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 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5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或许可被总结为全球化兴起，又可被解释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崛起。这一宏大进程包括如下两个方面：工业主义[1]和殖民主义。工业主义导致了阶级矛盾，殖民主义产生了民族矛盾。殖民主义从属于工业主义，又对前者发挥着反作用。殖民主义活动促成了全球现代阶级矛盾的形成和持续。西方殖民主义国家通过殖民活动积累了资本，促进了民族内部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西班牙和葡萄牙从南美运回的金银促使西欧各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崛起，世界工业化进程由此开端，社会日益分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工业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后备军，也需要充足的食品和原料产地以及广阔的商品市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调整产业功能、改造社会结构、缓解生态压力。另一种简单化的解决方式便是利用殖民活动进行规模扩张。殖民主义先是输出本土人口建立海外农业和原材料来源地，后又通过改造殖民地经济结构扩充来源。依靠占有更多资源，资本家赚取了超额利润，劳动力获得了相对稀缺性从而取得更高报酬。工业化时期殖民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得到很大缓解，促进了全球经济大分流，欧洲文明的经济优势得以确立。其代价便是亚、非、美洲土著文明的自主发展道路受到严重干扰甚至被打断。在某种程度上，工业主义可能驱动了亚非拉历史发展，然而殖民主义直接封锁了这种发展可能。美洲文明直接遭到灭绝，亚、非文明至今还在曲折中争取独立发展的权利。

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以新殖民主义手法维系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部分地由于非殖民化使国际资本不再无所顾忌，资本回流到发达地区被用于加强技术创新、开发国内市场和支持福利国家政策，以弭平阶级矛盾。然而没有殖民体系支撑的福利国家政策难以持续，“新自由主义”政策继之而起，试图为资本创造一个更便利的投资环境，其举措之一便是压低本土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报酬。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使得资本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分离而非在殖民帝国范围内组织。以跨国公司为载体、依托于霸权国家的国际资本联合，让民族国家的劳动力处于更为不利的状态。再加上新技术革命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提高，全球出现了大规模失业和高薪岗位增多并存的现象，从而让阶级矛盾同民族矛盾更紧密地缠绕起来。

对近现代撒哈拉以南非洲而言，全球化中的工业主义没有产生多少积极影响。由于先行工业化国家多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毫无顾忌地实行殖民主义，工业主义受到殖民主义的阻碍，资本依托殖民主义能够凭借超经济强制榨取利润，不愿意实行纯粹经济的方式，不愿意建设新的生产结构和相应制度。

表现之一为殖民宗主国对殖民地投资结构不合理且数额很少。在殖民宗主国中，英国属于投资最多的国家。1870年到1936年间私人投资总额为11亿2700万英镑，其中5亿8000万英镑投资到矿业领域，输出矿产品价值超过大陆贸易总量的67%，属于公共投资的5亿4600万英镑集中于矿业生产地区，主要投资于矿业需要的管理和交通基础设施。[2]这种状况在二战后开发殖民地经济资源时期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在1951—1959年所谓的“殖民地开发”投资高峰期，英国平均对撒哈拉以南（不包括南非）的长期投资，散布到2000多平方公里的热带非洲，人均仅为10英镑左右。[3]工业经济不能带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表现之二为非洲市场化程度远远不足以支撑工业经济。直到独立前夕，非洲许多地区基本生活用品的80%或90%仍旧自给自足。[4]当非洲国家独立时，现代经济仅仅以“孤岛”状态存在，除了矿业开采点，大多数分布在沿海地区。表现之三为以农矿业单一产品出口为主的产业结构。除前述矿产品出口外，殖民主义结构在农业部门内重新分配资源，将农业生产资源集中到出口部门。后果之一便是非洲持续的饥荒。后果之二是经济增长不带来就业和生产效能的提升。后果之三是为当今非洲的发展和稳定埋下隐患。殖民主义留给非洲的双重农业部门（大土地占有制下的商品农业生产和小土地持有的谋生农业）仍旧影响着当今非洲的发展和稳定，津巴布韦形势的突变即源于此。非洲产品价格的决定权被西方所掌握，经常引发非洲社会剧烈冲突。1989年美国撤出国际咖啡协议，咖啡价格直线下降。成千上万棵咖啡树被卢旺达农民砍掉，成千上万的儿童无法继续学业，1994年发生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更可认为是经济恶化的直接后果。[5]表现之四为非洲各地区同殖民主义全球化的联系造成了各地区相互贸易的毁灭。非洲大陆建立起新的贸易路线。新的路线不再服务于主要的人口和经济中心，设计目的是将矿产品和农产品以最快最便宜的方式运到宗主国，所有铁路、公路、水路都是笔直地通向大海，相邻地域之间毫无道路建设。表现之五为资本流通渠道以西方国家金融市场为中心。西方银行分支机构多成为现存非洲国家国际融资的主渠道。如英国巴克莱银行自殖民时代起便在非洲多国都设有分支机构，一直作为非洲大陆金融流通的主渠道之一。沿着那些渠道，10万名非洲百万富翁将自己的大量财产移出大陆。[6]

作为现代生产结构建设滞后的结果，撒哈拉以南非洲现代社会结构发育受到阻碍。一是许多传统制度仍旧流传下来，文明内部阻碍社会历史发展的成分被殖民统治所加强，在殖民统治结束之后的当地生活中仍旧发挥着显著的负面作用。最显著的例证就是部族制度。殖民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甚至还创造出许多新的酋长、族群。如英国著名学者菲尔德豪斯所评论的那样：到1945年，绝大部分非洲殖民地都远未解决改造（旧）社会结构的问题。[7] 20世纪50年代西方殖民者仍有意识的不去触动传统的社会结构，流行的理论认为，应该在开发经济的同时保持传统社会等级，新的经济利益要按照传统社会结构分配。于是经济开发同统治基础之间的矛盾化解了，作为英国合作伙伴的传统上层的地位不受动摇，下层缺乏教育和福利的状况也因尊重传统社会的口号而被合理化了。[8]

二是富有生产力的阶级的产生和壮大较为迟缓。殖民主义者将非洲定位为工业原材料和农产品供应地，发展出强迫劳动制度和随后的流动劳工制度，导致非洲现代工人阶级多集中于孤岛型的矿业、种植园、商品农业和交通运输业部门，许多人仅仅间歇性地参与其中，阶级性并不显著。非洲现代教育滞后是殖民主义更为长远的影响。各层次教育都难以满足需要，尤其是技术教育长期遭到忽视，难以满足以工业为代表的产业发展需要。一方面，非洲发展需要引入大量外部技术人员；另一方面，非洲本土人员大量流失海外。每年有13万名大学毕业生离开大陆。1999年有超过3万名拥有博士学位的非洲人生活在非洲之外。[9]这种状况直接导致非洲缺乏一个富有生产力的阶级，历史前进缺乏社会动力。

结果，非洲的阶级矛盾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长期从属于民族矛盾，阶级界限不明显，阶级解放有赖于民族解放；二是阶级矛盾有爆发力，经常成为民族矛盾爆发的导火索。这两点在第三世界许多地区具有相似性。

殖民主义活动造成全球现代民族矛盾的形成和持续。殖民主义国家试图通过殖民征服消弭阶级冲突，引发了两类民族矛盾。一类是殖民民族和被殖民民族之间的矛盾。在亚、非、拉许多地区反对殖民主义成为创造民族国家凝聚力的有效渠道。这一矛盾也造成新生国家内部民族矛盾和新生国家之间的许多矛盾。另一类是殖民国家之间争夺殖民霸权的矛盾。殖民主义国际体系以暴力为基础，依靠单极霸权国家维系运行，霸权国家对其他殖民国家实行再剥削。

这两类矛盾在当今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地区表现得十分明显。西方正同第三世界领导人争夺对第三世界人民的代表权，这是在文化领域特别需要重视的问题。非殖民化时代民族主义领导人曾被认为具有这样的代表性。如今，这些民族领导人或由于自身缺陷或由于国家陷于发展困境，被西方舆论污名化，便利了西方夺取代表权。这仅是第一类民族矛盾的表现。第二类民族矛盾则表现为美国霸权主义者以发展中国家来恐吓其他发达国家服从美国霸权。两方统治阶级的一致性造成双方在维护现存国际体制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两者的民族矛盾使得双方也在利益分配方面时有摩擦，如法国和美国近期在西非的争夺。

殖民主义引发的民族矛盾从属于阶级矛盾又独立于它。资本需要借助殖民主义的暴力手段，需要以民族国家为依托，故而愿意缴纳一部分超额利润提升民族内部劳动力福利。资本因而游离而又依附于民族国家。英、美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便利资本的流动，将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转化为南北方民族矛盾，转而加重了南方的阶级矛盾。如果说非殖民化浪潮是殖民主义激化民族矛盾的结果，那么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便是阶级矛盾对民族矛盾的反动。

独立后的非洲民族主义政府试图利用赎买手段走国有化道路，摆脱殖民主义影响，争取更多的资金以缓和内部阶级矛盾。西方资本借此走脱资金，实现资本回流，被迫加大技术投入以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资本通过压低原材料价格制造非洲国家债务危机，再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鼓吹私有化，以便于西方政府以“民主”、“人道”为口号干预非洲政府主导发展型民族主义，不仅利用新民族国家的经济困难重新进入原行业，还迫使非洲政府移除对基本食物价格的控制，缩减对教育和医疗的公共资金投入。殖民主义卷土重来，打破了自独立以来非洲国家依靠扩展劳动者福利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共识。非洲国家失业率上升，就业者福利相对下降，阶级矛盾趋向尖锐，危及民族共识。1993年尼日利亚工人的真实工资只有1983年工资的20%。[10]这种情况反映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普遍情形。

20世纪90年代，工会如非殖民化时代一样再次成为积极的反体制先锋，引发城市无正式工作者的联合行动。后者占据了城市多数人口，在非洲大陆最发达的国家南非，正式生产部门只吸收了41%的劳动力。在以矿业为支柱产业的赞比亚，1964年独立时拥有300万人口，享有30万正式工作岗位，如今人口为1300万，只有50万稍多的正式工作岗位（除公共部门外）。[11]非洲经济仍被新殖民主义结构限制于无发展性增长层面。非洲的发展又回到了殖民时期的老难题，要加强资本积累就要削减劳动报酬，要发展就离不开世界，而融入全球化的路程曲折反复。

殖民主义扩张利用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将负面影响扩大化。西方学界喜欢强调全球经济联系的“客观性”，掩盖殖民主义非经济的一面，将15世纪以来南北经济关系的发展都归结为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实际上，殖民主义扭曲了市场关系。殖民者垄断国际市场原料需求和工业品供应，同分散的原材料品供应者也是最终产品购买者实行不平等竞争。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工业化具有依附性质，生产出来的财富既不流向政府也不流向社会，而是巩固乃至扩大已存在的收入不均，激化阶级矛盾，进而激化民族矛盾，所谓的生产繁荣反而激化出长期的社会矛盾。

正由于此，亚非拉人民强烈要求独立，首先是政治独立，其次是经济独立。西方国家只用几十年时间就完成的工业革命，非西方国家用数倍的时间都很难完成，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殖民主义造成的不平等关系。“自1880年以来世界原材料的价格跌势不止，而制成品价格则持续上扬。同样数量的原材料所能交换的制成品数量在1938年比1880年时下降了40%。……富国和穷国……之间的人均收入之比不断扩大，1800年时这一比率为3∶1，1914年为7∶1，1975年为12∶1。”[12]这种不平等关系造成了包括非洲在内许多地区的高失业率和低收入水平。尽管过去30年，工资劳动力数量在持续增长，也出现一些高薪劳动力岗位，然而全球劳动力的力量呈现弱化的态势。这不仅是由于非洲等新进工业地区工会组织的无力和非常态化，而且由于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工人的真实工资下降。为了凝聚资本进行新一轮的规模扩张，发达国家纷纷出台反工会的立法，工人真实工资普遍下降。全球消费难以赶上全球生产的步伐，过度生产前所未有地加重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缓和有赖于良好民族关系体系的确立。故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是一种对全球化的重新塑造，是对全球化进程中不平等因素的肃清，是第三世界人民分享世界体系福利的必要条件。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金融传导性空前加强使得经济危机不超过一年便可以从一个国家传导到其他国家，大大增加了整个体制的不稳定性。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集中会对世界一体化形成破坏性影响。[13]马克思主义发展道路尝试用最大的主观能动性削减工业主义发展的负面影响。

非洲历史发展走向何方？是屈居于“非正式帝国”内，还是寻找道路突破新殖民主义罗网。毫无疑问，非洲发展离不开世界。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家崛起为摆脱殖民主义束缚、实现工业化开辟了一条新道路。相比非洲国家，这两个国家都拥有庞大的规模和与之配套的政府体系，有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教育体系。中国和印度产业升级也为“南南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从“金砖国家”会议到中非合作，非洲获得了更多的国际联系，这为缓和非洲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提供了新的机遇。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

注 释：

[1] 工业主义指不惜一切社会和自然代价从事工业化的主观意志客体化的行为。

[2] S.H.Frankel，Capital Investment in Afric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8，pp158，165，213，374.

[3]郑家馨：《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4] Gann and Duingan，eds，Colonialism in Africa，1870—1960，Vol.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p693.

[5] Pádraig Risteard Carmody，The New Scramble for Africa，Cambridge：Polity Press 2011，p191.

[6] Pádraig Risteard Carmody，Globalization in Africa：Recolonization or Renaissance? 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10，p136.

[7] D.K.Fieldhouse，Colonialism，1870—1945，London：Macmillan Press，1983，p49.

[8] Michael Havinden and David Meredith，Colonialism and Development：Britain and its Tropical Colonies，1850—1960，New York：Routledge，1993，pp312-313.

[9] Pádraig Risteard Carmody，Globalization in Africa：Recolonization or Renaissance? p136.

[10] Leo Zeilig，Class Struggle and Resistance in Africa，Chicago：Haymarket Books，2009，p138.

[11]Greg Mills and Jeffrey Herbst，Africa's Third Liberation，London：Penguin，2012，pp18-21.

[12]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5—63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