一政治、经济结构中不同地位的强调，是形成这两种不同新疆意向的重要标志。

总之，作为有机结构的新疆社会，不仅体现出自身内部各区域的特殊性以及彼此之间的相关关联与互动，而且还应该看到新疆作为中国统一经济空间中的重要部分所凸显的价值。

三.新疆研究的生态视角：以国内外相关研究为例

“历史研究需要建立坚强的跨学科联系，以提供新的资料来源或有关因素（如气候和土壤），或提供历史学家所不熟悉的解释方式”。[xx]因此，随着新视角与新方法的引入，将在新疆研究领域提供更具分析能力的研究工具，同时也进一步将研究推向深入。在这中间，从生态视角对新疆进行的研究就是其中发展较为迅速的领域。

与传统的地区性研究相比，目前国际学界对于新疆文化与环境变迁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单纯地域研究的范畴，而开始将之放到跨文化与地区比较的领域内进行，并力图贯穿生态的相关视角，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也更多地凸显出跨学科色彩。以1996年由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和史尼斯（David Sneath）主编的《内亚的文化与环境》（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Inner Asia）2卷本文集为例，[xxi]其第一册以“游牧经济和环境”（The Pastoral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为题，主要论述了内亚的土地使用结构与过程、蒙古游牧民活动类型的社会经济视角、内亚草原的退化与种植业转型等问题，其中关于新疆的研究就被放在内亚这一整体大环境中加以比较研究与分析；本书第二册则以“社会与文化”（Society and Culture）为题，主要围绕内亚游牧民对于环境态度的比较研究、传统蒙古植被命名中动物的文化重要性、内亚的教育体系—对社会实践与文化再现之间互动关系的一个考察等内容展开，其中涉及新疆的研究被放到一个比较视野下进行。在其中，崔延虎教授的两篇文章《关于内亚游牧民对自身所处环境的一个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ttitudes of thepeoples of pastoral areas of Inner Asia towards their environments”，本书第1-24页）、《北疆游牧地区内部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与环境的关系》（“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the pastoral areas of north Xinjiang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environment”，本书第205-230页）为我们提供了从生态视角分析新疆北部游牧社会及其生活的尝试与经验。

其中，第一篇文章主要涉及的是较为微观层面的研究，探讨的是北疆游牧民对于广义上的环境及其具体对象，如树、草、水、游牧生活等等的相关态度与具体实践问题，这实际上就契合了我们目前日渐重视的对于“关键词”的研究，因为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些正是游牧民族生态观中的几大关键词，因此，对于这些关键词所作的基于田野经验的研究，对于新疆生态研究的推进无疑具有深意。第二篇文章则主要涉及社会组织及其与环境的关系，所着力论述的是在北疆宏观社会结构发生变迁的情况下，其承袭自蒙古汗国时期的二元行政体系（军事控制体系与传统部族治理体系）在20世纪逐渐被新的中央政治体系所拆解与重构。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北疆大的社会结构在19世纪末至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但在微观的社会组织与家庭结构方面依然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原有的传统，并没有出现大的转变。而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大潮的迅猛推进，北疆游牧民的这些微观组织与家庭结构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而史尼斯（David Sneath）发表于《科学》（Science）上的文章《内亚的国家政策与草场退化》（State Policy and Pasture Degradation inInner Asia）则从国家政策的视角分析了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内亚区域的草原退化问题。

[xxii]在这之后，1999年又出版了《游牧的终结？内亚的社会、国家与环境》（The End of Nomadism? Society, State, andthe Environment in Inner Asia）一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得以推进。本书同样是在“内亚”的总体背景下来进行论述，但较《内亚的文化与环境》2卷本文集，在体例上更为紧凑，在牧区的乡村结构、游牧的空间移动性等角度下来探讨和分析新疆问题，凸显出“问题导向”的研究思路。[xxiii]

在21世纪之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人文社科领域主要围绕新疆史地研究展开，重点侧重于对新疆内部各区域的社会、生活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而理工科领域的研究则主要围绕环境科学、地理科学等展开，研究成果的数量占据多数，但侧重于对数据的分析，在将数据分析与人-人、人-地关系结合方面较为欠缺。进入21世纪，以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为基础的人文社科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代表性著作如阿布力孜·玉素甫：《新疆生态移民研究》[xxiv]、程其畴：《新疆生态探究——程其畴教授科学考察手记：1956-1997》[xxv]等，这些著作将“生态”作为观察新疆社会发展变迁的主线，进而能够在分析中得出与以往研究视角所不同的结论，较有启发意义。同时期代表性的论文如周泓：《民族学、人类学相关理论与民国新疆社会研究》[xxvi]、王欣：《当代新疆牧区社会文化的变迁——以哈萨克族牧区为中心》[xxvii]、阚耀平：《新疆草原文化区域系统研究》[xxviii]等等，这些论文摆脱了对于新疆内部社会与区域特征的传统化的、罗列概括式分析，而是将之放到社会流动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以生态为切入点，强调各个引导要素之间的差异与联系，从而使相关的分析更具有可信度和实践价值。此外，从相关学科的发展角度看，目前在环境社会学视角下进行的边疆地区生态移民研究日益凸显出重大价值，值得加以特别关注。

当然，从总体上看，新疆内部的地域差异对各自区域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例如，其北部处在内亚这一文化生态的草原带，而这一广阔草原带的特殊生态又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具有同一性的游牧文化性格，并使之保持了数千年，这无疑可以说地理气候等生态因素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而在另一方面，最近几十年来的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浪潮又反过来使一些原本较为稳定的生态机制在短时间内出现了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将会对新疆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需要进一步加以探究的。

四. 新的道路与新的契机

从研究方法上看，在对目前人文社科研究“碎片化”趋向的反拨中，边疆研究开始在跨学科研究以及区域、跨区域研究方面有所推进，并逐渐从较为单一的史地研究向多学科、跨学科综合研究视角转变，从而开始将中国边疆作为一个具有自身鲜明特色和整体性的对象加以探究。[xxix]与此同时，随着当代地缘政治格局的发展变迁，“边疆”与“周边”也逐渐成为两个值得加以一并观察与思考的对象，与之相对应，边疆研究也就具有了更多的比较视角。在这种转变过程中，作为中国边疆重要组成部分的新疆，因其特殊的地理方位与地缘环境，无疑就具有了相当重要的观察与分析意义。在具体的操作层面，需要对新疆社会进行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工作，并在掌握当地语言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期的民族志观察与记录，从而更好地理解新疆内部各种生态结构自身的发展逻辑与互动方式，从而能够更好地以小见大，把握新疆社会文化发展的真正脉络。

在认识论的角度上，目前我们对于新疆的认识还主要是一种“从中原看新疆”的思路，而这种认识思路容易使我们用中原既有的范式与观念来看待新疆历史与社会，从而无法真正了解新疆内部的生态结构与发展逻辑，从而形成认识上的某种误差。而随着全球视野的凸显，学术层面的研究日渐注意到在近代之前的欧亚大陆上也存在着广泛的人员、货物、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的交流与互动，而且这种交流与互动往往以新疆为节点进行，“它既是世界体系的东方、南方、西方各地区之间的逻辑连结点，又常有迁移和入侵的浪潮涌入其间”，[xxx]在这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新疆自身与中原内地及周边外域不同的独特社会生态，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西域’史既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又是中亚史的一部分，要全面、透彻地理解中国史和中亚史都不能不研究‘西域’史。不仅如此，‘西域’史研究还能为我们探索若干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例如各种文化交流、冲突和融合的规律等）提供丰富的启示”，[xxxi]因此，关注新疆社会内部各种生态结构的变迁发展及其当代命运，不仅需要我们从中国视角进行观察，还应该从内亚和全球视角来加以考量与分析。

历史的问题总是会涉及到当代。布热津斯基曾提出了对于美国而言的世界几大挑战，其中就包括广义上的内亚地区，并认为这一地区出现某种新“巴尔干”的可能性，认为美国政府应引起足够重视，其中就将中国新疆囊括在内。[xxxii]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国际学界有人认为地缘政治已经过时，但新疆地区自身的地缘政治价值并没有弱化，并且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世界力量关注的重点之一，因此，理解新疆自身的特殊生态结构及其在中国国家内部与周边国家关系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就显得尤为关键与必要，而这也必将有力地认识新疆历史与现状，并更好地把握新疆的当下与未来。

本文原载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限于篇幅，本文转载时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部分。

主编：何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