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容(1885—1905年),二十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四川巴县人。他年轻的一生,正值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腐败的清朝政府卖国投降,镇压人民,国家危亡,民不聊生的年代。为了振兴中华,邹容不屈不挠地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投身拒俄运动,正是他反帝爱国行动的突出表现。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沙皇俄国已发展成为一个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一直垂涎我国东北地区的领土,随时企图霸占这些地方。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沙俄加紧侵略我国,它通过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密约》,兴建东清铁路和强行租借旅顺、大连等一系列侵略步骤,把魔爪伸进了我国整个东北和蒙古,取得了通向太平洋的不冻军港,并向关内扩张势力。
沙俄占领东北后,强令清朝政府派出代表杨儒到莫斯科谈判签订条约。沙俄政府提出的条约草案规定:俄军保护铁路仍不撤走,中国在东北不得驻兵,以后要派军队,须先同俄国商定数目;连接各处如满蒙及新疆之塔族巴哈台、伊黎、喀什噶尔、和田、于田等处的矿山、铁路及其他利益,非经俄国允许,不得让与他国,而且非经俄国允许,中国也不得自行筑路。……总之,妄图永远霸占东北,并妄想继续攫取蒙疆等地。
邹容革命军(邹容的故事)
沙俄提出的这一条约草案传出来后,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很快掀起了拒俄运动。1901年3月15日,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大会致电清朝政府“力拒俄约,以保危局”,并电总理事务大臣李鸿章说:“俄约若成,中国即亡,士民公愤”,要他“据理严拒”,不能签字。
1901年9月,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各国侵略军队陆续退出了华北,但沙俄的侵略军不但赖着不走,反而拟定在东北成立“黄俄罗斯”的计划,妄图把我国美丽富饶的土地变为沙俄的一个州。这就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反抗。东北人民奋起组织“义勇军”、“忠义军”等抗俄武装二十多万人,提出“御俄寇,复国土”的口号,英勇斗争,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迫使沙俄于1902年4月8日签订了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规定在签字后十八个月内,俄军分三期撤退完毕。
但是,到1903年4月8日,条约规定的第二批撤军到期,沙俄不仅不撤一兵,反而向安东增兵八百多人,还重新占领营口。4月18日,沙俄政府更向清政府提出吞并我国东北的七项无理要求,其中主要的有:“俄国得以其国?之兵,保护东清铁路;东三省置于俄国监督之下,不允许他国干预,设商务衙门于奉天,派其国兵保护之;东三省训练军队须归俄国将校训练。”
沙俄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上述条约的消息一经传出,举国震愤。一时间,反抗沙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拒俄运动,在上海蔓延至全国,并迅猛展开。
这期间,即1903年4月,邹容在日本参加惩治清政府派到留日学生中的反动学监姚文甫的斗争,被清朝驻日使馆和日方追捕,被迫回到上海。邹容怀着激愤的心情,刚回到离别一年多的上海,就看到拒俄运动正在高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章太炎等已组织起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革命风潮激荡着大地,激荡着邹容赤诚的反帝爱国的心,于是,他不顾可能被清政府追捕的危险,又积极投身于拒俄运动。
4月27日,上海爱国学社会及各界爱国人士千余人,在张园继续召开拒俄大会。几十个人登台演说,愤怒声讨沙俄侵略我国的罪行,呼吁人们认清“俄约若成则一国将亡”的严重局势,号召全国“一致起而抵御强俄”,挽救民族危亡。
初回上海的邹容,以战斗的姿态参加这次大会。他走上讲台发表了激昂的演讲。他说:沙俄占我东北,毁我社稷,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至矣,我父母伯叔,兄弟姊妹,将从此做人奴隶。热心的爱国男儿,对此将怎能忍受!男儿汉,宁为亡国鬼,不为亡国人!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怎能让沙俄侵吞!愿相从中华豪杰,驱尽俄夷,还我河山!
邹容滔滔的演说,反帝爱国的激情,给到会者以强烈的鼓舞和感染。到会群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捐款,捐钻石、戒指等,以支援东北的受难同胞,支持拒俄运动。
大会致电清政府外务部表示:如果接受沙俄的条约要求,“内失国权,外召大衅,我国人民万难承认。”同时,通电各国外交当局:“即使政府承允,我国国民万不承认。”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国民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正立场。
4月28日,东京各报登载了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的七项无理要求的内容和上海拒俄大?会?的消息,立即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震愤。4月29日下午,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五百多人在锦辉馆集会,愤怒声讨沙俄侵略中国。大会决定致电清延南、北洋大臣,请他们主战,并决定组织“抗俄义勇队”,开赴抗俄前线。
4月30日,上海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收到东京留学生来电:“俄?灾?日急,已电北洋主战。留学生编义勇队赴敌,请协力。”
邹容得知这一消息,心情万分急切,随即与东京义勇队去电,要求同赴前线拒俄。
这时,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也连日在张园开拒俄大会,讨论成立“抗俄义勇队”。邹容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报名参加义勇队的,广东、江苏最多,四川的报名簿上只有两个人,其中就有邹容亲笔写的“巴县邹容”的大名,另一个签名的是“荣昌谢健”。
正当蓬勃的拒俄运动在上海和东京兴起的时候,卖国投降的清政府吓得慌了手脚,密谕各地:“义勇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反动腐败的清政府,就这样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打下去了。
1903年5月,在拒俄运动的高潮中,邹容的《革命军》在上海出版了。它吹响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军号角,激励着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争取中国独立,摆脱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而英勇地斗争。遗憾的是,不久后,邹容就因为犀利地抨击保皇派,以及排满、仇满等主张招致祸端,7月1日,他因《苏报》馆帐房程吉甫和章太炎以及陈范的儿子陈仲彝、办事员钱宝仁等人被捕,竟自投捕房,以与章太炎共患难。后来,年仅20岁的邹容被折磨致死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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