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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洋学这个领域，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就是一对冤家对头，撕逼了很多年，恩怨难解。

补充一篇背景材料：

“东京文献学派”与“东京学派”的异同及黄现璠与前者的关系

笔者寡见所及，当今问世的有关“东洋史学”和“中国学”的中外论著，凡言及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史学时，绝大多数学者将两人归为东洋史学的“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此类例证多如牛毛，不胜枚举。笔者以为这是人云亦云的典型表现，难免随大流之嫌。一些学者似乎连古今中外层出不穷的“学派”概念、特征缺乏基本认识就大言不惭地高谈阔论“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自然难免“乡曲之士”之嫌。

笔者前言“纵观古今中外层出叠见的学术各领域学派，大多为同时代学人或后辈学人对同时代和前代在学术上具有“师承性”、“问题性”、“地域性”等共性特征的一群学者的学术进行分析研究的概括性总结”。这种“概括性总结”必然难免作者带有的一定“主观性”，但它是基于具体客观事实的“主观能动性”的概括总结，而非是基于盲目的似是而非假象的“主观随意性”的概括总结。

事实上，我们只要对“东京文献学派”与“东京学派”的异同进行具体分析和横向比较研究，便可看到两者的差异。笔者于下分为几点尝试通过比较研究概略探讨一下两者的异同，以博同道雅正。

1.区别

A.名称

东京的“文献学派”的称谓最早出自何人之著和何人之口，笔者暂无从考证。笔者最早看到的东京的“文献学派”称谓，出自黄现璠留日归国后于1942年11月完成的《日本汉化史稿》（后改名《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史稿》，未刊），作者在言及日本现代“尧舜禹论争”时将白鸟的学生津田、桥本、池内统归为东京的“文献学派”，将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归为京都的“实证学派”。作者对此着重谈的是中国古史的尧舜禹问题，并未深入探讨“尧舜禹论争”和两学派。

笔者留日时从一些旧文史书中曾看到过“文献学派的白鸟库吉”与“实证学派的内藤湖南”的称谓，留下了印象。由于当时笔者所学专业非东洋史学，故无心对记载这种称谓的论著加以笔录。近年来出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通过对大量有关论著的阅读，始发现这些称谓的混乱。

笔者据黄氏之作所言推测，东京的“文献学派”与京都的“实证学派”称谓有可能始于1910年白鸟与内藤展开的“邪马台国论战”之后。或许是当时白鸟的“文献主义”与内藤的“清代考据实证法”表现出两者泾渭分明的特征，时人未加具体分析便如此区别称之。还有学者认为白鸟史学完全以“文献”为基，而内藤史学不仅仅以中国古典和历史文献为主，他还用了一些中国甲骨金文等考古史料，故白鸟是当时“文献学派”的代表，内藤则是“实证学派”的代表，加之各处东、西，故称之为东京的“文献学派”与京都的“实证学派”。

笔者通过研究后认为：白鸟史学与内藤史学存在显著差异（除以上略述外，尚有“亲西观”与“亲中观”、“功利”与“朴学”等方面的区别），再基于上述称谓区别的事实，故笔者将以白鸟为代表的学者群体称为“东京文献学派”，以内藤为代表的学者群体称为“京都实证学派”，以与后起的东洋史学或中国学的“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加以区别。〔152〕

1948年，“东京文献学派”成员前田直典发表了《在东亚的古代终结》一文，提出两个重要观点，一为“东亚一体论”，他认为东亚历史是一体的，中国作为东亚中心而又与东亚各国相互关联从而形成了独自的东亚世界；二为东亚古代社会的唐末终结论，即他将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束定在唐末。〔158〕后一点无疑源于他的老师加藤繁的唐宋社会经济变革史观。

前田论文的初衷是批判以原唯物论研究会（简称唯研）东洋史部会成员秋泽修二于《支那社会构成》（1939年）和《东洋哲学史》（1948年）等书中提出的所谓中国社会停滞论，但矛头主要指向“京都学派”的中国史时代区分说。“历史学研究会所要批判的正是湖南的这一时代区分论。不过那时湖南早已去世,他的理论在其学生那里得到了继承,因此批判的矛头就指向了这些学生。

前田直典的《在东亚的古代终结》（1948）是这类批判的先锋。前田把内藤湖南的学生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称为京都学派，对他们的六朝隋唐中世论进行了如下批判。”〔159〕可见前田直典对内藤湖南史学与他的学生宫崎市定和宇都宫清吉史学之间的学术差异认识还是有所区别的，故以“京都学派”称之，以与过去以内藤为代表的京都“实证学派”加以区别。笔者正是受到前田称谓说的启发而幡然醒悟：“东京文献学派”与“东京学派”以及“京都实证学派”与“京都学派”的划分界限。

“战后，继承前田氏的学说是以西嶋先生为首的东京学派。围绕着中国史分期，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之间展开的壮观论战名响于世。西嶋先生继而成为论战中心，从而主导着战后日本的东洋史学界。”〔160〕表明东京学派是相对于京都学派而言的，它属论战中相对于京都学派而来的称谓。这种与东京的“文献学派”称谓的差异，同时在东京学派与“东京文献学派”于诞生的历史背景、主要活动地以及理论指导等方面有所反映。

B.背景

1931年2月，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出身的年轻学者结成研究亲睦学术団体——庚午会。在此基础上于翌年12月扩大发展成了历史学研究会（简称历研），这是一个为了摆脱“讲坛史学”的束缚而由少壮历史学者组织的学术研究団体，以促进“历史的大众化”发展以及促进将社会经济史方法作为基础的“历史科学化研究”的发展为其宗旨。1933年11月创立月刊杂志《历史学研究》。这一月刊于二战中的1944年一度停办，战后的1946年随着历研活动的再开而于1947年复刊。

复刊不久，马克思主义学者乘虚而入，凭借着正统的学术背景很快就主掌了“历研”和《历史学研究》，这从1949年召开的历研年度大会上的报告主题为《论原始、古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报告者松本新八郎）、《论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报告者高桥幸八郎）、《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危机》（报告者盐田庄兵卫）可见一斑。大会报告汇总后以《世界史的基本法则》刊行问世，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历研”和《历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几乎与此同时，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历研”组织上也做了相应调整，将原来的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的地域别“三部会制”撤废，改组为“原始古代史部会”、“封建史部会”、“现代史部会”，完全是沿着马克思主义“世界史的普遍法则”所主张的原始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时代区分论或“五种形态论”思路所作的组织变更。长期以“历研”和《历史学研究》作为学术主要活动地的“东京学派”，便是在日本战后历研的“黄金时代”（1949～1950）〔161〕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与战前“东京文献学派”的形成背景显然有别。

C.主要活动地

日本学者福本胜清指出：“如同前述，以中国为对象的马克思史学，可说在战后正式走上轨道。其主力无疑是以历史学研究会为中心的少壮学术研究者们。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或1950年前后，在以《历史学研究》为笔头的学术杂志和历研大会上，东洋史的代表人物为前田直典、西嶋定生、堀敏一、野原四郎等东大东洋史学科的出身者。从当时东洋史全体看，这几位属少数派。东洋史界在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论争上，即便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展开的论争，已非马克思史学的内部论争，而是包含传统史学诸家参与的论争。这点与大多数将社会形态始终作为马克思史学内部论争的日本史界截然不同。”〔162〕

这不仅反映出“东京学派”的学术活动地主要以置于东大内的历史学研究会、《历史学研究》杂志和东洋史学科（前田直典、西嶋定生长期执教于东大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为基，而且表明日本战后马克思主义东洋史学的诞生始于“东京学派”。“东京学派”在战后20多年几乎成了捍卫马克思主义东洋史学的坚固堡垒。由于“东京学派”成员皆为东大东洋史学科出身的学者，学术活动地又主要在东大，因此“东京学派”又被称为“东大学派”。相对而言，“京都学派”又被称为“京大学派”。可见“东京学派”带有的学院性学派特征，这点与“东京文献学派”并不完全相同。

D.理论

纵观古今中外学派，无一不有一定的理论作为学派的理论支撑或指导思想，无论这种理论是学派独创还是“拿来”或借用，例如西方现代的一些经济学派，并没有独创的经济理论，而是以凯恩斯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东京文献学派”和“东京学派”同样不会例外，前者以德国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或兰克史学为理论指导思想，后者以马克思史学为理论指导思想，这似乎已成不刊之论。这是“东京文献学派”与“东京学派”最大的差异，也是“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形成初期的最大差异。由此反映出“东京文献学派”与“东京学派”是两个不同又相互有联系的学派，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在这点上类似于“东京文献学派”与“津田学派”的异同。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理论成为了战后“历研”的指导思想，因而这一理论认识社会形态的时代划分史观同样成了“历研”的理论标准。这就可以理解“东京学派”初露头角时为何首先是向原唯物论研究会东洋史部会成员秋泽修二的“中国社会停滞论”发起攻击而矛头主要指向内藤湖南的“中国史时代区分论”的原因了。而西嶋定生对秋泽修二、森谷克己等以往“唯研”成员向来不以为然，将他们视为史学门外汉，原因是这些人非历史学专门家。

西嶋定生于思想上坚决树立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证上坚定以加藤繁的经济史论证方法为典范；学术上坚持批判内藤湖南及其忠实门徒的时代区分史观。〔163〕作为“东京学派”长时期内中心人物的西嶋定生，最先意识到战后东洋史学变革的主要任务，这就是“首先在东洋史学领域中针对传统史学而确立马克思史学的思维潮流，进而在马克思史学领域中，让东洋史学得到日本西洋史和日本史研究者的认知……”。〔164〕

这两项任务后来通过“西嶋旧说”（中国古代史的家父长制家内奴隶说）和“西嶋新说”（个别人身支配体制说）的体系化理论的推出而造成的一系列纵横论战以及在东京学派成员西嶋定生、堀敏一、周藤吉之、野原四郎等人就中国史时代分期而与京都学派成员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岛田虔次、川胜义雄、谷川道雄等人的论战中得以基本完成。表明“东京学派”对战后东洋史学的变革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后来谷川道雄、川胜义雄在京大领导成立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由此反映出脱离马克思史学的趋势。他们告别马克思史学的意愿，表现在将西嶋定生一群学者称为‘历研派’……”。〔165〕

因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谷川道雄的论著中，似乎只有“历研派”的称谓，而无“东京学派”的写法。他认为：“历研派以生产形态作为历史发展的指标而提出了新的时代区分论。对此,京都学派通过对各个时代的生产结构的分析发表了一系列的反驳文章,其中以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为主……历研派马上展开了反论,论争于是愈演愈烈。”〔166〕这或许是一些学者将“东京学派”与“历研派”视为同一的缘由。

2.相同点

A.笔者于前述从广义上定义的“东京文献学派”，着重强调的是这一学派的“师承性”特征。这就是笔者将具有师承性特征的“东京学派”代表人物前田直典、西嶋定生、堀敏一、野原四郎、周藤吉之等人列为“东京文献学派”成员的原因之一。从白鸟库吉→加藤繁→前田直典→西嶋定生这一路的师授相传，显然继承着东大东洋史学科的传统，这就是“第一为对方法和理论的强烈关心……第二为正确严密阅读史料的实证研究态度……第三为对于研究对象绝不设置限定或禁忌。”〔167〕

正如后来创立“津田学派”的津田左右吉、创立“食研派”的和田清、创立“八桂学派”的黄现璠和“明研派”主持人山根幸夫等人不能因自创学派而排除在“东京文献学派”之外一样，作为“东京学派”的开拓者前田直典、西嶋定生等人同样不能排除在“东京文献学派”之外。

B.从研究对象上看，“东京文献学派”和“东京学派”皆以“东洋史”（以中国史为主）或“中国史”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两派的相同之处。

“东京文献学派”后三代成员同样具有以上两个特点，这也是笔者从广义上将他们列为“东京文献学派”成员的依据和理由。

（后略）

补一批照片，让大家有点感性认识：

唐长孺教授访问日本京都大学

按照“知乎著名宗教家，X洪志的精神继承人”泪痕春雨的观点看来，这些人也都统统是"线装书学派"了，对吧？

毕竟我们的泪痕大师是要自己开门立派的。

泪痕大师已经开始自比马克思、布罗代尔等著名前辈学者了，惹不起，惹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