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民国初期，中西文明剧烈碰撞交汇，在政治衰败、动荡与混乱之下，民众生活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动？西力东渐、洋货流行给人们的生活及观念带来哪些影响？人们怎样应对这些变化？孕育了哪些新生活方式、新追求和新观念？本书围绕这些问题，运用档案、方志、日记、笔记小说、报刊、外国人游记等丰富的历史资料，从城乡生活环境、消费生活、城市生活、婚姻家庭生活等方面做了考察，探讨了民众生活变化对近代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及其机制，揭示了民众生活世界蕴藏的中华文明潜在的生命力和再生力对中华民族生存延续与复兴所起的作用。

作者李长莉，现任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特聘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出版时间 2020年12月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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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第一章 城乡生活环境：西力东来与基层社会

一乡民生活中的鸦片战争：舟山

二城市开埠：英国教士闯福州

三城乡管理体制：官府与救灾

第二章 消费生活：洋货流行与生活启蒙

一洋货流行、社会风习与生活新观念

二洋货流行与消费风气

三“洋货”符号意义与思想启蒙

四“洋货”“国货”与社会运动

第三章 城市生活：空间·生活·观念

一城市生活新景观：上海

二城市新风尚与民间生活伦理

三市民生活“公共休闲”与“公共时间”

四市民生活公私领域与私观念

第四章 婚姻家庭生活：性别·权利·制度

一妇女生活与家庭伦理

二“良贱婚姻”引发舆论战：“杨月楼案”

三家庭观念的新旧会通：《浮生六记》与五四文化人解读

四妇女家庭角色与财产权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导言

本书从“微历史”视角，考察晚清至民国前期（1840~1930）中西文明碰撞交汇之下，民众生活世界发生的变化及其与社会、观念、制度变革的关系，探讨这段政治混乱时期民众生活变化与社会变革的互动作用及机制，探索生活世界中蕴藏的中国发展道路的内在潜力。

一 “微历史”与大变动时代

中国近代百年是大变动时代，西方列强步步侵入，历经几千年发展成熟的农业文明古国，被卷入西方主导的工业化、殖民化世界体系，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受到全方位挑战，内忧外患交织，政治剧烈动荡，社会混乱失序，同时又萌动新的生机，遭遇亡国灭种危机又由改革与革命而出现转机。在国家步步沉沦之际，一批批民族优秀分子起而谋求自强、救亡图存、抵御侵略，寻求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之路。我们翻开历史就可见这波澜起伏的宏大图景。然而，这些社会变动产生与进行的社会基础是什么，这些先进分子的改革思想是怎样孕育形成的，是怎样的母体和土壤承载与滋生了这些社会变革，这些则不是能一目了然的深层问题，但却是近代中国从沉沦到复起，中华民族起死回生、走上自己发展道路的奥秘所在，需要我们深入中国社会内部、到中华文明积淀底蕴的社会基层、承载民族生存密码和生命根基的民间社会中去探寻。本书的“微历史”，就是这样一个探索孔道。

相对于以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为主线的历史“宏大叙事”，“微历史”转换视角，从“微”处着眼，有以下三重含义。

第一，生活史——微领域。

关注的领域是生活，而不是大事件和政治、经济等重要领域。生活由于对社会变革的作用并不直接与明显，因而在以往的历史记述中处于边缘，在历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中，属于对历史影响微弱的边缘领域。

然而，如果从长时段和广阔视野来看，生活是人类生存的本原状态，是人进行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是一切大事件展开的舞台，人们的思想观念无不基于对生活状态的感受与认知，及对更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生活领域的变动，虽然似乎显得缓慢而无形，但却往往是酝酿社会变动的源头，积聚着社会变动的能量，预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向，是引发那些大事件背后的力量。社会变革的结果也往往在人们生活的改变中体现其价值与意义。

第二，民众史——以平民百姓为主角。

相对于“大历史”聚焦国家及位于权力和影响力中心的上层及精英人物，“微历史”则关注身份低微、权力微弱、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民众及民间社会。

因为民众是生活世界的主体，广大民众的普遍生活状况及其变化，决定着民众的生存状态、心理观念、行为方式、理想追求，进而影响社会诸方面，也是精英思想的来源。民众生活依托的基层民间社会，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政府公共权力的控制管理，又具有一定的自治自然空间，其与国家权力的联系与互动，是促进国家治理和政治改革的原动力。

第三，微观史——个案研究。

民众生活涵盖广泛、内容繁杂，且近代以来呈中西交汇、新旧交织、多元分化的特点，如概括而述易流于空泛粗略，故本书在宏观背景的观照下，在主要生活领域选取一些具有一定代表性和趋向性的个案，进行较为细致深入的剖析，即一个地方，或一个群体，或一个事件，或一个角度，甚至几个人对一本书的跨时空解读。从这些具体而鲜活的个案中，探究民众生活世界与大变动时代的种种深入勾连及互动关系。

二 生活史论述的回顾

在以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为主线的“宏大叙事”历史记述中，社会生活通常因被认为无足轻重而受忽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史复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里，研究者虽然将重心转向民众与社会，但关注的焦点在于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社会阶层等方面，社会生活也被认为意义微小而少有人留意。虽然也有关于社会风俗、婚姻家庭等与社会生活相关的研究，但其重心往往在于社会变动，而少有从社会生活角度进行研究者。只是到了20世纪末及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而由社会生活引发问题的增多，一些研究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近代社会生活领域，陆续做出一些研究成果，近年来更成为日益热门的研究领域。

本书涉及的晚清民初社会变动与民众生活的关系，主要考察消费生活、城市生活、婚姻家庭生活与观念制度变迁等方面的内容。在这些方面学界已经做出了一些研究成果，既有综合性研究，也有专题研究成果。

关于近代生活的综合性研究，笔者曾出版《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一书，对晚清至民国初期社会生态变动过程中，中国人的生活空间、生活日用、交通通信、服饰习俗、休闲娱乐、文化生活等诸方面的演变做了考察，以揭示社会生态与生活方式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生活方式变化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给广大民众的生活和观念带来的影响等。该书是对这一时期生活方式诸方面变迁的总体性、概括性、粗线条的梳理，是对近代社会生活变迁的基础性研究，在各个专题方面还缺乏深入剖析与探究，因此一些问题有待深入发掘。关于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则有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一书，对20世纪百年间衣食住行、婚姻家庭、社会风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变迁做了概括性记述，其中前半段的民国时期属于近代史的后半期，这种时代的交错开辟了一个认识社会生活变迁的新角度，但毕竟不是对中国社会生活近代变迁过程的完整梳理，同时由于概括性较强而缺乏对涉及问题的深入分析。2015年出版的笔者参与撰写的《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1840~1949）一书，是第一部中国近代社会生活通史著作，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1840~1949年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过程及全景画面，梳理了伴随各个时期社会的变动，以城市为主导、居于社会生活变动前沿的广大民众，在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社会交往及风俗习尚、休闲娱乐等文化生活诸方面发生的变化，揭示了中国民众的生活由城乡一体的传统农业生活方式，转变为以城市为主导、城乡二元化的近代城市化及商业化生活方式。这些综合研究勾勒了中国近代百余年社会生活变迁的整体脉络，奠定了中国近代生活史的基础，为各专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参照。

除了综合性研究之外，与本书相关的一些专题，如城市生活、消费生活、女性及婚姻家庭生活等，都有一些比较集中深入的研究成果。

近代洋货输入与消费生活变迁是近年来开始受到关注的新课题。研究成果有郭立珍的《中国近代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研究》一书，对于1840年至1937年近百年间各时期洋货进口状况及中国民众消费模式的转型做了系统梳理，并对由此形成的民众消费模式的特征做了分析，揭示了这种转型在地域和社会群体上存在的明显不平衡。该书主要从社会经济史角度，考察了洋货进口、市场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没有涉及消费与观念和社会运动等方面的关系。王敏《近代洋货进口与中国社会变迁》一书，从宏观角度论述了伴随洋货进口及中国人逐渐接受洋货，中国民族工业实际上也在逐步发展的历程；指出洋货在摧毁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洋货消费引发了国人关于现代化的诉求，从消费观念的现代变迁开始，逐渐波及中国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该书指出的这种宏观趋势，尚需进一步做具体深入的拓展。

与消费生活、社会风气相关的还有近代社会风俗研究，这是较早受到关注的领域，成果也比较多。严昌洪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和《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二书，综合论述了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特别是受西方文明影响及社会变迁所引起的社会风俗变迁的主要阶段及其特征。但二书都是通史性的宏观著作，因而多为概括性论述，缺乏专题性深入研究。李少兵的《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对民国时期出现的仿效西式风俗的现象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此书限于民国时期，偏重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面的风俗。，对清嘉道以后至清末社会风尚的演变、地域差异、社会群体差异及社会风尚的影响和基本特征进行了考察分析。该书对晚清时期社会风尚变化的基本轮廓做了勾画，特别从地域、群体两个角度透视社会风尚变化的差异性，并从社会心理、文化生活、政治变革等方面研究风尚变化的影响及特点，提出了不少新颖见解，但也属于概括性研究，缺乏个案细致的深入剖析，也没有对社会风尚与思想观念变革的关系做专门讨论。

关于通商城市生活史的研究成果比较多，最为集中的当数上海生活史研究，已经形成系列，领域相当广，研究也比较深入。较早的研究如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一书，对1927~1937年上海人社会人格、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等方面的演变做了勾勒和论述。还有笔者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一书，以上海社会生活出现的新风尚为线索，以民众生活方式与伦理观念变迁的互动关系为主线，通过大量当时报刊所报道的生动事例，以及各类人物有感而发的评论和争议，考察了通商后上海商业繁荣和社会变动所引起的社会生活新风，揭示了这些生活方式变动的社会意义及由此引起的社会伦理观念的冲突和演变。此后关于上海城市生活史的研究不断充实，特别是近年来，以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为代表的一批上海学者，对上海城市生活史进行了集中研究，组织出版“上海城市生活史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自2009年开始陆续出版了30余部专题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大部分属于近代时段，涉及的专题丰富多样，有都市生活、饭店与菜场、同乡组织、政商互动、房荒、舞厅、照相、公共空间等。其中涉及买办、文人、学生、报人、律师、工人、职员、闸北居民、女性，以及日侨、犹太人、俄侨等社会阶层和群体的生活史。

可以说，“上海城市生活史丛书”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相当精细、深入及成系列、成规模的水平。如熊月之的《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马学强和张秀莉的《出入于中西之间：近代上海买办社会生活》，揭示了上海生活中的中西文化交织特点。有些论题比较新颖。如“公共空间”是近年出现的一个新论题，王敏等的《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1843~1949》一书，记述了近代上海的公园、戏园、游艺场、电影院和跑马场等具有社交和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空间，指出这些公共空间集现代性、大众性、多元性和商业性于一体，生动、深刻地体现了这个城市社会的民族关系、阶级关系以及移民区域特点，反映了这座城市世界性与地方性、摩登性与传统性、先进性与落后性、殖民性与爱国性并存的特性。还有瞿骏的《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对社会剧变时期上海公共空间反映出的社会结构变动做了专门考察。此外，大众传媒与城市休闲生活也是较新的论题，杨朕宇引入了“新文化史”的研究视角，梳理了《新闻报》广告中所建构的各种休闲理念与镜像，并分析了这种建构同当时上海市民生活之间的关联。

关于近代女性与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多数论著是对某一专题做专深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于近代女性的研究大多以妇女解放运动为主线，很少涉及女性及其婚姻家庭生活内容。9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女性史的论著，比较综合性的研究如罗苏文的《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对晚清民初女性生活的变动做了比较系统、集中的考察，其中涉及通商城市女性谋生活动及休闲生活的变化，服饰及缠足的变化，从传统婚俗到走向社会的变化等。但由于该书为全国性、全面性的宏观研究，多为概括性论述，也欠缺比较深入的个案剖析。女性的法律地位，特别是财产权问题是集中反映女性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关于这方面有美国学者白凯的《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对中国女性财产权从古代到近代变迁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属于长时段的专题性研究，并非对近代女性问题的集中研究。

关于近代民众观念变迁还未见有集中研究的成果，与此相关的有一些关于社会心理、心态的研究，如程歗的《晚清乡土意识》一书，对晚清社会变迁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乡土意识及其表现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一书，对近代上海人这一生活在通商首埠的特定人群，社会心态的演变及市民性格的形成进行了比较具体而深入的考察分析。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一书，系统考察了近代以来江浙农民社会心理的变迁。但社会心理、心态并不能等同于民众观念，社会心理、心态主要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的心理特征，是生活感受在心理层面的感性、直觉的积淀，而民众观念则是经过一定的理性思考所概括形成或接受的抽象概念，具有一定的价值内涵。从这一点来说，民众观念与精英思想有一定的相通性，但由于观念的承载主体和形成基础不同，民众观念与精英思想又有区别。

上述关于近代消费生活，城市生活，女性与婚姻家庭，社会心理、心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仅是对研究专著的梳理，至于专题研究论文，由于针对具体问题，将在本书相关章节中再做具体交代。概而言之，与本书相关的一些专题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缺失和不足，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专著往往多概括性记述而缺少个案深入剖析，而专题论文多为个案研究而缺少宏观联系；二是研究城市生活多而研究城乡生活联系及互动方面的内容少；三是一般研究多为对社会生活现象的描述，而缺少对社会生活与社会变动、观念、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这些缺失与不足，是本书的研究起点。

三 问题与思路

本书记述的主要是生活领域，但不是简单还原生活世界的原貌，而是探索社会生活变化的内在原因与机制；不是孤立地看待生活的变迁，而是放在与政治、经济、观念、制度变迁的关联网络中，考察生活与其他领域的内在联系、互动关系及联动机制。虽然关注的主体是民众，但也不是割裂与社会上层、精英阶层的联系，因为生活本身就覆盖社会全体，无论上层还是下层，均有普遍共有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层面。民众生活状况——民生，是当政者治国理政、为政施策的基础，是胸怀经世济民、治理天下抱负的精英分子关注的重心，民众生活及观念的变化也是启发他们思想变革的源泉。基层民间社会是国家体制的基础，治理体制的末端，基层社会的变动必然牵动国家权力结构和治理方式产生联动效应。所以，本书在记述各层面民众生活时，注重其与政治、观念、制度变动的联系及互动，探索生活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作用。

本书要探究的问题是，在晚清至民国初期政治剧烈动荡、社会开始转型时期，较早受西力东来影响的沿海城乡为主的广大地域，民众生活世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及观念出现了哪些新趋向？这些生活层面的变化与政治、观念、制度变动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与互动？生活世界的变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些是理解中国近代发展道路内在奥秘的重要问题，也是迄今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与解释的问题，本书尝试从一些新角度做探索。

四 结构与内容

本书论述的重心是鸦片战争至20世纪20年代生活世界及关联领域的变迁，由于社会生活有较强的延续性，因此有些专题涉及的时间段有所延展，如有的向前追溯到清中叶，有的向后延伸到30年代，但主体内容集中于晚清民初时期。

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差别较大，晚清至民初横跨数十年，社会生活状况及其变动也极不平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首先从东南沿海地区打开进入中国的通道，这一地区就成为中西接触与碰撞的前沿，也成为中国社会变动的前沿，对其他地区的变动起着先导和标志性作用。因此本书以这一地区作为主要考察范围，并以集中反映这些变动的城市与附近乡村作为重点，以凸显社会生活变动的趋向性与先导性。本书涉及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等地域，以及上海、福州、天津、北京、武汉、苏州等城市，一些论题还涉及更广范围，力求具有广泛性。虽然各专题内容多为具体的个案研究，但力求既具有典型性，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注意揭示其反映时代趋向的普遍价值，以收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