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拙著《大津巴布韦学术史论》（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5月版）结语部分，发布于此时有删改。

非洲史研究有一些重大或者重要的问题，不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就无法对非洲史有真正确切的认识。

有一些问题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得到殖民者的关注研究，但这一时期开始的很多研究并不正式，有的还呈现出明显的不科学性；还有一些问题则要等到殖民统治确立后才得到真正严肃的重视，相关研究虽然有科学的出发点，但受限于物质条件和技术，一些问题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回答。

而所谓“现代”的非洲史研究的开始，则要等到“二战”结束之后。也就是从“二战”后开始，研究者才真正地意识到非洲史研究的困难之处或者说特殊性，然后开始尝试用多学科的方法来对非洲史展开探索——即便是这一“现代”的“多学科”的探索过程，也经历了不断的证实证伪，直到进入21世纪才进入新的更具可期性的时代。

进入21世纪后，多个非洲史的重大问题或重新得到关注，或在新物质条件支撑下开展了更加有力的继续研究和再研究。

然而，无论是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算还是从“二战”结束后开始算，非洲史研究走过的岁月都还称不上长，或者可以说极短。

对于非洲如此大的一片地域来说，一两百年的研究能给出的成果，又能有多少呢？又能有多少是不容质疑不可推翻的呢？

显然，非洲史研究实际上仍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并且很有可能将长期处在一个初级阶段。

在非洲史研究的初级阶段，首先要拒绝接受任何权威的所谓不容质疑，不管这种权威是来自欧美还是来自非洲抑或来自中国。这种不接受不是基于哪一种主义，而是基于研究仍在进行中或者仍应该继续进行，基于证据的不足或者仍应该继续寻找证据，基于新技术可能解决老问题或者新数据可能推翻旧理论。

在非洲史研究的初级阶段，要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既有的一切成果，不管这种成果是来自欧美还是来自非洲抑或来自中国。这种批判可以指向欧美学者，但不是为了“反西方”，正如认可欧美学者不应该被看作是崇拜西方一样；这种批判可以指向非洲学者，但不应夹杂任何种族主义，只是要明确非洲学者现在所具备的研究能力和所能掌握的研究资源确实有诸多的不足，而这是由非洲国家客观的发展水平决定的；这种批判同样可以指向中国学者——实际上，即便是到了21世纪初，在非洲史研究这个领域，中国学者也仍只是一个初入者。

在非洲史研究的初级阶段，应在把握非洲史研究特殊性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各种研究者的介入，吸收各种学科和方法的养料。就此而言，非洲史研究所谓的种种困难，恰恰是能够为各种新的研究提供试验场。经历了并正在经历着种种贬低和质疑的非洲史和非洲史研究，也许正好能够为整个的历史研究开辟新的方向和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