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课题组成员。

百年前梁启超曾慨叹:“在今日百学待治之世界，而读此浩瀚古籍，是否为青年男女日力之所许，姑且勿论。尤当问费此莫大之日力，其所得者究能几?”今日研究者所面临的中国近现代史料，数量上远甚于梁启超时代。研究者不仅要面对以有限之精力处理无垠之史料的挑战，同时需克服史料获取的时间成本、人为限制等方面的困难。为了解决研究者史料获取的问题，推动近现代史研究的发展，中国近现代史学界涌现出众多优秀的数据库项目，例如国家图书馆的中国历史文献总库项目、上海图书馆的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项目等，在资料上传、内容呈现等方面均有不错的成绩。近年来，“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的出现，更是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特别是抗日战争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之缘起与发展现状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抵御外侮第一次取得全面胜利的壮丽史诗，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牺牲巨大、居功至伟，却默默无闻、不见经传，是西方人眼中“被遗忘的盟友”。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抗战史研究的薄弱有关。资料是制约中国抗战史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抗战时期的图书、期刊、报纸、档案等文献材料星散于世界各地，保存与整理状况也十分堪忧。意愿、能力、技术、资金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使中国抗战史学界的数据库建设落后于时代潮流。建立一个收集、整理、传播抗日战争历史文献的数据平台，意义重大且迫在眉睫。

201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发表讲话，其中特别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为贯彻落实这一重要讲话精神，2016年6月，国家社科规划办专门设立了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批准成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及国家档案局牵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以下简称“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创新了中共抗战史料征集的路径与方法。平台依托近代史所图书馆、档案馆丰富的馆藏资源，通过加强与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国内各科研院所、图书收藏机构的资料交换，整合全国的数字史料资源，避免数据库重复建设，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生态建设。平台还通过民间众筹的方式，扩大史料的来源。胡适曾说“真正的历史都是靠私人记载下来的”，此说未必完全准确，但也有一定道理，至少私人手中的历史材料特别是当中反映的历史叙述，能在一定程度上补正官方档案史料中看不到的历史面相。平台以特色专题库的方式呈现民间私人收藏的史料，目前已上线六个特色专题库，分别是“崔永元私人珍藏日文资料专题库”“吴川抗战史料专辑”“张林池陈舜玉抗战文献专题库”“冀中人民抗日斗争专题库”“江定仙抗战音乐专题库”“陈田鹤抗战音乐专题库”。

不仅如此，抗战文献数据平台还致力于海外所藏中共抗战史料的征集，依托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资源，成立了“海外珍稀文献征集委员会”，广泛邀请民国政要的后人和欧美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担任征集委员，协助征集散落海外的珍贵近代文献与档案。美国胡佛研究所收藏有大量反映20世纪中国、苏联与东欧各国的革命文献。美国著名汉学家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教授曾于1948年任职于胡佛研究所，在上海购买了一批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获取的各类中共文献，其中包括延安时期的出版物、内部印刷品、中共各级党政部门进行土改的各类调查报告。平台通过与胡佛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完成了对这批文献的数字化扫描制作，待完成著录信息后，将陆续对海内外学界开放。

截至2020年9月1日，平台已上线报纸1046种、期刊2343种、图书71071册。此外，平台还拥有档案、图片、音频、视频等类型资料，文献总量已突破2700万页。平台秉持公益、开放的学术理念，学者和大众均可到网站(www．modernhistory．org．cn)免费阅览，注册后还可免费下载。平台的目标是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将文献资源总量提升至3500万页。

二、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有关中共抗战之史料概述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为了集中展示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文献，在首页特设有“红色文献”专题版块，包含数量庞大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各级政权、群众组织出版发行的红色文献。“红色文献”不是一个独立版块，而是在一个主题下汇聚不同种类文献的综合模块，是平台向“研究型”数据库探索的尝试。为了方便读者了解和使用这些文献，本文根据平台对史料的主要分类即图书、报纸、期刊、特色专题库、档案等，择要介绍与中共抗战史研究相关的不同类型文献。

(一)图书

平台上传的抗战时期红色图书文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抗战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抗战大后方及敌后各根据地刊印的图书，此部分图书约有1000余册，真实反映了共产党在各个区域领导民众奋勇抗战的历史场景，史料价值重大，比如1937年出版的毛泽东等《抗日救国指南》(抗日战术研究社)、艾思奇《民族解放与哲学》(大众文化社)，1938年出版的抗日战争研究会《论抗日游击战争》(解放社)、江镜泉《列宁与哲学》(延安大同出版社)、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解放社)、凯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大众出版社)、金则人等《列宁》(光明书局)、乔木等《转变中的世界》(迈步出版社)、方乃宜《马克思与恩格斯论中国》、王明《救中国人民的关键》(延安解放社)、季米特洛夫《反战反法西斯斗争的当前问题》(中国出版社)、毛泽东等《八路军的战略和战术》(上海生活出版社)、雅洛曼绥夫《列宁主义初步》(解放社)、《民族革命与农民运动》(民族革命社)、伏洛希诺夫《斯大林与红军》(解放社)、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解放社)、李富春等《抗战与军队政治工作》(生活书店)、沙千里《抗战与民众运动》(生活书店)、彭雪枫《游击队政治工作教程》(扬子江出版社)、曼努意斯基《为统一战线而斗争》(延安前进出版社)、碧野《太行山边》(大众出版社)、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出版的谢远达《日本特务机关在中国》(新华日报馆)、《新升隆轮保卫大武汉殉难同志纪念册》(新华日报馆)、列宁《帝国主义》(生活书店)、艾思奇《哲学与生活》(读书生活出版社)、恩格斯《反杜林论》(生活书店)、周恩来《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抗战编译社)、《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解放社)、《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解放社)、凯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中国文化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解放社)、罗瑞卿等《成群结队》(华文社)，1940年出版的王明《民族解放先驱方志敏》(史社)、陈昌浩《近代世界革命史》(中国出版社)、《论战争》(前卫出版社)、刘光《论青年与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毛泽东等《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时论编纂社)，1941年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提纲》(华北新华书店)、《到自由幸福之路》(独立书店)，1942年出版的凯尔任采夫《列宁传》(读书生活出版社)，1943年出版的中央总学委《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毛泽东《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大众日报出版社)、陈伯达《三民主义概论》(新华书店)，1944年出版的《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恶》(晋察冀日报社)、苏中区党委《整顿三风参考材料(一集)》(江潮社)、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移民工作》、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苏联红军英雄故事》、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室《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而奋斗》、《在民主与团结的基础上加强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解放社)，1945年出版的《国共会谈材料汇集》(华北新华书店)、《新时期的路标》(新华书店)、高尔基《和列宁相处的日子》(生活书店)、《高树勋将军邯郸起义特辑》(华北新华书店)、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与新四军》、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伯人《抗战期中大后方人民的生活》(晋察冀边区教育阵地出版社)、《七大文献》(解放社)，等等。另一类是中央及地方各级相关研究部门编纂的图书资料，其中以“组织史资料”“党史资料”“大事记”为主，这些资料披露了大量的历史信息，为考察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提供了重要支撑，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同样不可忽视。

(二)报纸期刊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收集了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出版的红色报纸。由于战争的特殊环境，条件艰苦，因此平台收集的报纸呈现大报少、小报多，连贯出版的报纸少、间断出版的报纸多，印刷质量好的报纸少、印刷质量差的报纸多等特点。在红色期刊方面，平台收集的期刊基本覆盖了从中共成立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所有时段，空间范围也基本遍及全国。以抗战时期为例，平台不仅收藏了各根据地出版的红色文献，而且收藏了孤岛时期的上海与国统区的红色文献(见表1、表2)。统览这些不同时空的史料，可以看到中共在不同地域的统一战线上均发挥着领导抗战、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

(三)冀中人民抗日斗争专题库

“冀中人民抗日斗争专题库”的核心内容——《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由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辑出版。全书分为10册，均已在平台上线。冀中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套书收录了根据地领导人抗战期间发表或与抗战相关的大量著述，主要选自抗战期间发行的《抗敌报》《晋察冀日报》《冀中导报》《新长城》与新中国成立后发行的《党史资料》《星火燎原》等;抗战期间根据地形成的大量原始史料，如各类报告、总结、概况、调查等以及根据地的领导人和各级官兵等亲历者的321篇回忆文章，内容鲜活生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冀中人民抗日斗争专题库

“冀中人民抗日斗争专题库”是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上线的第一个以中共创建的根据地命名的专题库。为了推动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平台将陆续推出中共在抗战时期创建的19个抗日根据地专题库系列，汇集分散稀缺史料，深入系统研究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斗争与政权建设。

(四)张林池陈舜玉抗战文献专题库

“张林池陈舜玉抗战文献专题库”于2020年6月16日正式上线。该专题库的内容主要是张林池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日记，时间范围涉及1938年、1942年、1943年等中共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这些资料对于研究者了解抗战时期根据地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张林池陈舜玉抗战文献专题库

由于张林池记笔记基于工作需要，笔记内容对于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不加隐晦，如实反映了当时根据地及其人民的风貌、观念，有助于研究者从社会史视角了解中共基层政权究竟做了什么，给基层社会带来了哪些改变。

八路军最初进入华北乡村，群众工作的开展并非一帆风顺。抗战初期，日军在河北曲阳“扫荡”后，张林池在记录救灾工作时写道:有的民众未及逃出，向日军哀求，仍然被虐杀。张林池检讨此次“坚壁清野”做得不好，群众“太平观念”深，有侥幸心理，甚至觉得劳役过重。在具体救灾过程中，根据地政府开始只是慰问与调查，民众只说敌人的残暴，而后政府再说想办法救济，民众才肯说受灾情况与怎样修房子等。可见此地的民众，本来并不认为政府有帮助民众改善生活的义务，民族观念亦薄弱。此前还有许多民众埋怨八路军在村子驻军，张林池认为这是因为村干部没有做好解释工作，并未责怪民众国家观念淡漠。

到了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张林池则写道，因为八路军遵守群众纪律，帮助老百姓生产，“转变了群众观点，不怕带枪的人”，“在解放区改变了一个历史观点，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而参加八路军是无上光荣，人民都羡慕八路军”。之所以出现这一转变，前述张林池工作笔记已经提供了一些线索，如积极改善群众生活、认真反省工作中的不足等。其他史料亦可以与张林池所记述的互证，如在1939年的部分敌后地区，出现了边区政府下令八路军见到老百姓要敬礼的说法，这反映了中共为维护军民关系所做出的努力。

(五)台北国民党档案中的中共文献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还通过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学术机构建立资料互换、合作机制，征集了大量民国历史档案文献。这些材料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有着独到作用，毕竟国民党控制的报纸上关于中共的报道会有很多不实之词，但档案则是相对真实的。这批档案受制于合作方的协议限制，只能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阅览。《蒋中正“总统”文物》藏有周恩来、王明等中共领导人写给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亲笔信，反映了中共党人对于统一战线的态度与处理方针。1939年1月25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表示:“按目前两党关系，非亟加改善，不能减少磨擦，贯彻合作到底”，“目前为解决事实上之纠纷，可先由两党中央各派若干人合往各地，视察实际情形，可就地解决者则解决之，不可解决者则来中央商讨，实际之接触既多，基本之信念可固”。来自“对手方”的史料更能印证中共的抗战成就。百团大战结束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熊斌致电蒋介石称:“中共此次攻势，有两点足以取法，即出敌不意与打增援。前者如在开始前先将欲使用兵力布置于铁道两侧潜伏，届时全线同时动作，使敌首尾不能相顾;后者如围困寿阳之役，预将有力部队预伏于敌增援路上，步步予敌以严重之截击……寿阳一役即歼敌二千余。”

台湾地区所藏的国民党档案尽管基本上是国民党政权中央机构或领袖人物的全宗，但是仍然有相当的地方史料，足以深化中共地方党史的研究。广西的中共革命史今天研究不太多见，与史料匮乏不无关系，而陈诚“副总统”文物中即有《对于广西现阶段的认识》《广西地方文化剪影》这两份报告，指出广西境内“中下级干部的主流是以留俄生、留日学生二大系做骨干”，“一般青年多喜读左翼译述”，若以广西大学为例，自白鹏飞任广西大学校长后，聘用李达、千家驹等人，于是该校“思想颇形左倾，唯物辩证法、马克斯经济学说如《资本论》等类的书籍，平日均采作教本”，这反映了抗战初期左翼思潮在广西的影响。

三、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推动中共抗战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一)打破史料壁垒，推动中共抗战史研究的均衡发展

目前，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数据库建设已初具规模，但其中不乏门槛高、收费贵、覆盖面小的弊端。有鉴于此，抗战文献数据平台自成立之初，就决定向全球研究者和公众免费开放浏览、下载。同时，平台也欢迎学术机构加入公益共享历史文献的队伍中。平台不仅可以将著录标准平台无偿提供给各学术机构，而且可以协助学术机构完成文献的电子化，导入本平台，免费开放给学界。

开放公益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公平与活力，这在党史研究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很多党史文献或因年代久远，留存有限;或是本身印数较少，外界难见;或是内部发行，少为人知。收藏机构往往还有阅览限制，让研究者不得其门而入。所有这些因素都极大地限制了党史研究的深入。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为了推动党史研究的发展，对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尤其是抗战时期的文献进行了重点收集，形成了数量庞大、种类齐全的红色文献数据库。这些红色文献打破了区域和机构的限制，特别是为二三线城市和中小学校的师生提供了便利;对所有研究者平等开放，促进了学术公平;极大拉近了学者与史料的距离，激发了学术活力。

(二)突破“民国史观”“革命史观”的局限性，推动整体史视野下的全景式中共抗战史研究

长期以来，民国史的学科定位以研究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为对象，有意与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范围相区隔。近些年来，一些学者致力于突破单一革命史或民国史研究视野的局限，在全面搜集国、共双方史料的基础上，会通国、共双方的视野，动态考察两支对立的政治力量相互博弈的历史进程。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的史料汇集与检索方式，进一步推动革命史与民国史的融会贯通，将“革命”放回到20世纪上半期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将国、共、日、伪等多方政治势力置放于同一历史场域中展开探讨，以再现既复杂多变又关联互动的历史本相。平台坚持“汇多库于一”融合发展模式，涵盖档案、图书、报纸、期刊、图片、音频、视频、研究性著作等多类型史料，并有意避免在材料征集上自我设限，不拘泥于特定区域或特定主题，努力拓宽收集史料的范围。如需查阅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中国舆论情况，研究者就可以在抗战文献平台中同时打开《大公报》《时事新报》《新闻报》《中央日报》等三五种报纸，逐日对比阅读，浏览各地各派的不同反应。这样的阅读方式是以往在国家图书馆或上海图书馆调阅微缩胶卷的时代所完全无法想象的。

阅读方式的改变，很可能会带来学术取向的变革，由“史料学转向”促成“史学转向”。研究者依托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的资源和技术，可以通过加强对文本流变的分析，加深对于抗战时期政治文化和社会思想的全面理解。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为例，以往研究多以对文本本身的考察为主。平台将不同种类的文献汇聚同一平台，加上章节目录检索，发现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言，“持久战”并非他第一个提出来的，同时代不乏对“持久战”的讨论。但将这些讨论与《论持久战》比较即可发现，毛泽东的著作在理论深度与论述的全面性上远胜于其他论述。不仅如此，通过检索平台的“红色文献”专题数据库，研究者可以迅速梳理出《论持久战》传播和接受的大致过程。通过检索“持久”“相持”等相关词汇，可以发现在《论持久战》发表后，各大报刊中相继出现了相关文章。1939年，《解放》《前线》刊登了彭德怀和左权两篇题目同为《论坚持华北抗战》的演讲;《新华南》发表《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一文;《解放》则发表了张闻天《论抗战相持阶段的形势与任务》的演讲。这些文本提示研究者可以更为仔细地考察各地区抗日军民对持久战思想的自觉学习和运用，而以往囿于材料和视野的限制，研究者往往很容易忽略掉这些重要线索。随着平台的广泛应用，笔者相信将涌现出越来越多意义重大、角度新颖的课题，这无疑会有助于展现中共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光辉历程。

(三)突破单方面依靠中方史料的局限，推动国际视野下的多国史料互证的中共抗战史研究转向

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中日之间的军事对垒，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战的爆发、《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订立、《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苏德战争的爆发、珍珠港事件等国际事件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战略布局的核心，就是将中日战争国际化，通过国际联合阵线制裁并战胜日本。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解决中倭问题唯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批评“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其希望于外援”的错误观点，同时非常强调国际因素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

长期以来，中共抗战史研究比较局限于中方史料与中国视角，缺乏与日方史料的相互印证，尤其缺少对反法西斯同盟国和轴心国的战略决策及其对中国和周边战场影响的深入研究。加强中日史料的相互比对与参证，显然是夯实中共抗战史研究基础的重要环节。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保存了大批抗战时期的日本文献，包括日军战时宣传品、叙功记录、战史资料集、战争回忆录、战史研究著作以及反映日本社会战时情况的日文材料。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与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合作，完成首批约50万页史料的扫描和著录，于今年9月4日正式上线供读者免费阅览和下载。首批上线的日文资料有1500余种，包括日军基层联队战史资料、日军拍摄的战争照片、对华调查等珍贵史料，对于微观层面准确呈现日本侵华战争的战术运用、作战经过、作战效果等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崔永元私人珍藏日文资料专题库

为了推动中国抗战史的研究走向多国史料互证，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与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合作，把后者馆藏缩微资源转换成数字资源上传平台。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的资料室馆藏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瑞士、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爱尔兰、俄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纸本、缩微和数据库资源数十种，其中仅缩微一类就达6000余卷，约600余万页。这些缩微资源主要是美国总统、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情局、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英国外交部、内阁、首相等机构的档案，多数为国内独有馆藏，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缩微资源中，英国外交部关于抗战时期美国、俄国、日本的档案，英国首相关于战时内阁的档案，美国国务院关于抗战时期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档案，对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价值极大。现在已经转化2000余卷，并陆续上传平台。预计整体转化需要三年时间。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目前尚存在利用率不高、学者引用平台文献缺乏规范等问题，这是平台下一步亟待解决的问题。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是一座抗战史、党史研究有待开发的富矿，我们期待看到历史学界利用平台完成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的团队致力于全景式展现中共在抗战时期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轨迹。而这一工作仅凭平台团队是难以完成的。因此，我们希望学界同仁能够参与到平台建设当中，共同为抗战史、中共党史文献的收集、整理与利用事业添砖加瓦。

本文原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6期，152~159页。感谢《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惠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