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是一个引无数史学工作者激动向往的时代，在这百年中，名家频出，史著如潮涌，历史学向“专业”迈进，面目一新。1895年，阿克顿（Lord Acton）在他就任剑桥近代史讲座教授的就职演说中不无兴奋地回顾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和史学研究：

这位真正勇敢的文献研究的开创者，这位果敢而幸运的欧洲探索者......正是由于他的日益加速的影响，我们的历史研究才取得了进展，以至于最好的老师迅速地被更好的学生甩在后面。.......我们还只是在一个文献时代的开始。它将使历史学从历史学家那里独立出来，以牺牲写作为代价而发展学术，并且同样地在其它科学中也要完成一场革命。

阿克顿谈到的这位史家以其不凡的成就将历史研究引上新的轨道，推动了史学专业化的“革命”；令阿克顿都如此推崇的大师正是19世纪享誉全球的德意志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9世纪末的欧美学界，兰克的影响力可谓登峰造极，且不论其治史学说的传播程度，仅就他弟子的一串名单都足以织成一张树状网，甚至有学者指出，当时德国、英国、美国等国的历史学家大多都是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私淑弟子，事实上，这并非夸张之谈。兰克弟子的谱系延伸甚广，即使如阿克顿者，视兰克为老师，未在直系弟子的行列里，也对他大加推崇，意图深入引介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的先进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早在1886年写于《英国历史评论》（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第一期的《德国历史学派》一文里，阿克顿就大篇幅介绍了兰克的史学思想，颇为中肯地评价称：

兰克不仅写了比任何人都多的书，而且从一开始就煞费苦心地解释事情是如何做的。他在文学界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地位，与其说是由于他展示了非凡的才能，不如说是由于他完美地掌握了他的技艺的秘密，而他总是把这个秘密作为自己的工作来传授。

在兰克史学思想中，史料的批判、理解、应用是其最为人称道之处。兰克颇有著述问世，但仅《近代史家批判》一部就足以令他青史留名了；在这部著作里，兰克以“纯粹学术性的意图”挑选出近现代最著名的一些文献作者，对他们著作的“性质和价值做认真细致的鉴定”，史料批判的力度可谓深入，此类工作对于近现代史研究的价值不言而喻。这不仅是他最值得骄傲的著作，也成了史学界广为推崇的经典。除此之外，在兰克的其他著作中也无一不显示出他重视史料的意识，包括鉴其类别、对其溯源、辨其真伪，并发展出一套理解、应用的方法。

重视史料的意识自然同兰克研究领域关系密切。古典学的出身并不意味着兰克缺少科班功底，年近而立之年，兰克逐渐转向近代史（Modern History）的研究，将语言学方面的长处带到了这个领域。近代史研究内在的特殊性强化了研究者与史料的纽带，当然，这不是指其他时期的历史研究史料就不重要，而是说随着各种文献工作的完善，近代将留下更海量更系统更庞杂的资料，这在一方面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便利，又在另一方面提出了挑战。阿克顿对比了古代与近代历史研究的差异，他满意地指出，近代史的课题丰富，资料充足，

它是最值得了解的，因为它最为人所了解，也最清晰。较早的历史场景在朦胧的背景下呈现出来。我们很快就达到绝望的无知和无益的怀疑边缘。但是，成千上万的现代人都拥有他们对自己的证件，可以通过他们的私人通信加以研究，并根据他们的供词予以判决。他们的事业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来的。每个国家都敞开它的档案馆，邀请我们深入研究国家的秘密。

兰克也认识到近代史料的丰富与搜寻的便利，他重视原始的第一手史料，并能够跑遍欧洲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同时，近代史研究史料过多过杂的问题也引起了史学工作者的反思，他们不断地调整，力求从各种文献中发掘最真实的历史：

档案的印刷与咨询者的采用同步；过去半个世纪积累的新资料的总量成千上万。鉴于此类变化和成就，当代历史作家甚至不可能毫无保留地相信最受尊敬的二手权威。诚实的学生发现自己不断地被经典历史文献所抛弃、迟钝、误导，不得不在大量的学报、期刊和官方出版物中开辟自己的道路，以求真理。

可想而知，近代史料的丰富使得研究者接触原始史料更为便利，而其庞杂性又在时刻提醒着他们要时刻鉴别批判，这也就是为什么兰克如此重视史料问题的原因。

有学者指出，兰克热衷使用的档案材料大多是近代政府和外交文件，这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他的研究范围，一则只能拘于政治史、外交史，二则很难延伸至古代史领域。实则上，在此不必作苛求，系统档案材料的留存、整理毕竟是近现代的产物，对于对应时段历史的研究而言，自然是适合的，而古代相应文献本就稀少，只能尽量发掘有限文本。这种质和量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时期历史研究范式、方法的不同，古代、近代史，甚至具体某时段，某个类别历史研究所用到的文献类型都将是不一样的。比如兰克在他的《拉丁与条顿民族史》一书中曾提到他所用文献的类型：

对这样一种新研究，资料从何而来？作为本书基础的资料是回忆录、日记、信函、外交报告、见证者的叙述。他种材料只在下述情况下方可引用：它们是可以从上述材料直接推衍出的、或是材料具有某种第一手的性质。这些材料必须页页核定过。

1494—1514年间时人留下的文献资料出自哪些群体，文本内容如何笔者在此只能作大致猜测。比如这里提到的回忆录会是什么样子，据有关学者研究，在中世纪晚期，它们可能是汇入编年史中某个口述的回忆故事，某个简短的英雄传记；在文艺复兴时期，可能是某种报告，大多仍是编年史、传记的类型，作者多是贵族。重要的是，它们（回忆录）必然与之前或之后时代的同体裁文本存在差异。而其他领域的研究，用到的文献可能就不是上述这些体裁的了。总之，研究对象有差异，所用文献类型都将有所不同。兰克他不是历史通才，但就其所涉领域而言，他用的史料已经是最好的了，而他的史料理念对整个历史学也未尝没有益处。

兰克发展出了一套关于史料批判、理解、应用的方法，这些理念到今天仍没有过时。选题的确定与史料的收集并行不悖，就笔者而言，随着史料的搜集，对于选题理解也在变化着，同时，在这当中，对史料的批判也在进行着。史料的批判可以贯穿整个写作过程。兰克史料批判的方法为人称道，许多史学工作者在研究中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他的“外证”法意在用别处的记载消去倾向性与主观性，或者用其他形式的记录弥补一手史料的不足，切记孤证难立。而“内证”法则要求研读者注意文献作者的立场，历史著作本身内在的矛盾，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辨别其史料的价值。考订史料是为了保证史料可用，兰克之所以推崇第一手史料，在于一手史料的权威可信度较高，但这不意味着就不对其考订；不论是用哪种史料，又如何去考订，归根结底要使得史料为我所用，这表现了一个史学工作者对于其研究的基本态度。

兰克以史家的“直觉”解释史料的理解问题。上述的外证、内证这样的考证方法针对的是史料收集面临的问题，而接下来的整理、编排涉及到如何理解史料，这属于衔接史料与写作的中间环节。1873年，在给儿子奥托的信里，兰克写道：“外层的表象并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最终事物；在外层表现之下，还有一些事物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在理解史料过程中，可以直接由史料“抽丝剥茧”出的外层表象是什么呢？兰克认为这是特定史料反映出的单个事件，其散乱、孤立。而外层表现之下，则是透过若干单一事件显示出的支配它们的内在因果关系、最终动因，为真正的精髓所在。史料理解要求透过现象看本质，兰克创造出“直觉理解”这一说法意图实现这一跳跃，从而探得规律性的联系。

不过，兰克倡导的“直觉”并不是一套成型的、系统的理论，在人看来似乎更像是一种“求诸己”的精神理解，只能作权宜之计，基于此，梅尼克评论道：

“一种直觉的认识”——这是一种多么包罗万象的说法。那并不意味着能预言自然大抵上会产生的各种结果，像是在自然领域内一个精确的研究工作者沿着自己计划中的研究路线在半途之中所能希望有一个临时住所那样。即使是以这种方式所获得的最新知识，也仍然是一种确切的和有意识的知识片断，而不单纯是一种直觉的认识。

笔者以为，之于兰克“临时住所”般的“直觉认识”的批评纵有道理，然而考虑到史料理解多系于史家“自省”的实际情况，很难再找到更为合适的精妙替代。

最后，以兰克自身的说法，历史著述应该“消灭自我”，不作价值判断，“事实是怎样发生的就怎样去描述”，并应严格保证历史著作的学术性，不为任何现实目的所支配。展示历史真实基本是每部历史著作写作立论的目标，也有很多人坦言自己的研究足够客观，到了写作阶段需运用史料时，没有谁能保证自己没有立场，哪怕鼓吹者兰克本人。在《拉丁与条顿民族史》前言里，兰克自信地写道：“历史学被认为有判断过去、为未来指导现在的职能，对这样的重任，本书不敢企望。它只想说明：什么确确实实地发生了。”然而，兰克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并不是他的撰文风格有多么公正，人们钦佩他的更多是其史料批判的方法；很难说兰克的著作究竟有没有违背历史真实，从他人对兰克的评价中就能看出他的行动与他的理论比起来是站不住脚的：

他是普鲁士王国的忠诚奴仆，教会和国家的辩护士；他写的一切都是他的思想偏见和利益的反映。“兰克顽而不化地闭眼不看历史上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利害关系，他如愿以偿地避开了任何触犯他那个时代的欧洲最保守的利益集团的历史著作，因此，可以正确地说，他是19世纪产生的‘偏见’最大的历史家之一。”

附：兰克学生谱系

参考阿克顿：《历史研究讲演录》，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44页。Lord Acton, “German Schools of History,“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no.1,(January 1886),p.13.利奥波德·冯·兰克著，孙立新译：《近代史家批判》，第一版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阿克顿：《历史研究讲演录》，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第343—344页。A.W.Ward,G.W.Prothero and Stanley Leathes,eds.,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2,Preface,vi.Leopold von Ranke, “Vorrede der ersten Ausgabe. October 1824”,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Leipzig,1874,VII.梅尼克：《论兰克——1936年1月23日在普鲁士科学院纪念会的演说》，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第430—431页。Leopold von Ranke, “Vorrede der ersten Ausgabe. October 1824”,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VII.J.W.汤普森著，孙秉莹、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