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第一节探讨了社会网络研究不同的知识来源；第二节重点关注针对网络要素及连通性重要性的探讨；第三节讨论连通性的机制和影响连通性的因素；第四节归纳社会网络结构对节点的影响；第五节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回到连通性探讨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一、多学科传统：刻画连通性

就社会学而言，对社会网络的思考可以追溯到齐美尔(Georg Simmel)，他的形式社会学最明显地体现了连通性的思想。齐美尔（2002：55-91）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数对互动形式的性质和关系复杂性的影响。“三人组合”与“二人组合”不仅是数量差异，更是社会互动性质的分野。三人互动，已经体现出了社会生活的全部性质。齐美尔对三人互动的阐释与数学家拉巴波特对三元闭包的阐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今天看来，齐美尔对互动形式的重视是被重新发现的社会网络分析的思想渊源。

社会网络研究的初期成长，除了社会学以外，在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表现，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对小群体社会结构和群体动力学的研究。

早在20世纪30年代，心理学家莫雷诺（JacobL Moreno）首次使用了社群图（Sociogram）的概念。将之前已经广泛谈及的“网络”、“结构”等隐喻式的观念表达为由节点和边组成的可视化图示，认为社会网络研究实际是由网络图呈现的社会关系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密西根大学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的哈拉雷（Frank Harary）就图论（Graph）在社会结构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长期的、卓越的研究。此后，图论逐渐成为社会网络分析的一项核心基础。

还有一些学者则致力于呈现网络背后的数理关系，譬如莫雷诺开创的社会计量学（Sociometry）被认为是社会网络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传统。社会计量学是群体生态学的定量部分，应用实验技术和定量方法，探讨人类的心理特征、群体演变及其中个体的位置（Moreno，1934：10-11）。

数学家拉巴波特（Rapoport,1953a,1953b,1954）探讨一个更基础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之间是如何建立关系的。拉巴波特发现群体的人口结构影响了二人关系的建立。这个结论，后来被概括为有影响力的“三元闭包”（Triadic Closure）原理：“在一个社交圈内，若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则这两个人在未来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就会提高。”（伊斯利、克莱因伯格，2011：33）。

三元闭包是由节点形成网络的基本原理。“三元闭包”形象地呈现了某个时点社会网络连通性的形态，拉巴波特的努力则允许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动态地探索连通性的发生和发展。因此，三元闭包成为社会网络连通性探讨的基本原理。

尽管来自不同学科的努力基本奠定了社会网络研究的思想和方法传统，弗里曼（2008：58）认为，20世纪40-70年代的30年间，并没有形成社会网络研究的某个中心；不仅如此，一般意义的社会网络视角，也没有成功推广到更广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网络研究仍旧处在“黑暗时代”。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段时期，也是社会网络研究在各自学科积累知识的时代，不同学科的学者对社会网络的基本特征及其重要性锲而不舍地进行探索，为20世纪70年代怀特（Harrison White）及其后继者们探讨社会网络结构要素，并为将社会网络研究方法论带回学术界公共视野打下了良好基础。

如今的社会网络研究延续了来自齐美尔、莫雷诺和拉巴波特等所在不同学科的研究传统，围绕社会网络的三类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即（1）网络有什么基本特征？（2）影响网络特征的因素有哪些？（3）具有不同特征的网络又如何影响身处其中的个体或群体？在不同学科传统的基础上，把不同学科传统的社会网络研究融合到一起，运用由传感器汇集的人类行为（大）数据，正在形成崭新的社会网络领域，这就是瓦茨所说的革命。其基础正是各学科传统中共有的基本原理：连通性。

二、连通性的特征

（一）社会科学的努力及其议题

三元闭包原理告诉我们，构成网络的连接（边的出现）来自节点之间有公共的关系节点。这里，拉巴波特直接暗示了节点及其属性对连通性的重要性。连通性（Connectivity, Connection）是指，在给定的节点群中，任一节点是否均可通过某条路径到达任一其他节点，即社会中的任一行动者之间是否可以产生关系。

在不同学科社会网络研究的演进中，怀特系统地探讨了构成连通性的第一要素——节点。怀特的学生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73）则将研究重心从节点的探讨转向边的探讨，并提出了弱关系假设。在提出弱关系假设之后，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还意识到个体网络结构位置问题，提出了嵌入性假设。伯特（2008：9-44）的“结构洞”在网络结构意义上对嵌入性的工具主义应用。

社会网络研究在中国的传播，正是其工具性应用的一个实例。其实，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中国学术界，也发生在美国学术界。事实上，社会网络不仅有其社会资源的一面，更蕴含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原理，对社会网络的研究是社会学探讨的一个范式（Scott & Carrington，2011：1-8），甚至是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历史转向，仅聚焦其工具意义而忽视其人类社会基本原理的意义，则意味着舍本逐末。有鉴于此，我们呼唤社会网络研究的历史转向回到其人类社会的基本原理上来。

（二）自然科学的努力及其议题

与社会科学家的努力平行的是，自然科学家在努力探索社会网络中的自然科学问题。

早在20世纪50年代，政治学家德索拉·卜和数学家科恩（de Sola Pool & Kochen，1978）就从人们的日常话语中注意到“小世界”现象，并在一篇文章中试图通过数学推导解决“小世界”的问题。1967年，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Milgram，1967）从经验上检验了德索拉·卜和科恩的推断。米尔格拉姆实验是第一个涉及人类社会一般规律（“小世界”现象背后的规律）的实证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网络潜在的连通性特征，直接启发了后来的“六度分隔”理论。

小世界现象被众多实验证实，它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人之间，也存在于互联网络的网页之间，甚或存在于其他自然现象之中；不过，要说它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还需要从数理上进行证明。瓦茨和斯特罗加茨（Watts & Strogatz，1998）在小世界议题提出了30年后，证明了短路径原理，即人类社会的陌生人之间存在大量的短路径。正是这些短路径，促成了小世界现象。克莱因伯格（Kleinberg，2000）则引入衡量远程连接跨越距离的尺度（控制远程连接的概率随距离递减的程度），进一步完善了瓦茨—斯特罗加茨模型。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对连通性形态的探讨从节点属性开始，延展到边属性，以及网络结构中处于特定位置（结构洞）节点的属性；同时，在对结构与社会行为或关系特征的探讨中，关注了社会网络原理性特征即连通性特征的重要性，不过，并没有研究专注于连通性特征的探讨。倒是自然科学对连通性的特征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尤其是对小世界的研究从实验检验到数理分析，揭示了在人类社会中人际之间普遍存在短路径的规律。

只是，到这里为止，我们尚没有探讨人类社会的陌生人之间之所以呈现网络现象以及在陌生人之间普遍存在着短路径的影响因素。

三、获得连通性的机制

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在探讨连通性特征时就观察到，社会网络中的连通性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呈现聚簇、隔离、等级等现象。如此，要理解小世界现象呈现的规律，要理解强弱连接、结构洞的意义，要理解网络结构的形态与动态，就要探讨影响连通性的因素。在提出网络生态概念（network ecology）探讨青少年社会结构的过程中，麦克法兰等人（McFarland et al，2014）归纳了连通性获得的三个机制：同质性、平衡性、支配性。

（一）作为连通性微观机制的同质性闭包

拉巴波特（Rapoport，1953a，1953b，1954）最先认识到网络形成的基本原理，不过他认为自己的实验并不涉及信息在人群中传播的动力机制，只是展示了人群中熟人关系网的一些统计学性质。真正开始对连通性微观动力机制进行探讨的是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Lazarsfeld & Merton，1954：18-66），他们发现“社会选择”（selection）并不足以清晰地解释“人以群分”，而“同质性”则可以说明在某些特定方面相似的人之间建立友谊的倾向。谢林对芝加哥街区居民的种族特征和社会隔离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同质性作为连通性微观机制的核心因素对社会网络格局的影响。此后，“同质性”作为影响连通性的核心因素被广泛用来解释当代社会的政治、文化、种族格局。其中，种族隔离是最受关注的社会和政治议题之一。

与基于同质性的社会选择机制相对应的另一个机制，就是基于同质性的社会影响机制。从学习的角度来看，友谊群体为个人习得群体行为和态度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班德拉，1995：19-31；萨瑟兰等，2009：220-235；Kreager & Haynie，2011）。研究证明，个体之间的相似性是社会选择和社会影响两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Crandall et al，2008），连通性则是这个过程的起点。陌生人之间相遇的可能性，受到年龄、性别、种族、受教育程度、居住位置、社会经济地位等与社会选择有关因素的影响，而一旦相遇，人们或更愿意与在某一生活、学习、工作或娱乐场有过交集的人交流。

无论是因为人，还是事，抑或兴趣，让人（节点）做出选择或接受影响，把两个节点联系起来的、形成闭包的，都是来自同质性的影响。

（二）作为连通性宏观机制的结构平衡

依据同质性闭包机制，凡是获得连通性的两个节点，一定在某个属性上具有同质性。把同质性投射到获得连通性的边上，就意味着边属性都是正向的。不过，节点之间的非正属性并不意味着两个节点之间没有连通性，如此，又该做何解释呢？

心理学家赫德尔（Heider，1946）把关系性质与网络结构的平衡关联起来，用模型阐述了其间的平衡原理。这一原理说明，在社会网络中，如果节点之间并非同质性却获得了连通性，则连通性的获得一定是来自网络结构平衡的影响。

卡特莱特和哈拉雷（Cartwright & Harary，1956）将赫德尔的平衡理论扩展到认知心理学之外，提出了网络平衡的结构定理：一个符号图是平衡的，当且仅当网络的所有个体可被分为两个独立的子集，子集内的个体均为正向关系且子集间均为负向关系。戴维斯（Davis，1967）扩展了这一结论，提出平衡结构可以有多个相互对抗的子集，且就其产生的前提条件进行了限定。卡特莱特和哈拉雷对赫德尔的另一个发展是，通过定义平衡程度（degree of balance）来区分和衡量非完全平衡网络的不同情形。诺曼（Norman & Roberts，1972）则继续推动了平衡理论的形式化，根据符号图中半圈的数量推导出了描述网络平衡程度的方法。

关系性质的区分及负向关系的运用，是对连通性特征认识的拓展，也是社会网络研究的一大飞跃。戴维斯（Davis，1963）认为，开创于赫德尔、发展于卡特莱特和哈拉雷的结构平衡理论，可以用来概括和重述包括涂尔干（Emile Durkheim）、霍曼斯（George C Homans）、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科尔曼（James S Coleman）、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在内的众多学者的人际关系、社会交换、社会团结等命题。

卡特莱特和哈拉雷提出了结构平衡的状态，却没有对结构平衡的运行机制进行详细的讨论。为解释结构平衡的动态，即连通性在结构中的变化，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寻找结构平衡的动态理论（比如，Antal et al，2005；Kuakowski etal，2005；Doreian & Mrvar，1996；Hummon & Doreian，2003）。

随着结构平衡原理及其动态模型的不断完善，平衡原理在解释群体过程方面的作用也将越来越大，进而构成了与同质性闭包具有互补性的、宏观层次的连通性机制。

（三）还有其他机制吗？

麦克法兰等人（McFarland et al，2014）认为，连通性的获得，除了同质性、平衡性以外，还有支配性机制和生态机制。事实上，真正影响连通性只有同质性和平衡性，支配性机制以及作者提出的生态机制，只是同质性机制和平衡性机制在给定环境下的变体而已，它们都不是与同质性和平衡性平行的连通性机制。

对支配性、生态性文献的考察让我们进一步确认，微观层次的同质性闭包、宏观层次的结构平衡，是构成连通性（connectivity，tieformation）的两种机制。此外，是否还有其他机制，依然是一个开放的议题。

四、连通性的影响

在给定连通性条件下，连通性本身的结构在微观互动层面和宏观制度层面都会对互动过程发挥影响。从宏观层面来看，连通性的影响可以分为由公共信息扩散而产生的影响和由共享网络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影响两种。前者是公共信息的变化导致的互动行为变化，行动者具有主观选择的能力。后者是因结构变动使得行动者不得不按照现有结构的框架来调整行为。从微观层面看，连通性的影响可以分为由级联机制中的私人信息带来的行为传递和由博弈机制带来的位置变化，前者关注的是节点属性的变化，后者关注的是边属性的变化。

（一）连通性影响的宏观机制

1、级联机制中的公共信息

19世纪60年代，米尔格拉姆通过一项实验研究表明，当下互动场景中公共信息的积累，促成了行人的跟随行为。1992年，班纳吉（Banerjee，1992）通过一个思想实验的方式，在数理上证明了人们会根据互动过程的公共信息改变自己的行为选择。同年，比赫昌达尼等人（Bikhchandani et al，1992）在数理证明之后，提出了现今更为常见的“信息级联”（information cascade）概念，即在给定的连通性条件下，连通性决定了公共信息传递的方式和结果，进而影响人们在互动过程中的行为。信息级联之所以会产生，就是由于实验中依次暴露信息的节点的连通性极差，导致每个节点在决策前只能依靠前人提供的公共信息，私人信息转变为公共信息的渠道被阻断。

2、网络中的结构变动

在给定连通性条件下，如果将连通性看作控制变量，则连通性在宏观层面产生影响的机制是信息级联；如果把连通性作为自变量，网络结构变动造成的连通性的变化，打破了原有网络的节点间平衡，使得网络的节点有激励改变自己的行为，形成新的结构平衡，从而使得整体网络呈现出新的面貌。

1968年，布雷斯（DietrichBraess）实证研究表明，增加边提升网络连通性的行为，反而导致了所有人福利的损耗，这即是布雷斯悖论。从连通性的角度来看，增加边提高了网络的连通性，正是因为连通性的变化，使得行动者需要重新寻找网络平衡的位置。布雷斯悖论是网络连通性变化影响人们决策行为的经典例子。在上述网络中，边代表的是节点的收益函数。另有研究则从连通性变化带来网络信息传递机制的变化入手进行讨论（Chwe，1999）。在此后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还通过实验方法探讨不同连通性条件下人们决策的时长问题（Kearns et al，2006）。

既有的研究说明，边上负载的无论是信息还是收益，都是互动中节点行动策略的基础。连通性的变化往往还会成为新兴制度的创生过程。

（二）连通性影响的微观机制

1、级联机制中的私人信息

在现实生活中，行动者除了运用公共信息做决策以外，更多的是通过自有的私人信息进行决策。为了探究信息在网络的哪个部分产生了如信息级联一样的传播现象，斯蒂芬（Stephen，2000）提出了基于网络结构的级联机制，斯蒂芬特别强调，人不是在和一个巨大的人群互动，只是在和自己周围的个体互动。

虽然讨论指向的是一个特殊网络结构，在网络中传递的却是基于节点的私人信息。在研究取向上，研究者也开始重视网络中处于特殊位置节点的影响力（Borgatti，2006；Kempe et al，2003）。循着结构级联讨论的另一个研究取向是社会行为的传播过程，特别是个人行为基于网络结构而传播的特征和过程（Christakis & Fowler，2007；Christakis& Fowler，2008；Fowler et al，2009；Rosenquist et al，2010）。在这些研究中，都能找到“三度影响力”。

在完全随机的超大社会网络中，“三度影响力”假设刻画了传播的特征，个体（事件）在社会网络中的影响力，随传播距离而衰减，超出“三度分隔”，影响力就会逐渐消失（克里斯塔基斯、富勒，2013：113-190）。一些研究也将上述研究方法用在了新兴人际互动方式的研究中（Moraleset al，2014）。

2、博弈机制中的地位变化

如果说网络中的级联现象是连通性基于私人信息在水平上的影响，那么，网络交换理论的提出则从垂直上弥补了级联解释力的不足。

在网络中的位置不同、携带的资源不同，连通性赋予的地位也是不相同的。爱默森（Emerson，1962）很早就注意到了关系中的权力，他认为交换网络中的权力是个体获取个人利益的权力，权力大小取决于关系双方的相互依赖性，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性越强，另一方的权力就会越大。并指出，连通性，将交换关系连接成社会结构的一组关系。其中，存在正、负、混合三种类型的连通性。库克，则指出由于外部资源的可选择性，一个复杂网络中常常会因为存在消极连通性而展现出混合的结构特性（Cook et al，1983）。不同的网络连通性对交换网络中权力分布的影响不同，网络的连通性特征、资源短缺和改变潜在权力依赖关系的其他特征影响了交换网络中的权力分布。

尽管网络交换理论家意识到了研究权力分配的重要性，指出了权力分配不平衡会激活权力平衡的机制，显然相关的研究并没有触及连通性互动的层面，没有澄清连通性在激活权力分配及平衡方面产生的具体作用，博弈论则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Nash，1950；Binmore et al，1986；Walker & Markovsky，2000）。

以上研究大多是在给定连通性特征的前提下探讨连通性对行动者的影响，范埃森和范德里特（Assen & de Rijt，2007）探讨了在连通性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其中行动者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增加一条边时，与之关联的节点及其邻居的收益均下降了，这一结果与传统理论命题的预测相反。研究者认为，出现结果的差异是由于包括权力依附理论、网络交换理论等在内的理论命题均假设行动者在其中使用次优交换关系。因此，作者认为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该关注连通性本身的变化和影响，以及力图寻找使连通性没有变化动力的平衡网络结构。

在网络交换行为中，行动者掌握的信息量并没有显著的正效应（Thye etal，1997）。可见，行动者的互动是在给定范围发生的，在给定连通性的条件下，私人信息足以支撑交换行为的发生。维勒等人（Willer et al，2012）认为，交换理论的作用之所以有限，就是因为其只能在小规模网络中发挥作用，目前已有域分析（domain analysis）方法通过依据权力域边界将大型网络切割成小规模网络的方法，以实现网络交换理论和算法在大型复杂网络中的应用。

综上，从宏观到微观，连通性承载着人际之间相互影响的信息，使得行动者的观念、行为得以传播，使得人们在网络中交换和流动。因此，连通性的影响的确具有工具性，在互动的意义上，则更具有人类社会行动规律的一般性。

五、总结

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与连通性相关联的文献的分析，探讨社会学对社会网络研究的困境与机会。再次细读齐美尔，我们或许会感叹，社会学对人类社会的探索，在摸索了多少年之后，似乎还是要回到社会（网络）的基本问题上来。三人互动，正是连通性的基本问题。如果说在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创立之初齐美尔就提出了连通性问题，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回到连通性上来。

如果把连通性放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来观察，凸显的现象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原本就是一幅连通性不断发展的画卷。来自各种因素的影响，把人类从地理、族群、国家、宗教、意识形态等的隔离中解脱出来，让人类社会通过物质的交流、信息的沟通、地理的交通等技术的发展，在连通性上逐步增强，从物质到情感,再到精神。

社会网络研究尽管是从社会学的人际网络开始的，如今却已经延伸到了人类社会生活与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和领域。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渗透，不仅让生产活动、生活环境越来越智能化，也在通过连通性的发展，悄悄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特征与属性。

对这一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三个因素：移动终端、交易平台、物流网络。而这三个因素汇集在一起的影响，就是连通性，把地理上阻隔的行动者链入到了全球商品交易网络。

人类对自己的网络现象，从形象的刻画开始，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对网络现象中的科学问题进行探索；而互联网络发展对人类社会与经济生活的影响，让来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的学科传统，在知识积累的意义上汇流，形成一个覆盖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网络科学”，数学家的“三元闭包”和社会学家的“三人互动”变成了一个议题的不同维度。连通性，成为科学家在各自领域面对的共同议题。

综观围绕连通性的文献，如果说自然科学家已经探讨了连通性的基本特征、机制，让人们看到了同质性闭包、结构平衡的意义，那么，正如哥德尔和梅西（Golder & Macy，2014）直觉到的那样，我们认为在连通性成为影响人类社会特征与属性直接因素的时代，探讨连通性的动态及其与人类社会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探讨连通性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则是社会学家在这个时代当仁不让的责任。信息时代，正在呼唤着另一个“韦伯”，就像工业化时代呼唤马克斯·韦伯一样，起点正是人类社会的连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