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的文字问题，已经成了学术界的一大困扰，作者、编辑、教师、学生各有苦恼。一般认为不少年轻学人缺乏文字的自觉，需要提醒和指导，但问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年轻学人也有自己的说辞，那文字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水平如何提高？学术论文是需要发表的，这就和刊物有了关系。就文字修改问题，编辑和作者之间，有时也缺少适度的张力，编辑心力交瘁，但作者未必心领，编辑和作者如何同心合力把论文修改好？为此，《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特别邀请四位学者分享其思考与看法，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本组稿件，原文注释从略。

写这样的文章往往是讨嫌的：好的作者和编辑会笑你班门弄斧，而差一点的还可能跟你结怨。所以，与其故作谦虚地去卖弄“主观经验”，还不如大大方方地说点“客观教训”，或许更有用些。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语言系统发生了中西杂糅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式的文言和欧美的西文经混交后形成了第三种表达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浅斟低唱经史子集时，没有人不为形音意韵粲然大备的贵族气象而唏嘘慨叹，可当接触到不止意会更可言传的西式表达后，又无法不被细腻严密、理性诙谐的欧美文风所吸引。当然，几乎所有人都会注意到，文言的语句是短的，而西语的表达是长的。当我们的话语结构总体上已西式化，而文言只能以成语等形式穿插其中时，主、谓、宾、定、状、补成分的不全甚至丢失，便成为论著写作过程中的习见现象。这应该是任一期刊或出版社的编辑在处理来稿时最为头痛的问题：文稿上大片大片的标红，往往意味着改写甚至重写。我自己就曾被老师和编辑们教育说：“你为什么不好好说话”。

理论生硬、概念不清和表述含混，也容易导致洋洋万言不知所云的尴尬。近现代中国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装置，几乎都是外来的，由于它们总能以正确和时尚的面貌出现，便自然有人甘做隔空对接的理论倒爷且乐此不疲。于是，一会儿海德格尔，一会儿布罗代尔，一会儿拉铁摩尔，或忽而存在主义，忽而年鉴学派，忽而内亚史观。他们弄了一大堆连其本人都未必弄懂的欧美框架，写文章时也总是设置出无数道概念隔离墙，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表现作者的“体大思精”。所以“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或许还包含着另外一重意思，即说对说错都不易被察觉，或者察觉了也没有用。

由此我想起了几个或许与此无关的小困惑。一个是关于何谓“历史”的问题。中国传统的“从右持中”至少还从“史德”的角度讲清了一个史家所应有的客观站位。可东西方史学研究人员均听不懂的，所谓“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进程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这种几乎是用概念来解释概念的“概念”，倒让我注意到一个小孩问“什么是历史”时他父亲的回答：“历史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前人类社会发生过的能够规定和影响你当下生活和未来走向的往事。”它或许不够周延，但我至少听懂了。类似的概念还包括“哲学”。当看到“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和观点”这种一个概念导出另一个概念，并且初学者对每一个概念都不甚了了的界说时，一个民办校长的定义反而让我头一次豁然开朗。他说：“哲学就是讲道理的学问。”而道理是不需要解释的，因为只要你是人，就应该懂道理。

一位数理统计学家每每有冲动想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据说就是因为他发现许多研究《墨经》的学者居然用墨子的语汇来解释墨子的语汇，说明那个学者根本就没读懂《墨经》文本。年轻时写论文，我喜欢拿代表“权威”的西方理论和学者语录作为某个中国史研究问题的前提或结论，结果，历史本身的前提和结论反而被我蛮横地取消了。直到读了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时，才明白就在我夙夜标榜自己是经典作家的信仰者时，其实并没有读懂他们的原著，也不想了解他们的语境。由此而养成的一味执念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舶来权威而放弃自主思考的思维惰性，其实还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学术犯罪，因为“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如此而希冀编辑们在你的论著中去发现真问题，并逼着他们去发表“题目已经是结论了”的文章，则我虽不才，也只能去大声疾呼“救救编辑”了。

历史学者应该以怎样的知识结构和表达风格来面对受众，显然又是一个问题。苏联碎片化的学科分类对中国学界的影响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哲一体化格局已被乱刀寸断，轻则一分为三，重则一分为N。于是，文学的想象、哲学的豪迈和史学的干瘪，就成了社会一般对人文学科的基本印象。我的一个学生跟我念了几年书后，只听到一场哲学家的讲演，就告诉我说他想改学哲学了，似乎哲学可以不需烦琐考证而直奔结论。我有一年因腰疾入院无法行走时，也曾一度想改行文学，因为写小说不但可以免去实地踏查、简牍辨识和跑遍世界搜集资料的艰辛，还能自编、自导、自演且收入颇丰，何乐而不为？可是，这些天真的想法和做法，其实都不过是掩饰自己知识结构有天然残疾的遮羞布。“老北大”和“民国范”之所以不必忌言，是因为他们在接受欧风美雨洗礼前，早已拥有文史哲齐备的综合知识结构和连类格义的问题解释能力。这是否意味着新生代的史学工作者需要在基础知识上做出适度的复归呢？

马克思所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的说法，应该不是在开玩笑。他或许在说，历史学者应该是过往知识和历史智慧的综合掌握者和传承者，而不是单一工种的工匠。孔子是史学家、文学家、伦理学家，还是武家、数学家、教育家抑或社会学家呢？从他曾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的教授者看，孔子应该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教师。即便退一步，允许我们把知识的范围进一步收窄，至少也应该具备刘知几所要求的“史家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而“才学识”又何尝不是今天所说的“文史哲”呢？可是，有许多学术论文常常给大家带来的烦恼是，编辑和读者在拜读那些动辄万言的大作时，不消两三行就昏昏欲睡，不忍卒读了。这除了表明我们自己文笔不够典雅、材料不够结实和结论无所见识外，好像并不能证明历史学本身出了什么问题。

最近看过一篇对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黄克武的采访文章，我觉得黄教授的感慨是对的。他说，历史研究者若不兼备深厚的文史哲修养和高超的文献文字解读能力，恐怕连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都读不懂，何况做深入的研究。说起来不好意思，我们在进行书信交流时，开头两句话还算有点中华古韵，包装得还算严实，但三句以下基本上就是白菜汤了。时下不少农民总是笑话那些回家过春节的大学生，当然也包括历史系的学生，说他们大过年的居然不会写春联。

一篇有参考价值的文章，还应该内藏有该问题本身的微学术史。于是，对研究动态的回顾，便不再是你想与不想的问题，而是必须如此的问题。可编辑在审稿时却每每发现，许多稿件不是把先行成果说得一无是处，借以凸显自己的“创新”能力，就是把学术史回顾与文章展开内容处理成全无关联的两张皮。前者在无端地傲视历史学“无一字无来历”的基础行规，而后者却不啻在履行“为动态而动态”的“程序正义”。虽说“文无定法”，但一个好的学术史梳理，应该是在充分吸纳和尊重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再提出自己更深入的思考而不是相反。而行文结构上的环环相扣和逻辑递进，也就自然展开于前期研究之“必要条件”和自我新论之“充分条件”之间了。动态中所列举的每个成果都在昭示着自己的来历，而先行者的某些不足，正是新作所赖以展开的前提。实际上，对于上述问题，我实在不敢擅说别人，只敢反省我自己。

在了解了编辑立场的同时，也需要体察作者对编辑工作所寄予的厚望。多年来，编辑队伍已整体学者化，这是事实，毋庸讳言。但是，曾几何时，个别编辑的自律和自省，似乎也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首先，“不懂的就是错误的”，容易堕为成见式进退稿件的潜规则。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已成长起一大批不输给相关领域的国内前辈和外国同行的成熟研究者。他们对中国自身的了解程度和留学所得，以及国内外层出不穷的史学新论，显然不是一个编辑能够全面掌握并悉数洞察的。学界最喜爱的，应该是“读尽天下好文章”的编辑不拘一格的目力和魄力，以及敢于超越自我眼界的站位和勇气。否则，当有些稿件因为编辑人员的逼仄视野和主观好恶或黄钟毁弃或瓦釜雷鸣时，便不但有损于编辑本人的名声，久而久之还会毁掉一个好的杂志社或出版社。其次，编辑的学养、识辨能力和职业道德，有时比刊物的所谓级别更加重要。偶尔听有作者称，本来是一篇文通字顺的论文，被编辑修改后反而不通了。如果作者不厚道，这样的情况恐怕还会传为学界的笑谈。同时，外审制度必须要坚持，但是，外审意见不等于就是决定性意见，因为外审人员中，同气相求者有之，同类相斥者有之，应付了事者有之，不读稿件者亦有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编辑本人的判断不能介入，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编辑确实没有识辨能力，二是编辑部只走程序，其对学术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编辑看到来稿时就已经在主观上认定了文章不行，但出于面子，不直言作者问题之所在，反而一定让稿件去走一遍外审流程，最后才端出事先早有的结论，这种做法，既无谓地增加了编辑本人的工作量，也耽误了作者修改后另投他处的宝贵时间。这种照顾作者“面子”的做法，反而是害了作者，期期以为不可。学术乃天下公器，中国史学的繁荣发展，需要编辑和学人相携而行，愿我们一起努力，共同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