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是不是一种史学范式，在当前的中国史学界争论甚多，实际上，自上世纪80年代社会史在中国重新诞生以来，就充斥着各种争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抑或通史；社会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学科体系建设及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 社会史在不断的争论中，成长壮大，它“已在中国史学界大行其道, 从边缘日渐走向中心。其羽毛渐丰，不仅开始与传统史学分庭抗礼，而且成为代表史学前沿的一支重要力量。” 不过在社会史羽翼丰满的过程中，政治史却急剧衰落，“其严重程度几乎到了任何政治现象似乎只有涵化到‘地方史’的框架里才能得到更为精细与合理的解释” ，对于政治史的这种窘相，愚以为，这是不是我们非此即彼的惯性思维在作怪呢？其实政治史并不是一无是处，众所周知，人类自产生以来就撇不清与政治的关系，脱离政治史的社会史，无疑是缺乏高度和深度的。因此，本文试图对在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作一点探讨。

一、社会史是什么

社会史产生于20世纪，之前一直是政治史的天下，在当时的人的观念中，国家的历史是历史的全部，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但这样说并不是说古代人没有关注下层人民的历史，司马迁还作《游侠列传》、《货值列传》、《滑稽列传》，只是这些都不是主流，而且东汉以后，再也没有《游侠列传》了，政治史的味道越来越浓，人民的历史越来越淡了，以至于梁启超在提倡史学革命时，批判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是二十四姓帝王将相的家谱。进入近代，人们的目光逐渐由国家层面的政治史转向人民群众层面的社会史，因此整个历史的叙事模式开始逐渐改变，这主要是由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将各种社会群体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市民社会’不再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加之各种接踵而至的社会问题共同促使人们将目光从单纯的政治投向社会”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唯物史观的建立，严重动摇了政治史的地位，“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历史学家们开始将目光投向经济和社会这些同样甚至更为活跃的历史因素” 。

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冯尔康认为“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它“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而乔志强认为“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活，而这社会生活是不属于人类生活历史中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社会生活”，“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不是包罗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现象的历史，而是研究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并必然结成的社会本身的历史。” 另外还有观点认为，社会史应该是研究社会整体发展的全过程，应该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全部面貌，这种观点受到了年鉴学派的影响。不过在周晓虹看来，这两种观点将社会学和社会史学这两门学科的研究范围缩小了，“ 因为这动态的作为人类群体共同活动过程的社会生活似乎很难将人类群体及其结构本身包含进去。”所以他认为“社会史以人类历史上的社会，或者说以人类历史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及其相互作用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既力求描绘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的影响，也着眼于说明人们有意识的社会行为对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建构和推动作用。”笔者赞赏他对社会史研究对象或范畴的理解，他更多的是倾向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史，其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的定义完全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在本质上来说，社会史和社会学是脱不了关系的，要想深入研究社会史，必须借助于社会学的学科知识，例如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行动、社会互动、社会问题等等。不过它也并不是社会学的历史，它本质上还是历史。历史是真实的，尽管我们无法真正地做到还原历史的真相，但历史就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而社会学实质上是一种很主观的东西，它事先由人们创造出一套理论，然后去应用于现实中。所以，笔者以为，社会史的重心是历史而非社会学。对于社会史概念的争论还在持续着，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学术本该如此，在争议和争论中不断提高、升华。

二、社会视角下的政治史：两个个案的简要分析

在上述的对社会史定义的讨论中，无论是哪种观点，似乎都回避了政治史。而笔者愚见，无论是整体的社会史还是区域的社会史亦或是其他社会史，它们更多的是史学研究的一种视角而已，一种方法而已，它并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学科分支，笔者以为我们不需要将它们之间的界限划得如此泾渭分明，这样的话恐会作茧自缚、画地为牢，甚至造成研究僵化的宿命，类似我们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的革命史观叙事模式。而政治史和社会史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统一相联系的，正是“两者在任何历史阶段、任何区域以及任何历史侧面, 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发现和研究这种联系为政治史和社会史学者扩展了研究空间和找到了结合点。”王笛的《街头文化》一书是这种社会史与政治史相结合的史学理念的最好的诠释，其对成都街头的市民文化作了历史学的最佳描述，他的研究对象是下层民众，但不仅是单纯地描述下层民众的生活的历史，而是注重在清末民初这个大背景下，在当时中国社会演变过程中的下层民众、地方精英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和影响。这是将政治史和社会史进行结合的典范，让我们感到耳目一新，我们惊叹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而美国汉学大师孔飞力的著作——《叫魂》更是其中的经典之作，让人百看不厌，为之拍案叫绝。孔飞力有意选取了处在清盛世时期——乾隆中期——发生在江南地区的割辫叫魂引发的巫术恐慌这一奇诡而又简单的政治案件,通过对它的分析,“清理出封建专制皇帝与封建官僚结构、皇帝独断与官僚常规化的权力之间的交叉关系,它不但是一个政治上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经济上的重要问题……如果不懂得或不理睬上述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辩证统一关系,就很难弄清楚清朝一代的各种事实以及社会形态、阶级结构和典章制度等。”另外在笔者看来，乾隆中期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时段，它表明作为统治者的满族，在统治了华夏100多年之后，仍然神经异常敏感脆弱。孔飞力和王笛都将国家社会这个很大的主题放到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去考察，从某个层面的社会史最后上升到整个国家政治层面的历史，将政治史和社会史作了很好的结合，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社会史的研究路径或称政治—社会史史学研究的视角。

徐永志认为，“政治社会史的研究取向将更多地关注政治现象在社会诸系统、诸层面之间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 并在以往政治史研究的基础上将更加关注政治文化、政治行为、大众的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心理等问题。总之，政治社会史是以政治为视角切入社会，让政治史的研究更加贴近社会,真实而生动。”他期待“政治社会史最终将与先后兴起的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区域社会史、经济社会史等共同恢复于社会历史的整体性与宏观结构。”从以上文字中，显而易见，他更倾向于政治学或政治社会学角度的历史理解。当下的研究非常提倡多学科的交流与渗透，很多学者都倾向于将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地理学等社会科学引入到历史研究的领域里来。而政治社会史的研究视角与研究路径与此类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笔者所认为的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并不仅仅在于过多注重于政治学理论的运用，笔者还是更倾向于历史学方法本身的叙事模式，只是以社会史的自下而上的视角来重写政治史，转换为一种更为灵活、开放的视角。还是以上文提到的《叫魂》为例，赵世瑜评价道：“在社会史这里，或者说与传统的政治史不同的是，‘政治’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脱离具体历史情境和社会变迁的宏大叙事框架，而是立足于具体的时空坐标点上的一个个‘叫魂案’”。易言之，我们如何理解政治史，“叫魂”给了我们思路，不管它本身还存在哪些不足，但是其开创性是毋庸置疑的。只有这样才算找回了政治史的灵魂。

三、对政治社会史一些思考

中国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她的历史是复杂的，深厚的，多变的，单纯的政治史的描述是无法还原一个生动真实的中国的。所以我们必须借助于社会史这个研究视角，既要借助于宏观的政治史，也要着眼于微观的社会史，柯文认为中国是复杂的，所以应该对中国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分析，剖析得越细越好，“即使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底层也绝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大堆农民”，“在等级结构的每一层次，直到最低层次，都有自己的上层分子——也就是说都有社会阶层的区分”。简言之，如果将历史过于注重对典章制度，重要的人物和重大的事件描述，而忽略或轻视对底层，对民众，对各个阶层的分析，那么历史就失去了其最鲜活的一面，历史成了很死板的东西，让人感觉食之无味，而又弃之可惜。

社会史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正如赵世瑜所说“我们已经看到艾尔曼把思想史、黄宗智把法制史研究与社会史融合的努力, 我们也看到国内学者近年来对社会—文化史或经济—社会史的倡导, 尽管后者还缺乏实践上的证明, 但都可以说明社会史研究的开放性。”笔者在文中所提出的政治社会史即是这种开放性里的一个有益的尝试，将社会史融入到政治史的研究中去，可以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因为众所周知，自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几乎都以一种僵化的政治史叙事模式来解释，它突出表现为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的革命史叙事脉络。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两个过程或许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佳视角，但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全面性、复杂性、生动性显然未能全部纳入这一历史研究框架。正如上文柯文所提到的，“即使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底层也绝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大堆农民”。因此这种狭隘的革命史观叙事模式在当今越来越深入的史学研究中显得不合时宜。有鉴于此，我们必须重提研究近代以来的社会史，切忌因噎废食，不能因此就人为地造成政治史和社会史的二元对立，正如笔者所反复强调的“人类自诞生以来就摆脱不了与政治的关系”，这也是笔者写此文的目的，关于社会史将何去何从，愚以为最明智的做法似乎是很多学者所呼吁的“重提政治史研究”。

正如赵世瑜所说的，社会史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实际上，历史学研究本就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如今我们提倡多学科交叉，这是应该的且是必要的。不过有一点我们须高度重视，我们在提倡多学科交叉渗透的同时，应用了各种的科学方法。堆砌了个各式的专业术语，而历史学最本真的东西——语言——却面目全非了？太史公的《史记》流传千古，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即是赞扬它不仅是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还是一部优秀的散文著作。而如今我们的史学出版物，读来令人感觉艰辛晦涩，枯燥无味，这是我们在史学发展、史学革命的今天需要注意、值得反思的一件事。

四、结语

传统的政治史叙事范式，对问题缺乏解释能力，过于注重于善恶、好坏、忠奸的这种简单的道德价值判断式的描述，对历史事件的本质分析的不够，对历史事件背后复杂的因果关系解释的不够，这是它的一个缺陷。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史叙事范式实质上也没有摆脱这个宿命，将中国漫长的复杂的厚重的历史套进农民战争和阶级斗争的框架里纵然有其新奇之处，但实质上是解释不了问题的，而且这也违背了唯物史观的真谛。尤其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之后的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更是复杂无比，风云诡谲，以所谓的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来解释这一段历史，显得贫乏无力，有一种营养不良的感觉。因此，我们必须引入社会史，将政治史和社会史有效地结合起来。在社会史的视角下去重新研究政治史，但也不是要去取代政治史，而是要取长补短，互为补充，使得历史充满血肉。孔飞力、王笛等一些史学家已经在努力做了，并且做的很好，而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上述论断仅是笔者对当前社会史的发展走向的一点思考和愚见，希冀能为已是三十而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提供微薄的建议，笔者期待着更为成熟、开放的社会史研究。

【参考文献】

[1]常建华.《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M].《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2]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J].河北学刊.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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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冯尔康等.《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

[6]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7]孙江主编.《新社会史：事件·记忆·叙述》[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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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徐永志,戴巍.《政治—社会史：深化史学研究的新路径》[J]，史学月刊.2007(1)

[10]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M].上海：中华书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