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硕导甚至博导，在给研究生上课时，开口就强调史料的重要性、跨学科的新思维，这当然无可厚非，而且是极有必要的。

我当然不反对“跨学科”，但我们要警惕，千万不要滥用“跨学科”这个概念。

倘若一篇史学论文的80%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搜集史料上，只有不到20&的精力用于写文章上，

则历史学研究就沦为了另一种形式的“材料汇报”，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文山会海”，资料多则多矣，但思想却鲜有增长，如同在一片广阔的牧场上种满杂草，乍看起来，牧场上跑着几只奶牛，而历史学家就像牧场主人，喝着奶牛身上挤出来的奶，挤出来的却是干巴巴的、没有营养的水。

历史是最有力的批判武器，当历史学成为“实用之学”，历史学的批判价值和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

我始终认为，历史研究的首要价值，在于思想。历史学家所研究的，一定是能体现思想的东西。

对我个人来说，我不允许自己写没有思想的文章，我所有关于历史方面的文章，都要秉持“彰显思想性”这个原则。

一个历史学家的思想，不在于他非要说服谁，也不在于他要去反驳谁，而在于他如何去把握历史演变深处，最核心的那个东西。

思想的威力不在于说服谁，因为思想并不是一种“真”，而是一种“美”。美的极致存在，即为思想。思想和美一样，在第一眼看到就应该能让人感到震撼。

而历史演变深处最核心的东西，既不是制度，也不是文化，甚至也不能简单地用人性来解释。

这个东西，我暂时找不到更好的概念来描述。我将之称为“元史学”（本元、元初），即回归历史研究的原初价值。

借用黑格尔的话，我只能暂且将其称为“绝对精神”。

如今，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方面，生活史、医疗史、城市史，乃至疾病史、妇女史、某某运动史、食物发展史、环境演变史，似乎都成为了高校历史教授餐桌上的菜肴。

他们随时要端详一番，看看哪个更适合加工成制成品，以体现出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品位。

（某种程度上，医疗史应该由医学教授来写，而不是由历史学家来写）。

当代国内很多历史学家，他们的视野不可谓不前沿，角度不可谓不新颖，论据不可谓不充分，选题不可谓不独到；还有一些学者，在国际政策研究上造诣很深，对国际局势、地区热点、大国博弈的解读也不可谓不独到。

但问题是，这些课题更像是智库去做的，而不是历史学家去研究的。

（欧美国家有很多高端智库，像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和平基金会、兰德公司等，他们是专门研究公共政策和社会问题的，诸如毒品枪支泛滥、城市犯罪、外交博弈、国际局势、社保金缺口，等等。这些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是智库研究的课题）。

而历史学家所研究的，恰恰是不那么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

假如一个历史学家，过度醉心于对社会问题的研究，那么他就偏离了历史研究的主旨（即使他也能取得很优质的研究成果）。

因为，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历史学家好比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明的守门员”，他们有义务去纠偏，这种纠偏既包括对统zhi阶层的告诫，也包括对普通群众的劝慰。

历史学家之所以有资格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所研究的，乃是人类文明发展中最丰富、最普遍、最一般，也是最具价值的经验。

是的，历史说白了就是过去所积累的所有经验的总和。

对于社会问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自然是适用的；但对于历史研究，没有调查就不代表没有发言权。

像黑格尔这样的大师，他从没去过中国，也没看过多少关于中国的资料，但对中国历史的分析不可谓不精深。

一个顶级的历史学家，首先要是一个哲学家。至少，他要懂一点哲学。

之所以说中国古代没有历史学家，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中国古代没有哲学家。

西方的历史学家几乎都是哲学家，诸如罗素、汤因比、布洛赫等人，甚至还是逻辑学家和数学家，而兰克这位近代史学的开创者，年轻时研究的就是哲学和神学，其古典文学功底也极深厚。

即使在当代，尤瓦尔·赫拉利这样的学者，他的历史学作品也透露着哲学的味道。这个浸染了当代世界发展观念的哲学，当然和前近代的哲学有所不同，更多融合了科学哲学、文明史观、未来学和人类学的元素，但不管怎么说，一个好的历史学家，肯定是需要有哲学的功底的。

尤瓦尔·赫拉利的研究，才算得上真正的“跨学科”。所谓跨学科，不是简单的“我的专业是研究秦汉史，但博士论文写的是唐代制度变革”“他的硕士研究方向是清代政治史，博士论文转向研究明朝的社会和生活”；亦不是“19世纪东欧民族史这方面的研究很少，你博士研究方向就选这个吧”，或“这两年新冠疫情蔓延，你硕士论文题目可以研究一下美国工业化时代大城市的医疗卫生状况”。

一个幽灵，实用主义的幽灵，正在迅速笼罩当代中国的历史学研究。

现在很多青年历史研究者，他们离开档案就做不了研究，只能在那坐着发呆。原因就在于，他们过于强调了历史学的功利价值，抱持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急于出名，想得到zheng府部门的认可。

因此，zheng府文件里关注什么，领导开会时强调什么，他们就研究什么。

倘若能被官方认可，他们就十分志得意满，觉得自己终于体验了一把“经世致用”的感觉，终于可以名利双收了，这下研究经费不用愁了，晋级升职也指日可待。

这本质上还是把历史学看作了zhengzhi的附庸，是一种变相的人格不独立。

历史学家固然需要看档案，但不需要追热点。一个卓越的历史学家，他所追求的不应该是得到官方的认可，而是做一个真正的“文明的守门员”。

概言之，历史学研究的要旨，不在于“档案、档案、档案”，而在于“思想、思想、思想”。

一篇高质量的历史学论文，它的每句话都必须体现出思想的力量。当初，我在指导硕士生写论文的时候，曾说“凡是体现不出思想的地方，可以全部删掉，甚至后面的致谢也可以删”。

当然，我当年的这些话也有点偏激了，但它确实指出了当今学术论文思想性匮乏的尴尬现状。

历史学研究不能像媒体记者那样，醉心于深度叙事和新闻追踪，变相沦为了对热点事件的深度报道。

这，显然不是历史学家应该做的。

所谓历史学，无非是人的思想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