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科技战略取向的科技史大尺度研究和精细个案研究,可以把握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及其交互影响的历史趋势,并提供卓有成效的发展思路和建议。为此,三思派设立“科技史与科技战略”专栏,并邀请中科院大学汪前进教授担任栏目主持人。
汪前进团队于2007年发表了《科技史视角的科技战略研究》一文,对“科技史与科技战略”研究方向的思路、选题和成果进行了介绍。虽然这篇文章发表于14年前,但其从科学史视角对科技战略研究进行了早期探索,对于当下乃至未来的“科技史与科技战略”研究仍有借鉴价值。
汪前进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三思派“科技史与科技战略”专栏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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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基本思路
以科学技术史研究理论、方法和成果为基础,以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现实需求为导向,从科学、技术与社会协调发展和科技发展服务于国家竞争力两个层面凝练研究问题。
通过系列科技战略取向的科技史大尺度研究和精细个案研究,来把握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及其交互影响的历史趋势。
借鉴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教训,分析研究影响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各种因素,为中国的科技发展的方向、路径和科技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提出相应的战略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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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选题
关于未来中国科技发展战略需要多层次和多方位的研究。用科技史研究的视野,通过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纵向把握和对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横向比较,可以为中国科技发展的方向、路径的战略选择提供参照,为相关的战略研究提供基础。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发达国家为保持其原有的优势,在政治、经济以及科技发展上试图制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原先的思考框架和立足点,包括对科技“自身”发展的若干基本观念,从更宽广的视野去重新审视。为此,我们选择了包括“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与特征及其演变趋势”“各国科技体制的演变及其动因”“知识产权制度的演化与后发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势”等一系列专题,作为中国科技战略研究的焦点问题,试图通过追踪演化脉络,来揭示发展趋势。
1、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特征及其演变趋势研究
通过对近代“科学中心”转移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关联,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的中长期规律,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之间的交互作用,科学革命与新技术革命的关系,国际竞争与科学技术的国家化趋向,全球化下“知识产权”保护对科技发展的影响等方面选题的研究,认识与把握科学技术发展特征演化趋势,为制定中国科技发展战略提供依据。
2、各国科技体制的演变及其动因研究
考察英、美、德、法、日等主要发达国家,以及前苏联、印度、东亚、拉美国家等科技体制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总体上看,对科技体制演变起主要作用的因素可能随着科技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而变化,早期可能表现为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需求起主导作用,在各学科的建制化基本完成后,则可能主要由经济或其他社会需求引导。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科技体制的仿效与变革。欧美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下科技运行与其体制的关系,与前苏联、中国78年前的相应关系的比较研究:科技体制的目标、效率和变革。不同阶段上,科技体制作为经济体制的派生物的独立程度,对一国科技发展(方向)的制约作用,经济发展对科技体制的牵引作用,科技管理的制度移植与制度创新的相对独立的空间。
3、知识产权制度的演化与后发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势研究
考察知识产权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特别注重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在科学技术不同发展时期的正负两方面的作用,以及在不同时期知识产权制度演变的主导因素,研究在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构架中知识产权制度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深刻影响,对后发国家改变其落后困境的挑战。
4、各国国家科技竞争力培育途径考察研究
各国的发展竞争在相当的程度上取决于其科技竞争力的强弱,近百年来有若干国家成功地培育出自己的科技竞争力,使其经济和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比如德国、日本、韩国、一些北欧国家,以及印度等,从历史的视角,从纵横两方面研究其成功与不足的内外因素。
5、国家目标与科技规划与计划制定思路的变革研究
规划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色,但科技规划和计划现已成为各国的普遍实践。科技规划和计划是中国科技体制的组成部分,50年来有成功有不足。如何适应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发展需求,成为有效配置资源、实现国家目标的保障,承担起创新、跨越发展的历史重任,应有深入的研究。
6、国家创新体系构成与发展的历史路径研究
各国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构成与发展有其历史路径,体系的构架未必全同,对所谓“国家创新体系”原型的趋同发展思路,会误导后发国家的科技发展路径。研究国家创新体系构成与发展的路径依赖,有利于揭示其实质,按各国的历史与发展特色建构、完善其创新体系。
7、信息技术与科技竞争力研究
以中国科研组织和知识密集型企业的发展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并借鉴和比较国外有关研究成果,结合理论探索、历史分析和案例研究,探讨信息技术战略、信息技术与科技竞争力的关系,科研组织信息化和学术信息化对提高竞争力的作用,以及信息技术战略与研究型组织战略的关系。
8、重要前沿学科的发展脉络研究
结合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选择有发展潜力的学科,研究其发展脉络,以启示中国发展该学科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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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取得的部分成果
经过近8年围绕科技战略方向选题的研究,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编辑出版了两个研究专辑:“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3卷增刊,2004年;收论文7篇);“科技体制创新与科技发展规律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第26卷增刊,2005年;收论文7篇)。这些成果包括《中国计算机产业发展之研究》、《中国科技规划、计划与政策研究》等3部专著和发表的近60篇研究论文,这里选择部分作一简介。
1、对中国科技政策史研究的思考
对中国科技政策史研究提出了几点思考性意见,阐述了对中国科技政策史进行系统研究的现实意义:为“大科学”时代政府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服务、总结成功的启示和失败的教训、为中国第三步发展战略服务以及推动中国的科技史研究为现实和未来服务。在对中国科技政策史研究状况概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科技政策史研究应关注的几个基本方面:科技政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重大科技规划及科技计划研究、科技优先发展领域的选择及实效研究、科技人才体系及相关政策研究、科技奖励政策及制度研究、变革中的科技政策国际比较研究、中国科技及其相关政策年表和大事记及资料汇集。最后还列出了当前中国科技政策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些问题。
2、中国科学院在国家科学技术规划制定中的作用与地位
中国科学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因而她在国家科技规划制定中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
3、中国科学院西部研究所发展过程中出现重要问题
一是科学院共性问题,包括考核与评价体系;人才与人事制度;大科学工程;仪器设备、野外台站、公共平台、实验室等建设;院内交叉、联合、互补与统筹协调不够;科学院药物学研究及开展汉藏传统药物问题;科研布局;信息中心。
二是西部共性问题,包括“西部之光”计划;新疆地区的国际合作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需求;基础研究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他问题(信息不畅,没有很好抓住机遇,如平台建设;争取项目(资源)成本过高;观念比较陈旧。
三是专门问题,包括兰州近物所,处境极为艰难,院里应帮助渡过难关;成都生物所依靠地奥集团,存在潜在危机;水保所因体制带来的严重问题;西安地化所、授时中心园区问题,严重制约研究所发展。
4、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动力学分析
现代文明导源于多种优秀的前现代文化之间长期的碰撞与互渗。现代科学与种种现代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共生于文化碰撞之中。单一的、封闭的文化或许可以长期延续,但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而文化碰撞有可能导致一些文化的灭绝,也可以导致新型文化的产生。
现代科学与现代文化之关系是局部与整体之关系,而非两种分立事物之关系。现代科学与现代文化是作为一个整体从种种前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碰撞与互渗历程中浮现出来的。尽管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都蕴含某种古代形式的科学或者说自然哲学,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任何一种古代形式的文化或者说前现代的文化可以单独孕育出现代形式的科学——建基于经验研究、高度数学化了且拥有一体化知识结构的科学。
现代科学虽然是在近代地中海沿岸文化地域首先发展起来的,但它的产生与发展均不能被简单地认定为局域性的文化现象,或者说,纯粹的欧洲现象。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其重要前提之一是发展科学并充分利用科学。它们通过发展科学以及建基于科学的技术,实现了工业革命,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近代民族国家的经济、军事、政治乃至于文化结构。这些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因拥有现代科学而拥有了有史以来最强的文化创造力,同时,也被赋予了最强的文化扩张力。
现代科学与现代文化之间存在着共生、共变关系。现代科学是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作为整体的现代文化的结构性要素。科学的建制化进程(科学发展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术事业的过程)本身即是科学的社会化乃至于国家化进程。发展科学不但是富国强兵之要务,也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与共同进步之基础。
5、提升科技竞争力的制度创新——国家科学技术与知识产权系统初探
科学技术可划分为共享型科技和产权型科技两大类,提升科技竞争力的关键是发展产权型科技。创建国家科学技术—知识产权系统(NSTIPS)是提升科技竞争力的制度创新,其目的就是将发展科学技术与增强国家竞争力紧密地结合在一个系统之中,合理发展共享型科技与产权型科技,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科学技术与知识产权是第一竞争力”的转变。还讨论了社会科学、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信息技术和激励均衡原则在该系统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确立基于消费水平可比的知识产权保护最高限价原则的迫切性。
6、中国学者科学创新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
利用SCI指标体系获得的重要科学指标,对近10年来中国大陆论文的发表数量、论文的引用情况、高影响力论文、世界重要学术研究机构的产出能力和影响力、学术刊物的影响因子等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从而对中国基础研究的总体水平给以了客观描述;通过约40个重点在创造性方面的案例,对中国学者在一些重要研究领域所作的工作,及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评论进行了分析;利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和数学模型,研究跨国家、地区的高影响力论文的频度分布:合作对象、合作频度等,高产出国家、地区、中产出国家、地区、低高产出国家、地区之间合作关系特征与结构、马太效应与波敦克效应等,不同地理位置国家与地区的国际合作特征与结构以及我国学者的状态等;通过案例分析,讨论了当前我国科学道德问题的严重性,我国科学道德建设的艰巨性和我国科学道德问题的诱因,以及我国科学道德建设的滞后与缺失对于科研创造力影响等。
7、《中国科技政策资料选辑》
该资料选辑反映了1949-1995年间,中国共产党及中央政府为实现各种目标所制定的利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的路线、方针、战略、规划、计划,以及具体的政策、法令和法规等等方面的科技政策资料,包括:五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方针、战略及具体政策,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科技体制的建立与改革,与科技界相关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影响科技政策制定、演变的其他因素等方面。为了弥补资料来源和篇幅限制带来的不足,本书还附录了“中国科技政策大事记(1949-1998)”,希望通过所辑资料和“大事记”的详略互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相关的线索。
8、《中国科技规划、计划与政策研究》(论文集)
研究50年来中国科技规划与政策的成果汇集。包括对1956年制定“十二年规划”、1963年制定“十年规划”和1978年制定“八年规划”过程的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建国初期的科技发展指导思想,“文革”后科技政策方针的恢复、整顿和革新过程的讨论;对1982年由“八年规划”108个项目调整为“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开始设立的一系列科技计划的目的及背景的分析。这些专题研究从纵的方向大致勾画出中国科技政策演变的历史脉络,并注重对规划、计划和政策制定时的历史背景、指导思想、资源限制,以及政策的调适等方面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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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战略方向研究生的培养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技战略方向自199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01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已经开出的课程有:
《科学技术政策学导论》
第一编 政策学的一般理论
政策和政策学(政策的基本概念、政策与社会、政策科学的发展);政策制定的模式(科学决策模式、渐进决策模式、综合决策模式);政策的规划(政策规划的步骤、政策规划的形式、政策规划者、政策规划的方法);政策的执行(政策执行的特点、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政策执行计划、政策实验和政策宣传);政策的评估(政策评估的意义、政策评估的标准、政策评估的类型、政策评估中的问题);政策的变化(政策变化的类型、政策的稳定性与多变性、政策的变化与政策的法律化);政策的控制(政策控制的含义、政策的社会控制、政策实际控制的形式、政策界限的控制)。
第二编 科学技术政策学
基本理论与方法;历史演变;科学政策学;技术政策学;产业技术政策学。
第三编 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科学技术政策
美国科学技术政策;英国科学技术政策;德国科学技术政策;法国科学技术政策;欧盟科学技术政策;俄罗斯(苏联)科学技术政策;日本科学技术政策;韩国科学技术政策;印度科学技术政策;台湾科学技术政策。
第四编 中国科学技术政策
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的发展阶段(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的萌芽、民国时期的科学技术政策、延安时期的科学技术政策、建国后十七年的科学技术政策、文革十年的科学技术政策、改革开放以来的科学技术政策);中国科学技术政策总的评价;二十一世纪的科学技术政策的走向;国外对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的研究;中国科学技术政策需要研究的问题;中国科学院的科学技术政策。
《科技政策研究导论》
本课程为科学技术史学科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等方向硕士研究生的专业课,也可作为科学技术与社会学科其他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的选修课。有关科技政策的内容范围很广,本课程主要从科技政策研究的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现状、研究资源、热点问题等方面入手,关注科技政策选择和调整、演变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国际环境、社会背景、发展路径的关联,希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对科技政策研究的状况和时代特点有一大概的了解,为此后的学习与研究工作打好基础。
《科技政策史纲要》
本课程为科学技术史学科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等方向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基础课,也可作为科学技术与社会专业其它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的选修课。本课程包括中国科技政策史和国外科技政策史两部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希望学生能掌握中外科技政策发展的主要脉络,了解科技政策在当代各国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汪前进,博士,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地图学史、中国科技通史和科技宏观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研究;胡维佳,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办公室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当代科技史和科技战略研究。文章刊发于《中国科技史杂志》第28卷第4期。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编辑邮箱:sciencepie@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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