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在评价《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时普遍认为，其同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全部著作相区别，很多东西在《形态》中都是第一次确立或论述的。正是在诸如“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等的表述中，《形态》第一次较为完整地阐发了“唯物史观”，并且对唯物史观的“现实前提”赋予基本规定性，通常被学界简称为“现实的个人”。我们可能会发问，为什么“现实的个人”会成为唯物史观的前提呢？如何诠释“现实的个人”的规定性？“现实的个人”又产生了什么理论效应？

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

要破除旧的历史观，创立新的历史观，首先要确立一个前提或出发点。确定科学的历史前提，可以为唯物史观提供一个正确的出发点，实现唯物主义世界观建构领域的一次革命，厘定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之间的界限。

从某种意义而言，任何历史观都把解答人类社会历史前提作为自身的问题域。毋庸置疑，人是历史的前提与出发点，历史是人在时空中的延展，有人的历史才是历史。现实的人不是“纯粹观念性存在”，而是一种客观历史性存在。作为历史活动者，必定是居于一定时空中的人，总是受一定的历史条件制约，标定历史尺度即历史观的核心之义就是确立人的真实性存在。然而，历史上很多哲学家、思想家不承认这个自身感受到和体认到的道理，不仅否弃这个基本事实，还在观念上、方法上甚至情感上都不愿意将人与其所生活其中的现实存在确立为自己历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他们认为，“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观念、思想、意志等构成现实世界的前提和出发点，规制和支配人及其现实生活。于此，历史观的现实前提问题就与他们毫无关系了，这也造成对人类社会历史前提的唯心主义解答。

历史前提的科学解答推动唯物史观的创立。唯心史观对观念与观念者所处现实世界的关系的解答桎梏了人们对历史前提问题的思考。要破除这种旧哲学的窠臼，就必须实现从唯心史观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跳转，找到正确历史前提。德国的批判是从“实体”“自我意识”“类”“人”“唯一者”等想象与幻想中来诠释世界，建构其理论体系，对德国的批判展开批判，揭露其唯心主义实质，就必须否弃其错误的理论出发点，确立正确的出发点和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在构建新历史观时尤为重视前提和出发点，认为：“前提不是任意想出的……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正是在对“前提”和“出发点”的反复强调中，他们从一开始就与德国的唯心主义区别开来。与青年黑格尔派把人归结为“自我意识”、费尔巴哈将人解读成抽象的“类本质”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以“现实的个人”为理论前提建构科学历史观。

为什么“现实的个人”能够成为唯物史观确立的前提呢？现实的个人之为“现实”，其存在和发展的规定性一方面在于“他们的活动”，简言之就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另一方面源于“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即处在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中的人，由此，唯物史观的逻辑进程就呈现出来了。具体来看，《形态》通过对物质资料生产、需要的生产、人口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四个基本构成要素的逐步递进的分析，使唯物史观的形成逻辑一步步得以明晰。始终贯穿于其中的是“现实的个人”这个要素，并进一步升华为基于“现实的个人”的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在“现实的个人”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结构及其相互作用、存在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客观规律，最终旨趣是“现实的个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全面发展状态。“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只有从有生命的个体存在及其生产活动出发考察历史进程，方可准确把握社会发展动力和科学预测历史走势，并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和人类丰富多彩的社会发展史加以说明。

“现实的个人”之规定性

对前提的不同理解，决定着思想家们所建立的历史观的不同性质。离开这种经验的、唯物的研究，无论怎样宣称人是“现实的个人”，对创建科学的历史观都毫无裨益。那么，究竟如何理解这个前提，也就是它的内涵或本质规定是什么？它与实践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现实的个人”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和从事实际历史活动的人。《形态》指出，人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构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前提。除此之外，人还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承担和体现着相应的社会关系。社会是人的社会，“现实的个人”总是在从事社会实践和结成各种社会关系中反映着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遵循一定规律推动自身的发展完善。反过来，“现实的个人”如果忽视个人的活动及其物质资料的生产，就与费尔巴哈的“人”没有区别。人是作为每一个鲜活的个体存在于社会中的，生产活动规约人的本质属性，个人是什么样的及其发展进度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形态》揭示人类社会史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而逐步展开，这个领域是人的领域，是人的活动形成的。离开人去谈历史是不可想象的，同样，离开生产和生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论及人的问题，也是匪夷所思的。

“现实的个人”与其生产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是统一的。“现实的个人”决不是纯粹的感性存在，而是由他们所从事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要研究“现实的个人”，就必须转入社会历史的范围，对人的生产活动和社会关系进行研究。现实的人要生存下去，历史要延续下去，离不开物质生活条件这个基础。因此，人是在社会中生产的人，由他们生产的物质条件所决定。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本质上就是从物质生产出发。因此，“现实的个人”就是历史的物质前提，也是他们进行生产实践的必备“物质条件”，这三者是统一的。据此，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来解析人类生产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前提和基础是必然选择。先前的历史观要么将这个现实基础弃之如履，要么把它与历史进程割裂开来，毫无瓜葛。

“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德国哲学家们也不是没有前提，只是没有物质的前提罢了，绝对精神、自我意识、“抽象的人”就成为他们考察历史的前提，由此建立起自己的色彩不同的历史哲学。《形态》对唯物史观前提的考察，不仅为全面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提供了坚实基础，而且划清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之间的原则界限。

“现实的个人”的理论意蕴

“现实的个人”概念成为科学历史观的前提，不仅意味着全面清算旧哲学的完成，而且将其看成揭示人类社会史的演进历程和基本规律的出发点，由此扬弃和超越以往各式各样的历史观，正式创立唯物史观。

“现实的个人”概念明晰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自我创造、自我生成过程，辩证地解决了历史领域中的主体和客体关系。人作为历史主体，意味着从现实实践出发把握历史，实现历史主客体之间的有机统一，以免使自身掉入“历史”工具的陷阱，完成对“人与历史关系”的科学建构。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的相互活动推动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历史不单纯是为人的活动提供的舞台，而且是人的活动本身，人的活动又进一步丰富了历史的现实图景。总体而言，“现实的个人”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制约的，承载着“剧作者”与“剧中人”的双重角色。

“现实的个人”概念弥合了以往历史观中自然与历史的二元对峙的观点。“现实的个人”表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必然是受自然“制约”的人，劳动不仅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中形成了自然关系，同时在劳作中也塑造出诸种社会关系，那种用“历史”遮蔽“自然”甚至完全替代“自然”的偏向就站不住脚。正如《形态》在批判费尔巴哈“半截子唯物主义”时指出，“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这是旧唯物主义的一个通病，即自然和历史似乎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东西。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感性世界是现实的个人在感性活动中创造出来的涵盖自然与历史的世界整体，自然与历史的统一并不会消除两者差别，更不会消除自然的优先地位。生产人的生存所需资料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物质生产和自然条件之于人类历史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这说明不能将“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现实的个人”正是自然进化和历史创造、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体，演绎着人类历史进化的内在矛盾。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在“现实的个人”概念中得以揭示。前提和出发点的转变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现实的个人”概念的确立使得马克思摒弃以抽象性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解码历史的观点，在深入分析“现实的个人”物质生产过程中揭示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据此阐明了社会的共时性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历时性更替。其中，生产力呈现的是“现实的个人”作用于自然时的物质活动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生产关系表现的则是现实的个人彼此之间在生产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或交往形式）。《形态》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科学概念的阐发，有助于在研究社会分工中揭示生产力和以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规律。社会历史的认识发生了真正的革命，清除了对历史的一切臆造，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展现在世人面前。

“现实的个人”既是马克思恩格斯清算旧哲学信仰的产物，也是新历史观形成的前提和出发点。知史鉴今，重温《形态》这部著作及其“现实的个人”概念的深刻内涵，对于深入了解唯物史观的形成逻辑以及马克思哲学革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