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学术资讯”专栏转载。

【编者按】2017年8月26日—28日，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一届地方文史高级研修班”活动。与一般高校经常组织的学术活动不同，本次研修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的地方史志机构，常年从事地方文史研究工作。本次活动邀请到相关领域的多位专家学者进行学术讲座，并设有交流讨论、圆桌座谈等环节，让专家学者与地方文史工作者充分交流，互相学习。这里选择了研修班上五场专家讲座，对相关内容进行整理报道，文章已由主讲人审订。

“区域史，也就是学术意义上的地方史，并不是简单的相当于解剖一个麻雀。解剖一个麻雀只是为了了解麻雀具有共性的生理特征，解剖了一个麻雀只知道了其他所有麻雀。我们要做的是解剖麻雀、乌鸦、斑鸠……..，各个不同的鸟，解剖出来，最后归纳出鸟的某种共同的生理特征。”2017年8月27日上午，第一届地方文史高级研修班举办了第三场的专家讲座上，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教授如是说。针对学者以及地方史志工作者在编纂、研究地方历史中的困惑，他重点阐释了““地方”与“区域”的概念，指出区域史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并为文史工作者在“地方历史”编纂的实际操作层面提供了一些建议。

“今天中国的天气怎么样？”

包伟民教授说，自己2000年在韩国时经常被人问到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问题，“今天中国的天气怎么样？”这样的问题无法回答，东北下着倾盆大雨，广东却是烈日炎炎。何者能够代表中国？包教授举此例是为说明中国各地差异之大，从天气即可管窥一二。在地方历史的编纂过程中，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怎样把对地方具体的认识和文化的总体概念结合起来，包老师认为这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

现在许多地方在编通史的时候，往往是限制在现行行政区划之中的。但这种做法往往是不能反映很多重要历史问题的。政区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譬如浙江作为一个省区存在是从明代开始设置的，而浙江通史却是要从原始社会写起。其次就区域的整体性来说，浙北的杭嘉湖地区和苏南地区在历史上是分不开的。但是编写浙江的历史若涉及江苏，于现实来说却也行不通。因此故拿行政框架来限定地方历史，只能是一种无奈而又别扭的做法。包教授认为全国各地的地方史编纂都有这样的问题，经常就是拿地方材料往全国性通史的框子里面去填。

类同与地方沙文主义：“地方历史”研究中的两种趋向

什么是“地方文化”？包伟民教授认为目前以喊口号的方式来宣传所谓“地方精神”，还不如先对地方文化进行认真的研究、归纳，然后做出的一个学术性的提炼。学者需要做的是解释各种不同的地方文化形成背后的机理。包老师在这里引用了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的观点，地方为了显示本地区文化的历史悠久和优良传统，“不知不觉趋向于中国政治与道德的传统核心”，也就是所谓的“文化大传统”。就像传统方志所描述当中的“耕读”传统，是已经在人们潜意识中形成的对文化的理解，其实是大传统中最核心的东西，所以就出现在各地志书的反映“风俗”部分的内容之中。

包教授认为同样的问题，也可以用陈支平教授所举的福建地区族谱的修撰的例子来解释，“由于受到‘“中原”’这一带有强烈中国政治与道德象征意义的名词的诱导，人们不在‘“中原’”某一地方找到一个有名的祖先，似乎总是感到不踏实。而一旦有了‘“中原”’的有名祖先之后，哪怕这个名人与自己家族是子虚乌有的关系，这个家族似乎也就在福建树立了无可非议的社会地位。”陈支平教授在这里只是讲了一个侧面，这种做法在各地的族谱当中都有反映，“我们现在所讲的福建人也好，广东人也好，或者是其他中国南方的居民也好，实际上就是这样经过附会包装过的‘“中原后裔”’。这种与身具来的政治道德意识，不但对于现在人们研究区域历史产生影响，也必然对于古代人们在记述地方史实时产生影响。”

包伟民教授提到自己曾参加过一个地方文化座谈会，在会议上有人提到当地的特色就是街道沿河而建。但在包教授看来，这只能说是水乡各地区城镇建设的共同特点，不能算作一地的文化特色。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一些人只知道其一地的情况，却不了解其他地方的情况，以致于出现“自我中心”的地方沙文主义倾向。这种研究趋向的缺陷在于把地方与国家脱离开来，孤立地的来观察看地方，认为研究地方史就是要研究地方特点、地方典型。

包伟民教授认为，无论是以一个通史的大框架然后填入地方的材料，形成一个地方史，还是完全的从地方看地方，其实都没法回答中国在哪里的问题。第一种做法，没有深入到地方的实质，没法真正反映地方历史。第二种则视域太小，没法看到地方与全局的联系，也就无法从“地方”归纳出“中国”的普遍性。所以，“中国”在哪里与“地方”在哪里，实际上两个问题同时存在。

故而讨论“地方文化”，研究“地方历史”，应该从“区域研究”入手，选择一块区域的目的不在于区域本身，真正的关怀还在于“中国在哪里”这个大问题。

如何界定一个“区域”？

对于“区域“概念本身，包伟民教授做了一些界定。首先区域是同质的，具有共性，尤其在文化和经济这两个层面。第二，区域是在演变的。一些现在作为重要研究对象的区域在一定时期并不存在，最明显的莫过于上海。上海在历史上作为松江内部极为偏僻的一块，没有人会把上海单独拿出来研究，就是因为上海在此时还不具备自己的特色。它只是松江的一部分，而松江又只是江南的一部分。近代以来上海变成了东南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才得以形成一个独特的核心区块以供研究。

另以明州为例，是否“州”的设立就代表明州作为一个独有的地理单位了呢？明州在历史上曾作为越州的一部分，怎样与越州分割？分界线在哪里？就政区而言，明州作为独立区块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些只是行政区划的演变，不能用以界定“区域”。包教授认为界定“区域”，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个区域的核心地带，即所谓中心。中心不仅仅是指行政中心，指的更是经济中心。明州地区的发展与甬江、奉化江、余姚江三江平原地区的开发、盐碱地的改造以及当地淡水供应、交通格局的改变等等，都存在联系。另外还有贸易分界的问题，明州和越州之间的老百姓做生意去哪里交易？虽然由于资料不足，这个讨论最终也许无法得出清晰的界定没能形成系统结论，但从思考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出，尽管明州作为政区在唐代就已经建立，但作为独立核心地理单位“明州区域”的形成却有一个演变过程，是一个需要讨论证的过程。

区域研究的目的—探索整体普遍性

研究各个区域是为了说明整个中国文化的特征和普遍性。包伟民教授说，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分辨不同的事物，本质是为了说明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性，而非相似性。但就区域研究来说，最根本目的是探索整体的普遍性，即整个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普遍性内容。解剖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表面看似在讨论地方文化特点，实际目的恰恰在于全局。因为所谓全局不是悬空存在的，必须要在某件事物中体现出来，这样才可以把地区特点和全国文化特征联系起来。

2016年包伟民教授带学生去江西考察时发现一处王氏宗祠与其平素所知的江南地区宗祠很不一样，就是它的戏台并不正对着祠堂。在就江浙一带而言，宗祠戏台往往正对祠堂，目的是唱戏以“娱神”给祖宗。但江西这座王氏宗祠偏不如此，尽管当地人对此也说不出缘由，但这种现象的背后必然有一个“说法”因为在他们并不熟悉江浙一带之惯例。此例可以说明，祠堂、唱戏是一个共性现象，戏台方向不同却是地方特色，而这种不同恰恰是学者要研究、解释的对象。

为了从更宏观的角度说明区域研究的目的，包教授首先引用了郑振满教授的观点：各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发展的可能性与活力，所以需要先把通史体系放在一边，走到民间去搞调查、做区域社会史研究。此外包教授又引了赵世瑜教授的观点：区域社会史研究应被理解为一种方法论，它的目的并不在于区域或地方，而在于通史。最后，从自身教学、研究经历出发，包教授提出要对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宋史框架进行重新建构，他认为今天学者的研究条件要优于那个年代，不但学术积累更为丰厚，研究手段、研究资料也更为丰富，尤其数据库的使用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对于旧题目，包教授认为极有必要进行重新的检验。

在传统的大一统框架下，人们总以为从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以后一切就都统一起来了。其实不然，包教授指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仅在军队和干部任命权两条线，其余则眼开眼闭。故而地方上其他的差异还有很多，如钱陌、度量衡，甚至各地建筑的装饰品都可见其不同。

包教授以精辟的比喻说明了区域史研究的意义：学术意义上的地方史，并不是简单的相当于解剖一个麻雀。解剖一个麻雀只是为了了解麻雀具有共性的生理特征，解剖了一个麻雀就知道了其他所有麻雀。我们要做的是解剖麻雀、乌鸦、斑鸠，各个不同的鸟，解剖出来，最后归纳出鸟的某种共同的生理特征。区域史的工作是从各个不同类型的地方中间抽象归纳整个中国的、普遍的文化特性，这个文化特性中国放到哪里都不是严丝合缝的，因为各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反过来说，各地方在中国历史的基本进程上又是完全契合的。中国就在各个具体的地方，在各自的特征中间反映中国的普遍性，这就是学者强调的区域史研究的目的。

跳出“王婆卖瓜”的地方史编纂路径

最后，包伟民教授提出了编纂“地方历史”在实际操作层面上的一些建议。

首先，作为地方文史工作者，要对本政区的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特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以浙江为例来看，浙江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是有差异的，浙江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也是各有不同，有紧有疏。

第二，对本政区与相邻地区的关系要有基本的了解。最典型的就是苏南和浙北的联系，如此就对本政区在中国“历史道路与进程的多样性”的全域中所处的位置有基本的了解。

第三，对于本地区的“地方文化”之归纳，明了其与其它地区、乃至全国性的文化共性之间的关系。跳出“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地方史编纂路径。归纳地方文化特征的时候，心里得有一个底线，地方文化特征的共性和差别在哪里。归纳“地方文化”的最终目的亦即力求从本地区的文化特性之中，发掘更多的能够体现中华文化共性的内容，尽管这种所谓“共性”并不一定是全国一律，也有可能是反映了某种较大的区域性的特征，例如江南、华北、草原这样的区域。

第四，为了弥补地方史资料不足的困境，从技术层面讲，用非本政区、但经济与文化上同质的区域的资料，来补充说明本地区的历史，在学理上是可行的。这就好比乌镇景区建设，通过从别处挪用了大量“江南市镇”景观的手段较为集中地的体现江南水乡市镇的特点。在研究一定区域历史的时候，也可如此。

总之，地方文史工作者应该力求用全局的眼光来讨论地方历史。

（整理者：傅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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