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0日，左宗棠故里湖南省湘阴县举办了“左宗棠诞辰210周年系列活动”。该系列活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中共岳阳市委、岳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共湘阴县委、湘阴县人民政府承办，旨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进一步推进左宗棠等对中国近代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的研究。

12月10日上午，举行“左宗棠诞辰210周年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金民卿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从历史和现实结合上来讨论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能更好地从历史事件中、从历史人物身上获得历史启迪，更好地推进新时代中国事业的发展。如何对待和评价历史人物，是历史研究中一个大问题，尤其是对待像左宗棠这样一个在复杂变局中产生过多方面影响的历史人物，更是如此。首先，必须坚持正确立场和正确方向。就是说要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中华民族的立场，站在历史进步的方向上；而不应该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站在个别利益集团的立场，站在完全个人的立场上。具体地分析历史人物是否有利于人民利益还是阻碍了人民利益，是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还是阻碍了中华民族复兴，是有利于近代中国进步还是阻碍了历史进步。其次，必须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看待历史人物。分析历史人物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是维护了腐朽落后的社会制度还是颠覆了腐朽制度；是推动人民群众的革命还是镇压了人民的革命。再次，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矛盾分析、阶级分析、经济分析的方法；要根据事实本身一分为二地看待、分析历史人物，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把历史人物放在特定历史背景中来分析，不能超越历史来苛求历史人物，也不能拔高历史人物，不能把历史人物抽象化、绝对化、神圣化。最后，要有时代高度和现实关注。要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来分析特定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人物不是为了历史，也不是为了个人，而是要服务于现实，从历史人物身上发掘那些对现代社会发展有益的元素，避免历史人物身上的不利因素在当代重演。

金民卿指出，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人物，为国家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左宗棠的历史评价要突出强调几个方面：第一，他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贡献，特别是他在洋务运动中对历史变局的认识，在开办船政局、船政学堂，办理近代海军、近代教育、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贡献。第二，他在打击外敌入侵、收复新疆，提议设立新疆省、台湾省等方面，捍卫中华民族利益和尊严、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完整上的贡献。第三，他在地方治理特别是在治理陕甘和新疆中的贡献，他在改善生产条件、发展民生方面、社会治理方面的举措，有利于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第四，他在国家安全方面，提出的海防和塞防并重的战略，是符合长远发展的综合性的国家安全对策。第五，他身上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自立自强精神追求，他在面临外敌入侵的情况下，能够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强调民族自强，致力于通过发展自己的力量来抵抗外敌，在学习西方的目的上是追求自身力量壮大。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对于左宗棠的历史评价不应该过于强调他所谓“中兴大臣”的地位，这是他无法跳出历史局限性的体现。这种历史局限性不属于他个人，因为毕竟他是历史中的人。不需要刻意回避历史事实而美化左宗棠，也不必要用个人道德来为他辩护或掩饰，尊重历史是对历史人物最好的把握。

12月10日下午，举行“左宗棠思想文化与湖湘精神研讨会”，一百多位专家学者线上线下参加了研讨会。岳阳市市长李挚、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院长（主任）钟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金民卿先后致辞。研讨会开幕式由岳阳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刘启峰主持。

金民卿在致辞中指出，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基础、深刻内涵、本质要求、重大原则和重大意义等做了全面深入阐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化问题的重大理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中国人民长期探索的结果。在近代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探索中，左宗棠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人物。左宗棠是与曾国藩、李鸿章等齐名的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实践探索、重要贡献和深刻教训，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注重现代化的整体性内涵和实践追求。1866年6月，左宗棠连上两折，奏请创办福州船政局和福建船政学堂。左宗棠上折奏请开办的福州船政局，首倡办厂与办学为一体，开展了设立船厂、建造兵船、引进外员、兴办学堂、培养人才、派员留学、组建近代海军等一系列工作，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与发展、造船工业的奠基、新型人才的培养，以及诸多领域的开拓，都发挥示范性的作用。第二，强调自强自主。左宗棠办船政着重考虑的是中国自己生产机器，制造舰船。他特别提出设厂自造比向外国购买更重要，在设厂自造中又强调“不重在造而重在学”。第三，开办船政学堂，培养海军人才。福州船政学堂被誉为是近代中国海军的摇篮，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近代海军军官和工程技术人才。

甲午海战中，参与海战的船政学堂毕业生有37人，9名为国捐躯，其中以邓世昌、林永升、刘步蟾等为代表。船政学堂还介绍西方文化，推动观念转化。第四，开办民用工业，推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左宗棠主张“官办开其先，商办承其后”，在西北用兵的过程中，他又创建了兰州制造局及兰州机器织呢局，其中兰州机器织呢局是第一个机器毛纺织厂，开西北洋务工业的风气之先。第五，左宗棠还提出海防和塞防并重的战略，是符合长远发展的综合性的国家安全对策；他率兵收复新疆，捍卫了民族利益和尊严、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但是，洋务运动最终没有成功，在甲午战争冲击下彻底失败。左宗棠和洋务运动的其他骨干一样，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不能突破自身阶级局限性和认识局限性，他们坚持的“中本西末”“中体西用”，就是要用西方近代先进技术来维护和延续腐朽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这就导致了洋务运动本身的矛盾性。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左宗棠，就是要树立大历史观，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更好地从历史人物的实践、经历、思想、及其成功和失败中获得历史启示，更好地洞悉历史发展规律，把握历史发展大势，更好地推进新时代中国事业的发展。

研讨会的主旨发言阶段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院长（副主任）汤建军主持，共有包括近代史研究所贾小叶研究员、侯中军研究员在内的12位专家学者发言。

贾小叶发言题目为《左宗棠与李鸿章战和观之比较》。她认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里，左宗棠在“和戎”与“自强”的问题上是与李鸿章有共识的。但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当面临19世纪70年代末的边疆危机时，左宗棠与李鸿章在战和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在伊犁交涉问题上，李鸿章反对废约甚至为保和局不惜接受条约，左宗棠不反对言和，但认为中国应该为改约而战，且具备战的条件。相较之下，左宗棠的分析更加理性，也更为客观。在中法战争中，在对中法强弱之势的分析上，李鸿章与左宗棠颇为接近，但二人所得出的战和结论却大相径庭。李鸿章不敢在局部占优势的条件下“决战”，在“器精防固”的 “将来”也主张“力保和局”；左宗棠在战和问题上也一直很谨慎，但他认为，“败局中亦非无胜著”，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中国在中外对抗中不再是全然落后，在某些局部可与列强较量。因此，在面对侵略时，他强调利用局部的优势与之“决战”，以改变中国屈辱的现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李鸿章因主和遭受贬斥、左宗棠因主战受到褒扬的历史评价，并非无根之谈。但如果对主战与主和加以爱国与卖国的道德评判，则未免失之浅薄。

侯中军发言题目为《近代企业社会责任的源头探讨：左宗棠与其创办的洋务企业》。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正在发展的概念，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在追本溯源时，似不妨抛开限定的概念，而从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的历史实际出发，将中国企业的发展特点进行理论总结，得出自身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从左宗棠奏请设立福州船政局的奏折中可以看出，盈利并非他创办福州船政局的首要目的。左宗棠提出，“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其目的首在于兴水师，强海防。但同时也要认识到，福州船政局不是明清政府官办军用工场的继续和发展，而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军用造船工业，其产品具有商品性质。对福州船政局的进一步研究，可以为方兴未艾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注入中国元素，在中国式现代道路上，摸索出自身的特色。

研讨会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综合处处长杜继东研究员主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人民政府研究中心）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湖南省湘学研究院副院长李斌作研讨会的学术总结。

杜继东在研讨会最后总结中提出四点思考和建议。第一，地方政府应大力推动本地历史文化的研究，发展文化产业，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统筹协调发展提供助力。第二，地方政府应加强与学术界湖南籍学者的联系，充分发挥他们资政建言的作用。第三，地方政府应加强与学术界潜心研究左宗棠生平事迹和湖湘文化的学者的联系，发挥地方政府的引导作用。第四，地方政府应牵头举办系列学术活动，加强学术交流合作。总之，地方政府和学术界要加强交流，进一步提升地方干部和民众对本地历史文化的了解，增强他们的荣誉感、使命感，进一步做好本职工作。在学术界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左宗棠生平事迹、湖湘文化、湖湘精神、红色文化、抗战精神等问题的研究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