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我曾有幸聆听过一场日本著名反战人士讲述“七三一”遗址的讲座。讲座尾声翻译老师提出了一个“外行”的问题：历史研究为何拘泥于文字记录，能否多利用影像等多元资料？当时就想说这老师的确外行了。

目前历史研究成果的主流载体仍然是传统的文字记录。实际上从史学诞生至今，人类记录历史的主流方式，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唯一方式就是文字。区别只在于书写材料的不同，如竹简、绢帛、青铜器、石刻、泥版、羊皮纸、纸莎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书写完全摒弃其他形式的资料。事实上，口述史料、影像资料、考古发现的实物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早就屡见不鲜。但史学在根本上是一门叙事的艺术。史家要想基于“年经事纬”而编织过往图景，展示人类经历的内涵和层次【1】，就必须把各种史料都文字化，以这种传统的二维方式表现出来。试想，在撰写史学论文时，如果不把各种形式的资料加以文字化，那么亲历者的讲述、影像资料的画面如何引证？是不是访谈记录、回忆录、影像解说更好用呢？因此，描述性的文本阐释是必不可少的。“画面感”则要自行脑补。

沈志华教授认为，“基本上，史料主要分两大块。一是文字史料，包括当时就公开的材料，如《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还有当时是秘密的文件，30年后或者更长时间后才解密的档案史料。这些档案史料可能大部分当时人也看不到，比如档案文献、会议记录、往来电报、领导人谈话记录等。另一些史料则可以算是口述史料，如回忆录、采访录、口述史等。这些也是不能缺的，因为很多会议是没有记录的，只有通过这些当事人的回忆留下线索。但这些史料也不可全信。因为记忆、情感等种种因素，这些史料往往会有误，而且这些人自己当时就可能有误解。回忆录也有两种，一种比较可靠，作者有日记能解决记忆的问题，而且作者参考档案文献来写，比如《顾维钧回忆录》、《阎明复回忆录》（毛泽东的俄文翻译）。这类回忆录价值更大。另一种则主要凭自己印象，找几个人聊聊天就写出来的，就不太可靠。总之，这几种史料都得相互印证着看，不能偏废了。”“史料和研究的关系，关键是看已经掌握的史料能否形成一个合乎逻辑的对历史过程的重构。”但“有时候合乎逻辑的并不一定是真相。所以我自己的研究也一直在修订，就是因为不断有新的史料出来，修正我之前的看法。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尽量多地掌握材料，肯定是必要的，然后你才能进一步做取舍，做分析。”【2】

另外，时至今日，历史研究成果的主流发表渠道也仍是学术期刊、专著等传统纸媒。“当我们以数字化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穷尽史料之后，我们所期待的‘史料大发现’的时代却并没有到来，我们依旧要在那几部最基本史著的字里行间寻求突破。技术手段的更新，也并没有带来终极意义上的学术思维革命”【3】。也就是说，历史资源电子数据库只能提供便利的检索渠道，但原创性成果仍然是经专业期刊、出版机构等学术共同体“实名认证”后才在网上发表的。因此，虽然借网络发表研究成果目前已非鲜见，但似乎还不足以从整体上改变历史写作的面貌。

实际上，网络发表对于增益历史知识的贡献，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爱德华·萨义德谈到，“知识，特别是专业知识的增长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知识的增长决非仅仅是个逐渐增加或积累的过程，而是一个在所谓研究成规之内所进行的选择性集聚、移置、滤除、重排和固持的过程。”也就是说，知识增长的实现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需要依靠某些相对固定的载体，并经由某些相对稳定的渠道。网络作为生产和传播知识的空间，具有突出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而这种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恰恰不利于知识的增长。对历史知识总体而言，网络所起的作用主要在于传播，而不是增益。因为，虽然网络扩大了传播面，提高了传播速度，也加强了历史知识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但是，出现于网络世界的历史知识，通常不以创新性为特点。【4】

注释：

【1】李剑鸣：大数据时代的世界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

【2】编辑刘文楠女士对著名历史学家沈志华教授的专访，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2015年第2期。

【3】包伟民：数字人文及其对历史学的新挑战，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

【4】李剑鸣：“网络史学”的神话与实际， "互联网与史学观念变革"笔谈，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