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凤凰卫视上曾经看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才知道还有顾准这么一位人物，但从此以后不管在哪里我都再未见过有关此人的一丁点儿只言片语，今天无意间看到了这问题，索性找了有关顾准的一点资料，才疏学浅，不成答案，还望见谅。

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北岛

1952年初，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任何档案材料，竟然只有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立即予以撤职处分！”

在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着背带裤戴着玳瑁眼镜，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并非出身望族，12岁便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里当学徒来养家糊口，15岁就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1个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沉醉其中，以致于操劳过度，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大量阅读西方史和中国史，依靠自学成才的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工具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去重新翻译《资本论》。

著名历史学家朱学勤后来说，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达到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被限制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建功立业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

“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也绝不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竟然直接指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

1956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是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

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独自写道。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记录的就多。”他在日记里写道。

他被下放到河南商城专区劳改，他腰不好，而拿的又是短锄，只能双膝跪在泥里，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全部磨破，臂膀发肿溃烂，手掌也血肉模糊，难以执笔。但他依然强忍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工作是人最不愿意干的拾粪。因为饥饿愈加严重，粪越来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竟然只吃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记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在偷东西。他难以掩饰的在日记里记录着：“我竟然也偷东西了”“人变得下流了”。

“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像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悲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的尽是每天的死亡和一幕幕人吃人的惨剧。

他为全国上下一片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住一口气，“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深刻的教训。”

“大声说话，定会有此机会。”他写道。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上了右派的名单为止，将近10年的这段时间里，他的日记最终没有保存下来。

所以，当红卫兵让他交代罪行时，他仅仅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写了两个字，“读史”，并张贴在墙上。

事后他对朋友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究竟向何处去。”

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某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未听说过这件事。此公当即照他脸上打了一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竟然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

他竟可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劳改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粪，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何？”

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当时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当即大声呵斥，“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还敢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请教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位参谋却一句话也说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此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一些不合规定的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顾准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夫妻二人都在为党做地下革命工作，顾19岁，她20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浓浓。

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

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

他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经非常难熬了。

“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这话让人心碎。

她让顾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费买书，她用自己的工资独自一人抚养5个孩子和健在的老人。

他记下唯一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4点半，在帮外厨房烧着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时脑袋中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陶醉了。”

1966年，他被秘密关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已经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而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的母亲已经80多岁，此时只在屋子里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

他从被监狱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晌”。

那是他们母子的最后一面。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被迫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

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然而在周口店里，他却受困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

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再不回复。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是父亲的错。

他们之后就再只见过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但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

他“实在不忍心”，又走了。

冬天寒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攒下的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

回到单位，他又收到一张4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全部转来了。

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再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了。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死讯，但是“死期，死状，遗言，一概不知”。

汪璧是因为被揭发在5年前曾经帮助所谓的“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地下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作过。

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永远都不知道的，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

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

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只能活下去……”

据经济学家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极其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一直没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最大羞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在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974年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留给自己孩子们的最后一句话。

顾准的孤独并非是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

他一度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等他一旦认识到理想主义成为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

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一个人对过去信仰过的东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经历极大的思想危机，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苦，他说自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但是他克服了。

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命的东西。

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而是重估一切价值，“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就像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却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却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油尽灯枯的身体使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此时，文革还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国家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国家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所谓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恩赐的民主。”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

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像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里工作过，我才知道他离我住的地方这么近，不过而今那里看门的人根本不知道顾准是谁，住过哪间房子。

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里，因为多病，他常常在这条河边漫步，他那时仍然穿着背带裤，一直戴着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问过，我猜他也许是为妻子服丧。

不知道在这条河的边上，他的头脑暂时歇息，暮色四合中，一个人走回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无望和悲怆？

很多次从电脑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条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顾准——如果他有一个还算平静的时代，有一张书桌，他将能创造出什么？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没有权力狂妄，也没有权力虚无。他早就说过，历史让人不可能发牢骚。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像王元化说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静，“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给吴敬琏的话是“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必须拿出东西”。

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顾去世10年后，他的儿女们有机会看到了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

“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的大女儿写道，“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无愧于顾准，才能说几十年来，时代的确是在进步的。

顾准反对将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自然也不完美，但是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基于得失功过。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

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