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宏大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提出在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深刻而系统地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而系统地阐述了“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彼此契合，又互相成就，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个文化生命体确立并巩固了当代中华文化主体性，为中国道路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根基，也为理论和制度创新提供了新的文化资源。习近平总书记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次思想解放的核心是坚定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自觉地贯通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觉地立足中国本土文化资源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路，让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传统和现代交融的现代化，一方面促进中华文明形态的现代更新，另一方面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从五个方面刻画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其中连续性和创新性一起构成了中华文明守正创新的文化气质，统一性和包容性则共同呈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和平性表达的是中华文明尊道贵德的文化价值。

一是守正创新的文化气质。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体，连续性是中外学者共同承认的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就是那创造古老文明的先民之后裔，在这片土地上是同一种文明按照自身的逻辑演进、发展，并一直延续下来。”（袁行霈、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主编《中华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卷，第4页）造成这种连续性的原因有很多，譬如东亚大陆宽阔而独立的地理环境、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众多的人口和大规模的文明体、大一统的政治形态等，但不容忽视的是守正创新的文化气质。习近平总书记说“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守正和创新的辩证统一。创新性构成了连续性的基础。守正的核心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自觉传承，创新的实质是在守正前提之下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从而不断巩固和丰富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三代已经初步确立，周初跃动的人文精神和三代一贯的礼乐文明就是最好的证明。孔子对于三代的理解，是“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朱熹《论语集注》卷一《为政》，《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9页），虽然有损益，但根本的精神和制度却是一致的，这在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中都可以得到证明。

孔子对于古代文化的态度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集注》卷四《述而》，《四书章句集注》，第93页），所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尊崇周公，“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卷三〇《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册，第1728页），表现出明确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其影响所及，汉儒董仲舒“奉天而法古”，宋代儒家追法三代，确立并弘扬道统，维护的都是这种文化主体性。守正并不是一成不变，恰恰相反，只有通过不断地创新，文化之正才得到延续和光大。孔子、董仲舒、朱熹都是采取“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寓作于述。每当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华文化总是表现出巨大的调适能力和创新力量。周秦之变，从封建到郡县，大一统的趋势不可逆转，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顺应这一趋势，借助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思想成就，以儒家为主，吸收融汇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和名家等的知识资源，构建起一个囊括宇宙、政治、社会、人生的庞大体系，奠定了大一统国家的文化基础。唐宋之变，从外向到内敛，文化的主体性和民族的凝聚力面临挑战。朱熹为代表的宋儒面对时代提出的问题，上追孔孟，下辟佛老，以理为中心重构儒家的思想体系和经典体系，重新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中华文化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清末民初之际，中华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华文明面临存亡续绝的考验，历经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失败实验，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经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飞跃，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守正创新，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连绵不绝的不二法门。

二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实践中不断塑造形成的文化格局。从考古学上看，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在黄河、长江、辽河等流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明，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如满天星斗般散布在中华大地上，经过长期的文化交流融合，逐渐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四通八达、血脉贯通的文化体系。不同地域的文化既呈现出差异性，又具有明显的相互影响痕迹。夏商周三代统一政治中心的出现，极大促进了不同族群的融合以及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文化上的一体。以《史记》为代表，大一统的历史观得到确立，各族群源出于一、纵横叠加，虽有华夷之分，但四海同源之说为天下一统提供了知识支撑，也为各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知识支撑。这造就了中华文明追求统一性的文化基因。但统一性不是单一性、同质性，中华文明始终以博大的胸襟，在开放交流之中接受、吸收并消化各种外来文化。南北朝的对峙、唐宋之间的割据、元朝和清朝的建立，少数民族逐鹿中原甚至建立政权，都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元素，与作为主体的汉族一起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世界，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础。佛教的输入、西学的引进，与居于主流地位的本土文化相互激荡，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华民族立足于文化主体性，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借鉴多元文化因素，始终以多元滋养一体，以一体凝聚多元，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也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兴盛和繁荣。

三是尊道贵德的文化价值。价值是文化的根本，无论是文化的确立还是进步，都离不开价值观的支撑。周人总结三代文化，提炼出尊天法祖、敬德保民的古典价值，在此基础上建立礼乐秩序，开辟出“郁郁乎文哉”的文化世界。伴随着哲学时代的开启，从战国百家争鸣到明清尊崇理学，中华民族的价值世界日益丰富，发展出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价值。这些价值集中地体现在道和德两个观念之中。道奠定了最基本的价值原则和方向，德是以道来塑造生命和社会。以儒家为例，仁义是道的核心，是爱和敬、情和理、刚和柔、亲亲和尊贤、天道和人道的统一，以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明明德，便是亲民，便是止于至善。儒家讲仁爱，从亲亲开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推至极处，则是宋明时代儒者常常说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二一《礼运》，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册，第3062页）就是这种价值理想的具体表达。尊道贵德的价值理想，造就了中华文化尚德不尚力的和平品格，成就了中华民族刚健中正、厚德载物的文化生命。

我们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承发展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贯通旧邦和新命，在历史积淀中开创未来，是当代中国人的使命和责任。了解历史、尊重历史并不是回到过去，“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纪实》，《人民日报》2023年6月4日），新时代的学人应该秉持“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的态度，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