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４世纪中叶，佛教由中国传入高句丽，不久又扩展到新罗、百济诸国，再经新罗、高丽、朝鲜等朝的弘扬，佛教成为韩国的传统宗教文化组成部分之一，对朝鲜半岛的社会历史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发挥了重大作用，并且成为中、日、韩、越等国组成的北传大乘佛教文化圈的一员，在世界佛教中也具有地位。本文介绍本世纪以来中国和日本学术界对韩国佛教研究的情况，并略及欧美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笔者寡闻，恐不能概全, 祈请学者谅解，欢迎补识指正。

中国与韩国是毗邻的友好国家，佛教一直是两国宗教文化交流的纽带。历朝的中国官方史书和佛教大藏经中都保存了不少有关新罗、高丽等国的佛教资料, 特别是在佛教僧人的传记总汇里，曾经记录了一些新罗、高丽僧人的事迹，许多僧人撰写的佛教著作也被收入了汉文藏经，这些都是弥为珍贵的佛教资料，对研究中韩两国的佛教，以及两国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关系无疑有着重要的利用价值，因之不可忽视。

尽管有着众多的资料可供学者们利用参考，但是过去我国没有出现一本专门论述韩国佛教的专著，甚至连一本辑录韩国佛教史料的资料集也没有正式出版。于是造成在国际韩国佛教研究论坛上，没有中国学者的声音。例如，１９７９年美国的佛教学者兰卡斯特（Lewis R.Lancaster）编纂的《高丽藏:目录介绍》（The Korean Buddhist Canon:A Descriptive Catalogue）中“普通著述”一栏里，一共介绍了４８本有关韩国佛教研究的专著或者论文，里面没有一本（篇）中国学者的成果。又如日本学者镰田茂雄于１９８７年所著的《朝鲜佛教史》一书的“参考文献”里，引用了９７种著述，里面也没有中国人的著作。这对一个已有千余年宗教文化交流历史的泱泱文化大国而言，的确太不相称，佛教界和学术界都为之感到遗憾。

清末民初，佛学在中国大地一度复兴，与韩国佛教有密切关系的唯识学说曾经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谈论唯识一时成为时代思潮之一。但是，这时人们所瞩意的唯识理论，主要是从经世致用的角度而发的，许多人认为唯识学的心识论能够拯救人心，正教于社会，于是佛学本身的意义被淡化，新罗高僧圆测、元晓等人对唯识学的阐发，自然也就无人做专门研究了。

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佛教协会会刊《现代佛学》曾刊登了不少佛教文章，但没有一篇是论述韩国佛教的。佛教协会曾经组织学者编纂了一本《中外佛教关系史料》，内中有学者撰写的《中朝佛教关系》一文。不过，这本资料集也没有正式出版，只是以油印的形式在学术圈内散发而已，影响甚微。到了１９８０年，这种局面才彻底改变。同年佛教协会编的《中国佛教》（知识出版社）第一辑中刊出了经过整理的上文。越年《中国佛教》第二辑里介绍了新罗僧圆测。此后有关韩国佛教的文章渐次增多，每年都有几篇文章面世，据笔者不完全统计，１０余年来，学术界共发表韩国宗教的文章或译著２７篇（本），其中有关佛教的著述有１９篇（本），约占总数的７０％。

《中朝佛教关系》一文主要利用了佛教史料，将１０００余年来的中朝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做了总体上勾勒，由于没有展开，从学术角度上看，该文所提供的研究线索无疑是很重要的。周琦的《天台山与朝鲜文化交流》（《东南文化》１９９０年第６期）则弥补了前文所缺的元朝以后的中朝佛教交流情况，将研究往前推了一步。王承礼的《高昌与高丽佛教文化交流的三份文献》（《学术研究丛刊》１９９２年第４期）研究了高丽僧义天与高昌国沙门尸罗底之间的三封书信，丰富了这方面研究的内容。１９９３年６月“首届天台文化研讨会”在天台山举行，学者陈景富提交了《中国佛教天台宗与朝鲜的关系》、何劲松提交了《天台宗在日本和韩国的传承与发展》，此二文对中韩两国佛教天台宗的交流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弥补了过去的不足。朱红星、李洪淳、朱七星三人撰写的《朝鲜哲学思想史》（延边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二、三章对新罗僧圆测、元晓、义湘和高丽僧均如、义天、知讷、慧谌几人的佛教哲学思想做了介绍和分析，牵涉了唯识宗、华严宗、天台宗和禅宗等几个宗派，指出了他们在朝鲜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做了开拓性的工作。曾庆英的《从幼年天子到佛教高僧》（《历史知识》１９８７年第２期）、李岩的《“地藏菩萨”金乔觉及其九华山垂迹考》（《朝鲜中世纪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袁家耀的《九华山佛教文化》（《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４期）等文都是对新罗僧金乔觉的行迹做了研究。１９９１年９月九华山佛教协会还邀请国内部分佛教学者召开了“金地藏生平活动论证会”，讨论金地藏的生平事迹。这种专门开会讨论一个外国高僧的学术讨论会，在中国佛学史和佛教史上尚属首例，这个荣誉首先给了韩国僧人，表明了中韩两国佛教文化不可分的密切关系。也说明中国的学术界和佛教界已经开始注意到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的重要性了，无疑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这一时期，中国大陆治韩国佛教者比较突出、有影响的是黄心川的《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佛教的交流一一新罗来华佛教僧侣考》（《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１期）一文。文中主要依据了各种中国史籍，对隋唐时期来华的新罗僧侣做了梳理，详细考证出新罗时期有１１７人来过中国。这个数字比韩国学者李能和统计的６４人，日本学者中吉功统计的６６人超出的多的多。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中、日、韩三国学者的好评。上海复旦大学王雷泉副教授认为，表明国内佛学研究者在反省中正遂渐摆脱空泛的学风，转向具体、深沉，更富有特色和个性的道路。日本佛教史专家镰田茂雄教授说：“明确了在隋唐时代有１１７名新罗僧留学中国的历史事实，研究清楚了朝鲜佛教是在受中国佛教影响的同时，进行独自发展的事实。”（《五台山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韩国大韩传统佛教研究院院长、精神文化研究院（国立）教授金知见“觉得这篇论文的研究成果真值得获高评价”（来信摘录）。现在此文已经被译成韩文和英文发表，并且通过了日本著名学者中村元博士、古绍钦博士、镰田茂雄博士和韩国泳洼博士、金知见教授共同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的审定，授予“第四回（届）国际佛教学术奖”。这是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佛学领域第一次获得的最高荣誉，说明中国的佛学研究已在国际论坛上开始产生影响，学术研究正在进入世界前列。此文还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１９９３年优秀论文奖，在国内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黄万福和陈景福了也是研究韩国佛教有突出成绩之人。他们曾经合作发表了《中朝两国佛教典籍流通考》（《人文杂志》１９９１年第１期）、《古代朝鲜僧人入华求法请益活动的兴起与发展》（《五台山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４期）等文，分专题系统地介绍了中朝佛教文化交流情况。最近他们出版了《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一书，这是现代中国学术界写作的第一本中朝佛教关系的专著。此书约４０万字，１３章。第１章介绍佛教东渐朝鲜半岛；第２章谈６－１１世纪时朝鲜僧人入华求法请益的种种活动以及特点；第３章概述朝鲜入华学僧到西域学习的情况及总结；第４章叙述了中朝两国编辑佛典和流布的情况；第５章讲中国天台宗入朝鲜及其发展；第６章说中国律宗在朝鲜的传播；第７章言中国华严学在朝鲜的流传；第８章述密教在朝鲜的研习情况；第９章勾勒了唯识学的传入活动；第１０章介绍了禅宗东传朝鲜后的发展；第１１章总结了朝鲜佛教徒在中国佛教史上的贡献；第１２章是元代至明初的中朝文化交流；第１３章为中朝佛教艺术交流，包括佛教建筑、造像、绘画、梵钟、梵呗及艺术的内容。此外，书后还附录了“中朝佛教文化交流一览表”和“中朝历史纪年对照表”。可以看出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不仅描述了中朝佛教文化交流的史实，对一些重大事实还做了考证，例如，关于佛教初传朝鲜，作者指出根据中国佛教的情况，必须在中国佛教具备一定的规模之后才可能向外传播，所以朝鲜的佛教应该在前秦时期，而不是在东晋或曹魏年代。这个结论应是合理的。作者还强调“在中朝两国的历史交往中，还没有哪一项活动像佛教文化交流这样具有如此的广泛性、群众性。”“持续时间之长，不独在中朝两国间，而且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都是罕见的。”（书第１９页）

此外，国内近年还出版了柳雪峰译自韩文的《韩国佛教史概说》一书，这是中国大陆出现的第一本介绍韩国佛教的读物。１９６５年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东方学家朱谦之教授（１８９３一一１９７２）就已经将日本学者忽滑骨快天著的《朝鲜禅教史》一书译完，此书已由笔者整理完毕，现正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另一本由中央民族大学编撰的《海东入华求法高僧传》也由该社正在出版。

日本和韩国的佛教在历史上一直有着甚深的关系。古代新罗、高丽曾是日本僧人到中国求法的必经之路，各朝的佛教曾对日本佛教产生深刻影响。近代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后，日本的佛教冲击了韩国传统佛教。日本学术界对韩国的佛教研究起步较早，至今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１９１０年浅见伦太郎发表了《高丽版大藏经雕造年代考》，对佛教史上颇负盛名的高丽大藏经做了专题研究。１９１４年高桥护一也发表了有关高丽藏研究的论文，将此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１９２９年高桥亨撰写了《李朝佛教》。越年忽滑骨快天的《朝鲜禅教史》出版。此书３２万余字，共四编，叙述了禅佛教在朝鲜半岛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时间达１５００年之久。作者搜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资料，包括碑刻铭文、研究成果以及中国史书等，并以历史为经，人物为纬，重点讨论了韩国各个不同时期的佛教事件与重点人物，还侧重地介绍了韩国历代帝王与佛教的关系，重要的韩国佛学著作也辟有专节解说，韩国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也有叙评。对日本侵略韩国的史实，作者并没有避讳，比较客观地做了介绍，公开承认这是一种侵略行为。此书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对佛教史实和僧人的评判标准。由于作者是日本佛教禅宗信徒，因之执囿于用传统的判教方式来评定得失，换言之，凡是符合禅宗的本意即加以肯定，不合禅意则加以批评，于是造成了不能对韩国佛教的发展有全面地了解，韩国佛教在自身发展中而形成的民族化和地方化的特征反而被抹杀了。表现不出佛教传入当地，与当地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情况。但是此书仍以资料翔实，重点突出，脉络清楚、内容广泛而闻名于学术界，后出的各种有关韩国佛教著作，都将此书列为必备的重要参考书来引用。

《朝鲜禅教史》的出版，标志了日本学术界对佛教研究的旧时期结束，新时期的开始。此后的６０余年，日本的韩国佛教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出版了很多著作和一批优秀的学者。稍晚于忽滑骨快天的学者今西龙曾经撰写了《新罗史研究》（１９３３）和《百济史研究》（１９３４）等著述。新罗、百济、高丽这几个朝代正是韩国佛教进入鼎盛时期，所以佛教无疑是研究重点之一。这一时期韩国佛教寺院和佛教美术的研究也已开展，先后发表了滨田耕作的《佛国寺的石窟庵》（１９３８）、小场恒吉的《庆州南山的佛迹》（１９３８）、杉山信三的《朝鲜的石塔》、轻部慈恩的《百济美术（１９４０）和斋藤忠的《朝鲜佛教美术考》等文，表明了日本学术界的韩国佛教研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

５０年代后，日本的韩国佛教研究曾一度沉寂，到６０年代止，学术界的主要成果有末松保和的《新罗史诸问题》（１９５４）和高裕燮的《韩国美术史及美学论考》（１９６３）等少数几种著述出版，而且从人名和书名来看，后者很可能是韩国学者的著述。７０年代以后，日本的韩国佛教研究再次进入了繁荣时期，出版了很多这方面的著作。中吉功则是有突出成果的学者之一，他先后出版了《海东的佛教》（１９７３）、《新罗.高丽的佛像》（１９７１）、《朝鲜美术道》（１９７９）、《朝鲜回顾录》（１９８５）等著作，其中《海东的佛教》篇幅较大，讲解也较详细。继中吉功之后的是镰田茂雄，他发表了《韩鲜佛教寺史》（１９８０）、《朝鲜佛教史》（１９８７）、《新罗佛教史序说》（１９８８）、《朝鲜佛教寺院》（新罗篇、百济篇各一本）等书。其中《朝鲜佛教史》是日本学术界推出的第一本具有概论性的通史著作，概述了韩国佛教的传入到现代韩国佛教的１０００多年情况，内容丰富，涉及了佛教很多内容。作者主要依据了中、日、韩三国保存的佛教资料，概括出韩国佛教的护国性，综合性和复杂性等几个特点，并且立了专节讲说韩国佛教与中国及日本佛教的交流及其相互影响，有一定的意义。《新罗佛教史序说》一书则发挥了作者治华严学的特长，对新罗僧、华严学者义湘的研究篇幅占了一半以上，以义湘的生平研究为重点，指出义湘在中国华严学和新罗华严学的研究史上有着不可泯灭的贡献。除了上述二人之外，日本学者发表的韩国佛教著述还有葛城未治的《朝鲜金石考》（１９７４）、江田俊雄的《朝鲜佛教史的研究》（１９７７）、源弘之的《韩国净土教研究序说》（１９７８）、田村圆澄的《古代朝鲜佛教与日本佛教》等书。７０年代以后，一些韩国学者的佛学研究著作也先后在日本发表或译出。总之，据笔者不完整统计，现今在日本出版的韩国佛教学术著作计有４４本（篇），其内容涉及了多种领域。

欧美等国的佛学界对韩国的佛教研究也有一些。比较重要的首推兰卡斯特的《高丽藏：目录介绍》。此书共８００余页，篇幅浩繁，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将高丽藏目录用韩、汉、巴利、梵、日等文字排比出来，附上作者和翻译年代，对研究藏经的检索有很大的帮助。书后还附有一些研究韩国佛教的古籍目录和近现代学者撰写的论文目录和书目。不过，关于战后韩、日学者的书目，作者少有涉及，看来作者对现代世界学术界的研究情况还是掌握不够的。另外几本书是史密斯等人翻译的、旗田巍撰写的《高丽史》（A History of Korea ,１９６９）和Ｈ.威廉写的《高丽史》（１９７１）。在都木林主编的《当代世界佛教》（The Buddhinism in Monden，World,１９６９）一书里也辟有韩国佛教的专章，主要介绍的是战后的韩国佛教。

以上概述了当代中日的韩国佛教研究情况，可以看出日本由于有长期的研究,现在仍然处于较前的地位.不过,以现有的成果来看,日本学术界所使用的资料还主要是佛教的著述，即中、日、韩僧人及学者撰写和辑录的《高僧传》、《续高僧传》、《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东国通鉴》、《东师列传》、《西域中华海东佛祖源流》、《朝鲜寺刹史料》、《朝鲜金石总览》、《东国地胜览》等基本史料。这些资料对韩国的佛教研究无疑是最重要的。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学者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别是研究古代三国的佛教，利用中国保存的资料更显的尤为重要。了中国所保存的汉文佛藏外，在藏外书籍，特别是一些碑文、地方志和类书中还应能见到这方面的资料，这就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挖掘和整理，只要整理出来，就能将研究往前推进一大步。此工作现已有人正在进行，对学者来说是个福音。当前，韩国学的研究正在我国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韩国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了“韩国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也成立了“朝鲜文化研究所”、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辽宁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院校也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中国学者正面对着美好的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