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史领域，有一类成果颇值得关注。且略观有关书目：《现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自由的根源》《同意、强制与限制：议会民主的中世纪起源》《中世纪教会法与西方法律传统的起源》《普通法的中世纪起源》《现代欧洲的起源：西方文明的中世纪遗产》《个人的发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资本主义的起源》《大学的兴起》《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自19世纪后期以来，类似涉及中世纪历史诸多范畴的相关研究难以枚举，不过从书名不难看出，它们大都可归之于起源研究。起源研究是历史学传承有自的古老技艺，中世纪史领域出现此类研究，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对此类“历史发生学”（historiogenesis，沃格林语），人们不仅将其看作是学术日常，甚至形成了一种起源偶像式的崇拜（IdolofOrigins，马克·布洛赫语）。然而，在这种日常乃至崇拜的学术叙事中，我们不能失去应有的反思与警醒。

与人们熟知的历史研究颇有些不同，起源研究的对象并非历史本身，而是以当下的行为、器物、习俗、制度、文化等为出发点，从历史中找寻其渊源。借用美国学者罗斯托的话说，起源研究在追问“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国家与政体如何开始？民主与法制如何开始？自由与平等如何开始？理性主义与资本主义如何开始？现代婚姻、家庭与爱情如何开始？现代个人主义、女权主义、人道主义，凡此种种，一切现代社会专属特质如何开始？可见，立足于现代的起源研究，其本质乃是现代性起源研究，即现代性的寻求。

为现代而探索历史，事实上造成了对中世纪历史的特别书写。那些起源研究者，如斯塔布斯、梅特兰、皮朗、布洛赫、冈绍夫、哈斯金斯、斯特雷耶等人，也就成为“重写中世纪”甚至是“发明中世纪”（诺曼·坎托尔语）的学者。在黑暗的中世纪，他们“发明”了个人主义的人性光辉；在愚昧的中世纪，他们“发明”了理性主义的光辉；在落后的中世纪，他们“发明”了科技与制度的强大力量。他们还“发明”了市场的完善，“发明”了政治的民主与法律，“发明”了道德的爱与善，“发明”了真理的伟大与普世……正是通过他们，中世纪的真、善、美、伟大、光明、辉煌得以绽放。

人生活在其时代，不可避免地会为时代所左右。在民族情感的支配下，寻求民族国家诞生就是必然；在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寻求女权的历史存在会成为必然；在个人主义观念支配下，寻求个人主义诞生的历史会成为必然；在现代经济模式支配下，寻求市场与经济理性也是必然。然而，正如马克·布洛赫所指出的，起源研究在探寻事物的“起始”之外，更有对事物的“解释”。前者与历史较为贴近，后者与历史则有些疏离。当起源研究不满足于说明事物的起始，而去加以更多解释的时候，它的历史感就为现实感所取代和控制。于是，在对事物的解释中，起源研究逐渐演变为某种非历史的存在。所以布洛赫说：“任何追寻人类行为起源的研究，都潜伏着混淆起始者与解释的危险。”确实，那些史学家们所从事的起源研究，不只是在告诉读者事物的起始，而且对此进行解释。这类解释，当然是历史的某种构成，但更可能忽视、遮蔽、抛弃乃至杜撰了中世纪历史的诸多面相。霍布斯鲍姆称史学家为“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但他们也是历史神话的创造者。在这个意义上，“重写”和“发明”中世纪的他们，在享受赞美之时，也应该接受质疑。

现代性起源研究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选择性的历史旨趣。借用美学的概念来说，现代性史学家们创造和发明了一种“审美的史学”。即从审美的历史视野出发，只有有用于现代性的事物，才会成为研究者青睐的对象；反之，无用于现代性的历史对象，就弃之若敝履。如此，历史研究就演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实用主义。此外，当现代性的起源研究演变为某种话语霸权式的存在，事实上也造成了对历史研究的损害。这种“建构的专制”，化中世纪历史研究为现代性研究，抛弃了历史的独特性和时空的多样性。更有甚者，现代性的起源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消解或者解构了研究对象本身。因为在那些历史学家的笔下，历史研究的对象最终的归宿就是走向未来的现代性。历史对象成为现代性的前缀，为现代性而存在，也为现代性而消亡。

对于为现代性所支配的中世纪史研究，20世纪中后期以来学界并非没有反思与批判。例如，经济史领域，有道义经济和实体经济对理性经济人学说的批判；社会史领域，有自下而上的日常生活史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文化史领域，有微观史学对宏大文化叙事的批判。与各类批判相伴随的，是诸多试图摆脱现代性起源束缚的学术尝试。《与死者共同生活：中世纪》《中古男性气质：关于中世纪的男人》《中世纪欧洲的身体与圣地》《中世纪的异端与迫害社会》《中世纪的巫术》……诸如此类的研究对象与范畴，涉及的是死亡、性别、身体、异端、巫术、权力、犯罪、迫害、反抗、冲突等为现代性所忽视之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后现代主义者相信，“现代性已经不再是一种解放理论；相反，它是奴役、压迫和压抑的根源”。因此，大凡现代性所推崇的观念、思想、意识形态及其外化的物质形式，都遭到后现代主义者的反对，反之亦然。例如，美国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中世纪研究，从哈斯金斯—斯特雷耶式的公共的、政治的、亲缘的传统空间走向了私人的、权力的、家庭的和肉体的新空间。在这里，格里、摩尔、比森、斯克达等后现代主义史学截断了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缘联系，揭示了历史之于现代乃是一个他者，体现出一种异域式的“他性”。

从现代性到“他性”，反映了中世纪史研究的学术变迁历程。现代性寻求对中世纪历史的贡献与价值自不待言。然而，当真正的起源研究被解释所取代，它就从历史学的习见方法，走向了为现代性寻求起源，从而为现代性所支配，使具体而实际的历史研究变得抽象而玄妙。后现代主义史学对“他性”的寻求，似乎把现代性所遗忘的那部分现实与历史捡拾起来，但其理论缺陷及其带来的弊端更值得我们警醒。后现代主义历史学认为，历史的客观性、确定性和目的性都应该抛弃，理性未必能够使历史学家有能力说明过去，情境化方法也未必能使历史达致真实。这样的主张，完全走向了历史主观主义。此外，抛弃理论指导所带来的碎片化后果，也为不少学者所诟病。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在立足于历史研究本身的同时，亦应有方法论上的自觉，但要对所采取的方法论保持足够清醒的认知，始终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坚持历史学的实证性。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13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