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彼得·帕克 著；刘永华 译：《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920年，法国，斯特拉斯堡。

一年前这还是德国人的地盘。随着《凡尔赛和约》的签订，这座位于莱茵河畔、背靠阿尔卑斯山脉的城市回到了法国人的手中。法国官员认为在接下来的20年里，它将成为对抗德国最坚固的壁垒。

新收复的城市百废待兴，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受聘至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正如阿尔萨斯－洛林的光复为法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一样，这座地处边境的城市和这所重新组建的大学在两人的领导下开展了一次大胆的史学研究创新运动，为历史学科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历史”的概念源远流长，但“历史的历史”却是个从十九世纪中期才开始形成的新鲜事物。前者是我们熟悉的东西，而后者主要是记录并研究史学家对历史学研究思想和方法的变化过程。这也就是说，研究思想和方法的不同直接导致我们能够看到的，所谓“历史”的不同——对中世纪史叙述方式和态度评价的多次转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我们能够从古希腊神话中找到人类最早的，对“历史”这个语意的描述。希腊神话中有九个缪斯女神，身在其中的克利俄（Clio）女神主掌历史，象征物为书卷与桂冠。古希腊的文人也留下了最早有关“历史记录”的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希罗多德记录希波战争的《历史》，修昔底德记录雅典斯巴达战争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荷马的《荷马史诗》。这个时代的历史著作和一般的文学作品差别并不大，里面的大多数内容无法考证，而且夹杂着大量道听途说和作者本人的奇思妙想，但它们至今仍是除考古成果以外，研究古希腊历史最权威的史料。

从古希腊到启蒙运动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大多数历史著作的主要内容都是记录王侯将相的政治行动和战争的历史。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恺撒本人为纪念征服高卢所著的《高卢战记》、二世纪李维的《罗马史》、五世纪初奥古斯丁听闻罗马沦陷后所作的《上帝之城》、记录蛮族大入侵后高卢受贵族和教士统治的《法兰克人史》、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记录意大利北部政治斗争的《佛罗伦萨史》和1492年开始的意大利战争结束后，历经战火磨炼的马基雅维利为总结现代外交和政治冷酷斗争所著的《君主论》。

十八世纪中期，西欧启蒙运动学者开始探寻新的历史研究区域。他们眼中的历史不再囿于政治和战争，还包括了法律、贸易、伦理和风俗等“社会的历史”——这是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亚当·斯密《国富论》、大卫·休谟《人性论》和伏尔泰《风俗论》所涉及的内容，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奠基性人物。有的史学家由于能够实现传统的政治战争史和新兴的社会史的融合而更胜一筹，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就是其中的典范，亚当·斯密认为吉本“凭借这本书能够位居欧洲学术界之顶端”。

十九世纪中期，利奥波德·冯·兰克发起了后人以他名字命名的史学革命。兰克认为历史著作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将过去发生的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行动还原清楚，任何掺杂历史学家主观情感的叙述都会影响历史的客观性，这种观点后世被总结为“客观主义史学”。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就必然要注重对一手史料的收集、考证和使用。而历史上能留下的一手史料，要么是一流文人或政治家的作品，要么就是政府或教会的档案资料，而这些作品大多数都和政治有关。在兰克史学的语境中，缺乏一手史料、研究内容充满人物主观感受并且考证可行性极低的社会文化史学家就好似业余的历史爱好者。

另外，兰克史学还直接推动了“历史的历史”这门学科的诞生。它也被称为“史学史”，因为要客观还原历史，就必然要知道以往的历史学家论述历史的不客观之处，并因此需要将历史的研究领域推广到历史研究本身。

兰克本人并不排斥社会文化史，相反他还曾参与过有关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自然科学史方面的讨论，社会文化史被边缘化对他而言是一个意料之外的不愉快的结果。但他的学生远比导师心胸狭隘，兰克将史学研究变成了一个是专业人士才能从事的职业，而他的学生作为第一代既得利益团体，极力将非政治史研究排斥在外，由此催生了政治史和非政治史研究的对立。

事后证明，所谓“非政治史”的研究人员更有前途。因为他们受到的束缚更少，眼界更为开阔，所以他们能够成为下个阶段推动史学研究发展的主力。左右逢源的他们不仅能够利用“政治史”的研究成果，而且还能利用其他领域的最新资料。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被分类到所谓“非政治史”这一边的学者中，值得一提的有布克哈特（强调国家、宗教和文化的交相影响）、米什莱（自下而上的底层人民的历史）、古朗热（宗教、家庭和伦理的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史观）、斯莫勒（社会经济史学派领袖）、奥古斯特·孔德（实证研究的社会学鼻祖）、兰普里希特（历史是研究社会心理的、人民的历史）、亨利·皮朗（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顶尖经济史学家）、詹姆斯·罗宾逊（美国“新史学”运动代表、史学史领袖、中世纪经济史专家）。

在二十世纪初的法国，史学的本质和其所肩负的使命也成了热烈争论的话题。经济学家弗朗索认为历史研究需要破除的三大偶像分别是“对政治和战争的过度关注”、“对历史大人物的过度迷恋”和“对用编年史体裁叙述历史的奇怪习惯”。法国一流学者亨利·贝尔创办《历史综合评论》期刊，鼓励各领域专家进行合作研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就是该期刊的积极撰稿人。他们和贝尔所保持的长时间的合作关系，为法国史学革命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吕西安·费弗尔是顶级学霸。他于1897年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一所位于巴黎、由拿破仑和拉普拉斯（你会在大多数理工科课本里看到他的名字）亲手重建、一年只招收四十多名学生的欧洲一流高校。

巴黎高师采用讨论课（seminar）而不是讲座的方式进行授课，而讨论课由不同领域的顶尖学者开设。这种授课方式被费弗尔和他的徒子徒孙一直坚持，甚至在六十年代传到了新中国，帮助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本土的世界史专业研究生。

在这批“顶尖学者”中，有四位老师让费弗尔受益颇多。第一位是地理学家拉布拉什，他致力于地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三个领域的合作，并在1891年创办《地理学年鉴》杂志鼓吹这一方法；第二位是哲学和人类学家布留尔，他的《原始心态》被商务印书馆选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三位是艺术史学家埃米尔·梅尔，他是最早注意图像史的学者，出版过讨论13世纪宗教艺术的名著；最后一位是语言学家安托万·梅利特，他是社会学奠基人涂尔干的学生，对社会层面的语言学研究颇感兴趣。

此外，费弗尔认为他还受益于老一辈的史学家。他把布克哈特和艺术史学家路易斯·库拉视为精神导师；他十分敬仰米什莱的著作，布洛赫曾批判他的某篇作品过于接近米什莱的风格；1910年，在他准备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发现了亨利·皮朗的作品，后者成为了他最仰慕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著作还受到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领袖让·饶勒斯的影响，饶勒斯在政治活动之余撰写了《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史》（1901-1903），费弗尔认为这本书“包含丰富的经济与社会制度信息”，费弗尔的博士论文也着眼于尼德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

费弗尔本人对历史和地理的联合研究兴趣十足。他的著作十分注重对研究区域的地理环境的介绍，这种习惯被他的学生传承下来，大师兄布罗代尔的名著《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就是如此。在地理决定论和人类自由的争论中，他热切地支持后者，强调不同人面临既定环境的挑战时会做出不同的决定：“必然性并不存在，可能性俯拾皆是。一个社会也许把河流当做障碍，而另一个社会可能把它当做航道。决定社会选择的不是自然环境，而是人类、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自然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