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史坛出现了“后人类史学”的现象和趋势。对此，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史学重点是探讨过去的历史，谈“后人类史学”是否为时尚早？其实不然，英国史学家卡尔曾经说过：“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只有当他朝向理解未来这一目标前进时，他才能接近客观性。”[1]现在的史学思维和对未来的展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对过去历史的阐释，只有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串成一条线时，史学才能跟上当代技术飞快的步伐，才能迸发出最耀眼的光芒。对此，《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约请了“后人类史学”的几位专家，对该领域的现状、发展及未来进行了激烈地探讨。笔者结合这几位专家的观点及其他一些资料对“后人类史学”进行了梳理、分析和归纳，以冀对该议题视野中的史学研究有所助益。

“后人类史学”的兴起和发展最主要是由两股潮流汇合而成，一方面是对生态环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思，从而对“以人为中心的史学”提出批判，另一方面是在科技革命刺激下兴起的“后人类史学”议题。本文对这两股潮流分别加以论述，并总结后人类历史观的特点及其对传统史学的超越。

一、“后人类史学”的研究路径

提到“后人类”现象，很多人自然会联想到科幻小说和电影里面的奇妙场景，认为这样的状态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还很遥远，实则不然，它离我们的生活很近，而且是对生活现状反思的结果。换句话说，所谓“后人类史学”与人类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并且脱胎于现实生活之中。

对“后人类主义”的含义，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但对“后人类史学”，学者们的看法却出奇地一致，都认为是要突破“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念，而且很多学者已经在探索的路上了。

1.动物史

动物史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史学新领域，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人类的工业革命在征服自然界的同时，也征服了动物，将动物机械化，使其变成了输送带上的生命[2]。人类的现代化大发展，正是在控制、剥削、支配动物的前提下进行的，据统计，“全球大概只剩下8万只长颈鹿，但牛有15亿头；灰狼只剩20万只，但狗有4亿只；黑猩猩只剩25万只，相比之下，人有70亿。”[3]可见，人类对动物影响之巨大。此情此景促使学者不断反思，主张人应该重视与动物的共生关系，一些学者对此还不满足，他们“试图探讨甚至强调动物作为历史的主体，在历史上起到过决定作用。”[4]在文化史的影响下，这些学者又称他们的研究为“新动物史”，旨在将动物史放在“后人类史学”的框架下加以研究，强调以非人类的动物作为主角的历史，对“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史学提出挑战，开辟了“后人类史学”的新路径。

2.大历史

“大历史”研究将人类历史的起点回溯到130多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以整个宇宙演化为大背景构建整体的人类历史观。面对当今社会环境恶化、人口激增、气候变迁等现状，学者们对人类历史前景深表堪忧，他们提出应该“将人类史纳入迄今已知的总体自然史之中……体现对整个人类前景的关注”，[5]进而提出“大历史”的追问（如我是谁？我的归属何在？我所属的那个整体又是什么？）[6]。总之，“大历史”以宏大的视野来俯瞰整个宇宙史，将时间线拉长、延伸，一直延续到人类未来的归属，其理论和实践大大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

3.人类世

“人类世”主要是指人类活动对地球施加的不可逆的影响力，这一概念的很多核心议题都指向了当今的气候、环境和生态问题[7]，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现如今，不是自然环境制约了人类发展，而是人类发展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峻挑战，破坏了人类、动物和植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另外，“人类世”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环境的问题，包含更多的社会意蕴及人文内涵，破除“人们对于进步主义的盲信，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执念”[8]才是解决人类世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就其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影响而言，那就是让史家觉得有必要突破原来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人类史，将人类的历史与地球的历史结合起来考察。”[9]史学家对“人类世”的讨论，超越了历史仅限于人类的局限，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史学观。

“后人类史学”的这三种研究路径虽然研究对象各别，但都主张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生物和谐相处，人已不再是特殊的主题、研究的中心，生物和自然也不再是无声无息的历史背景，它们也参与到历史的建构之中，与人类共命运同发展。

二、“后人类史学”的前沿议题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各领域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电脑科技、生物医学技术、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的发展，“后人类史学”前沿话题也随即应运而生。

1.人？机器？超人类？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叶永烈的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书中的“铁蛋”是机器人，却具有人的情感和思维[10]；“小虎子”是人，但他的大脑被植入了“芯片”，成为具有特异功能的人——能熟练背诵英汉词典、唐诗宋词等[11]。如果说铁蛋和小虎子还是人的丰富想象，那么“赛博格”却是活生生的案例，具有人的感情和思维、一半是人一半是机器的“赛博格”到底是什么？人？超人？机器？有学者指出：“机器人［或‘赛博格’—cyborg，也即‘生化机器人’，为控制论（cybernetics）和生物体（organism）的合写］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人类的能力”[12]，也有人称为“生化人”[13]，那么这种生化人与人的区别何在？人应该如何与机器人以及生化人相处？新的物种的出现势必会对人类中心主义造成巨大冲击，对史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成为“后人类史学”的新议题。

2.长生不老的神

在《小灵通漫游未来》里，小虎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老爷爷、老奶奶、老老爷爷、老老奶奶[14]，好几代人聚集一堂，人衰老了可以随意更换器官，真正实现了长生不老的神话。其实，现实生活中的长生不老也正在向我们招手，“在新的药理学的帮助下，医学界已经研制出不少新的方法，延缓人的衰老，克服了一些以前致人类于死地的病症……如果将来人类真的进入不死的境界，那么我们将如何对待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界相处的问题呢？”[15]尤瓦尔·赫拉里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实现长生不老已不再是神话，而且他进一步将人类的历史进程描述成为智人变成智神的后人类史故事。[16]那么在人类长生不老、变成神的状况下，历史学的研究方向、价值定位也会发生大的变化，后人类史又将如何书写？

3.人类的终结？

医药的发展也可能使人类走向终结，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米歇尔·福柯。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结果》一书中，他认为当代神经药理学的发展，使得“百忧解”和“利他林”两味药颇为畅销，前者治疗忧郁症，而后者则针对多动症。福柯指出，这两味药的研制及其成功，本身体现了科技的成果，但它们也代表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后果，那就是让人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原来的喜怒哀乐等自然情感。[17]他进而指出：“思想的考古学表明，人是一项晚近的发明，而且可能即将走向尽头”。[18]人的情绪和思想都可以被药物控制，这不就意味着人类的终结吗？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后人类史的发展也必将改变。

三、“后人类史学”的价值及其意义

“后人类史学”不断改变着传统史学的面貌，对以人类为中心的史学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最重要的是“后人类史学”改变了历史研究的对象、主题。传统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但是动物史、生物史、大历史、人类世等后人类史学纷纷突破以人类为中心的史学；另外，“赛博格”等新物种的出现，已经参与、介入了人类的情感、家庭生活；还有，人类寿命的延长，甚至将来可能长生不老，人类的情感、家庭生活都会相应地发生改变。这些新型的家庭、社会关系，将会成为未来史家注意、分析的对象，因为它们已经是社会和历史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了。[19]总之，动物、生物、人类世、机器人、生化人、长生不老之人等纷纷出现，消解了以人为中心的史学，如何正确认识这些新型物种、处理人与这些物种之间的关系，将成为未来史学研究的重心。

其次，“后人类史学”极大地拓展了史学研究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大历史”和“人类世”研究都将史学的起点回溯到130多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将几十万年的人类历史延长到130多亿年。而且“后人类史学”还特别关注史学的未来，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被历史这条无穷无际的锁链链接在一起了。”[20]另外，“大历史”囊括了宇宙、地球、生命和人文在内的整体的历史图景，[21]不仅有文字的史料，没有文字的自然史、动物史、宇宙史也将成为重要的历史记载，这也就是查克拉巴蒂的所谓“深度历史”（deep history）[22]，大大拓宽了史学的空间维度。

再次，“后人类史学”可能会改变人类讲故事的叙述方式。德国历史学家佐尔坦·博迪查·西蒙以人类的故事为参照理解“后人类”，考察了在三个连续的阶段中作为历史中心主体的人类之命运，“后人类”并不质疑人类故事的可行性，但他却批判了这一可行性，他说：“当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之时，是否应该‘历史地’改造未来的前景……由于这种过度依赖意味着对于人类故事的习惯性求助……一个更费力也更令人兴奋（但遗憾的是，现在还缺失）的取径是以某种其他方式梳理人类与后人类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带着后人类的新的终极目的去简单重复人类故事的陈词滥调”。[23]但在否认人类故事的叙述方式的同时，西蒙并没有找到其他替代的途径，他说：“尽管采取这一方式并不轻松……此刻的问题是，首先，这一取径是否可能。我相信，在不远的未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将会解决这个问题。”[24]可见，西蒙只是抛出了这个问题，而解答才刚刚开始。

最后，但并不是不重要的方面是，后人类史学的史学价值体现在哪儿？王晴佳教授认为，其价值体现在开放的心态，他说：“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或认可‘后人类’状态的存在，我们也许确实应该抱有这样开阔的胸襟、培养这种开放的心态，以迎接和参与历史学的更新和变化。”[25]孙岳教授以“石子”设喻，试图在精神方面尝试着超越，他认为：“对居于宇宙的人类，一切历史不过是如下几个核心观念的展开，即知、爱、律、序。”[26]史学价值和史学事实同等重要，“历史中的进步是通过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而获得的。”[27]可见，对后现代史学价值的追问方兴未艾，对后现代史学的探索研究有待持续深入，这样历史事实和价值之间才能相互支撑，为史学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推动史学向前发展。

注释：

[1]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27页。

[2]Yuval Noah Harari,Sapiens: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London:Penguin Random House,2011,p.378.

[3]Yuval Noah Harari,Sapiens: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London:Penguin Random House,2011,p.388.

[4]陈怀宇：《历史学的“动物转向”与“后人类史学”》，《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5]孙岳：《大历史与“超越”》，《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6]孙岳：《“大历史”的旨趣》，《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

[7]张旭鹏：《“人类世”与后人类的历史观》，《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8]张旭鹏：《“人类世”与后人类的历史观》，《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9]参见Dipesh Chakrabarty，“The Anthropocene Time，”History and Theory，Vol.57，No.1(March 2018)，pp.5-32.转引自王晴佳：《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后人类史学”的挑战》，《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10]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19—21页。

[11]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164—167页。

[12]王晴佳：《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后人类史学”的挑战》，《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13]尤瓦尔·赫拉里：《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96页。

[14]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141页。

[15]王晴佳：《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后人类史学”的挑战》，《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16]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

[17]Francis Fukuyama，Our Posthuman Future: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Ｒevolution，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2002，p.53.转引自王晴佳：《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后人类史学”的挑战》，《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18]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London and New York:Ｒoutledge，2002，p.422.转引自佐尔坦·博迪查·西蒙：《人类的故事与后人类的挑战》，屠含章译，《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19]王晴佳：《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后人类史学”的挑战》，《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20]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41页。

[21]孙岳：《大历史与“超越”》，《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22]Dipesh Chakrabarty，“The Climate of History:Four Theses，”pp.212-213.转引自张旭鹏：《“人类世”与后人类的历史观》，《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23]佐尔坦·博迪查·西蒙：《人类的故事与后人类的挑战》，屠含章译，《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24]佐尔坦·博迪查·西蒙：《人类的故事与后人类的挑战》，屠含章译，《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25]王晴佳：《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后人类史学”的挑战》，《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26]孙岳：《大历史与“超越”》，《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27]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