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西科学交流史研究的史料及其阐释——评韩琦《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吴 燕 陈志辉

不同地域之间的知识流动，是人类知识体量得以增长的重要途径。近代中西科学交流正是这种知识流动的重要图景之一。西方科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中国科学在欧洲的传播及其影响，构成了这一知识双向流动图景的两条重要线索。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在获取西文史料方面的困难，中国学者对于这一图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彼时引入中国的译著以及依据中文史料的传教士在华活动研究。9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学者踏出国门，并有机会接触越来越多的西文文献，这一研究得到极大改观。韩琦教授就是较早接触西文文献并将之用于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于1999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即为这一时期的代表论著之一。该书探讨1582 —1793年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在欧洲的传播及其在欧洲近代科学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分析了欧洲人对中国科学的看法及其演变。他在另一条线索上的研究也始于同一时期，2018年出版的专著《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正是这一历时近三十年研究的最终呈现。

《通天之学》出版后即受到了国内外史学界的瞩目，被视为一部明清西学东渐研究的典范之作，并荣获第11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荷兰莱顿大学，2019年7月）国际图书奖（荣誉提名奖）。评委会对它作出了高度评价：“过去二十年中，在明清时期耶稣会士和天文学领域，鲜有学者比韩琦做出更多的贡献。此书体现了作者在这一主题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它是近年出版的关于中国科学史的杰作之一，将加深我们对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和欧洲文化关系的理解。”

韩琦《通天之学》封面

（本文图源均来自该书）

按笔者理解，本书主标题“通天之学”至少有两重含义：其一是耶稣会士引入的欧洲天文学；其二是耶稣会士凭借这种学问影响皇帝、重臣和士人学者，手眼通天，影响深远。副标题为“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显示耶稣会士是全书的主角。

在《通天之学》中，作者沿袭了史料与阐释并重的史学研究风格，在近代中西科学交流的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大背景下，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描绘出清代近两百年间欧洲天文学在华传播历程。这也恰恰构成了《通天之学》最突出的两个特点，即在史料收集与考证方面的扎实工作以及以大观小、因小见大的历史阐释方法。

《通天之学》封面背景图片，利玛窦、汤若望展示中国地图的铜版画（1667），上海图书馆藏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总结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研究边疆史地成果谓：“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互补证。”在涉及外国人的中国史研究上，这种研究方法尤为重要，但对研究者的多语种语文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作者意不避难，明确提出：“以往在研究中往往叹息康熙朝汉文资料的不足，现在不仅有满文资料的补充，而且还有欧洲文献的互证。”

例如我们知道，梅文鼎是清代非常著名的天算学家，后来的考据学大师钱大昕对他就有“国朝算学第一”的极高赞誉。近代以来，李俨、钱宝琮、李迪诸先生前辈或编年谱，或撰评传，表彰梅氏为会通中西算学的学者。不过，作者敏锐地察觉到，梅氏著作对西学所采取的虽是折中态度，言论“温和而不偏激”，但“内行人读之，仍可从字里行间体会到其中的反教倾向；并且在他的著作中，对杨光先颇致敬意，尊其为‘杨监正’”。关于梅文鼎对西教和西学的这种微妙态度，作者在西文文献中找到了另一独立证据得以证实，即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1734年的一封信，其中提到梅文鼎“实在是欧洲人的敌人”。

宋君荣著、苏西业编《中国古籍中的数学、天文、地理、历法与物理评论》（巴黎，1729），上海图书馆藏

除了尽力搜罗不同文献史料相互补证以外，高明的史家还须运用独到的史识，对所获得的资料进行阐释。这种阐释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以广阔的视野，把看似独立无关的具体史事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当中，并洞察它们之间的联系，亦即古人所谓“发微抉隐”。

在《通天之学》一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为此所做出的努力。其中尤其值得注意之处便是，在知识的全球史背景下讨论耶稣会士在中国的科学活动以及科学传播活动。无论是近代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还是中西科学交流，既然事关某种知识的“传播”或“交流”，其本质都是知识在不同地域或不同文化之间的流动，因此相关的研究若只局限于这一流动过程的其中一方，则很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充分揭示这一活动的意义。

例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国王数学家”来华一事是中法科学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如果仅关注他们在来华以后的种种科学活动，虽然可以对相关史实做出描述，但几乎不可能较为全面地揭示此举的意义。而在《通天之学》中，作者写至此节时，在对事件陈述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上都相应地加以延展，从而将对这一事件的描述以及对其意义的阐释置于其所在的历史情境当中。除了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在1678年8月15日发表的告欧洲耶稣会士书之外，书中尤其写到法国科学院天文学家卡西尼（Dominique Cassini，1625—1712）有关赴东方进行天文观测的计划以及卡西尼等人及路易十四大臣柯尔伯（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与洪若（Jean de Fontaney，1643—1710）等耶稣会士之间为此计划而进行的一系列沟通与讨论。由此即揭示了“国王数学家”之来华以及在华所进行的科学测量活动的更大意义，即作为法国科学界全球测量之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个值得注意之处是，在本书中，作者也并未仅局限于在科学意义上的考察，而是引入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尤其强调权力话语在知识流动中的角色，引起了海内外学人的广泛关注和跟进援引。如作者早年就通过分析1689年康熙在南京观星台借老人星问题敲打李光地等大臣一事，使得康熙深谙权术的性格形象跃然纸上；又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日影观测是与康熙权力操控关系更加密切的科学活动。表面看来是日影观测以及以天文历算为中心的对话，背后其实是利用西方科学进行的一场话语权之争，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评论的，“日影观测看似简单的科学活动，但其背景却极为复杂，它与权力运作、满汉和中外关系，甚至与宗教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礼仪之争’纠结在一起，成为康熙朝政的一个缩影。”

康熙像，载李明《中国现状新志》，上海图书馆藏

近年来，以古代数学史研究为代表的学者认识到，科学史研究不能仅仅关注科学理论知识这些“最终成果”，行动者的科学实践活动也相当重要。科学知识的形成和接受，与行动者自身的条件、所处的环境、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由此呈现出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之间科学活动和科学文化的多样性。

400年前西欧新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本身也是新天文学知识在中国实践、接受和再形成的过程。通天知识的传播，不仅仅是《崇祯历书》《历象考成》等科学著作中提到的冷冰冰的“知识”，更为重要的还有耶稣会士与皇帝、官员、学者在各自立场背景下说服对方接受自己观点的科学实践过程，以及这些知识在中国以某种形式得到确立并发挥后续影响的科学实践过程。

《通天之学》所深刻描绘的这个过程中的人和事，无法只靠现代科学知识验证、回推和再现。正如作者所说，只有把那些科学著作与满汉文宫廷资料、文人文集和欧洲的档案相结合，“以（欧洲）史证（中国）史，才能对事件的诸面相有完整的认识，才能生动重现真实的、丰富的历史场景”。因而这本《通天之学》，也为我们这种鲜活生动、如临其境的科学史书写提供了一个上佳的范例。

（吴燕：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

陈志辉：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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