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近代史的教与学”工作坊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3102会议室召开。为期一天的工作坊里一共举办了三场主题报告和一场圆桌对话，包括华东师大历史学系瞿骏、李文杰、周健在内，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四川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上海市北中学、闵行中学、上海闵行教育学院的14位学者和一线教师围绕论坛主题做了精彩的分享和讨论，以下仅就讲座和圆桌对话内容进行概述。

与会者合影

工作坊伊始，瞿骏教授向与会者介绍了举办工作坊的目的。瞿骏表示中国近代史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本科学位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2019年入选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课程项目。在上海市教委、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全力支持下，课程团队（瞿骏、李文杰、周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课程建设有了大幅度推进。目前课程一方面需要在教与学上做一些总结，讨论进一步推进的方向；另一方面也希望为各位耕耘在历史教学一线的大、中学教师构建一个交流平台，分享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上的心得。

第一场分享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文杰主持。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周健首先做题为《基本问题与基础史料：中国近代史课程教学的思考》的报告。周健首先谈到基本问题，他认为应当认真思考什么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问题。通过这些关键问题的理解，有可能把握一个时代的基本面貌，从而与其它的断代史、别国史研究进行交流与激发。他还提到，既有的中国近代史的一般叙述，仍是以事件为中心的。但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尝试将更多的内容揉进去，使得近代史不仅仅是干巴巴的事件与人物。此外，既有的中国近代史叙事，对于事件背后的制度结构与脉络的理解仍比较欠缺。而缺少这一部分，许多史事是讲不通的。比如19世纪30-50年代的货币问题，即银贵钱贱、物价下落、经济萧条与社会失序，是理解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战争的最重要的社会经济背景。所谓“道光萧条”，在经济史领域属于常识，但未必能真正进入一般近代史的叙事。

周健

其次是基础史料。周健指出，做研究的理想状态，自然是如前辈学者所强调的，循着某个时代诸多重要人物的文献，进入时人的世界，形成自己对该段历史的理解与判断。但教学与研究的现状显然并不理想。中国近代史的基础史料可简单分为两部分，一是以事件、人物为中心，一是以典章制度为中心。他指出，适宜作为初学者的入门指南的是20世纪后半期编辑的各种专题史料集。比如影响最大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普遍以事件为线索，编辑了各种类型的史料与各方的记载，且附有权威学者撰写的史料解题，可以此为基础，进入进一步的史料阅读。此外，重要官员、士人的文集、日记，以及高质量的笔记、方志，都可以作为基础史料来阅读。而在制度方面，中国近代史缺乏高水准的正史及其典志，可以通过各朝《清会典》及《事例》，《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以及各系列的《清经世文编》，以获得对于制度的基本理解。

之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张洪彬以《通史教学与专门研究的衔接》为主题发言。张洪彬介绍了自己每学期承担授课的情况，分别是中国现当代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和陈旭麓《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导读等。

在张洪彬看来，专门史研究和通史教学存在差异，前者需要专注持续的投入，依托于充分的知识量，而且思想史的配合很重要，而后者相对更基础，涉及内容的时间是碎片化的，以梳理整体脉络为目标，因此很好地协调两者并不容易。在授课中张洪彬重视以讲述、解释事件代替评论事件，这就需要原始文献的展示——特别以图片为主，既较为清晰，也能避免错误，加强学生对原始文献的熟悉感，这非常重要。此外，重视对代表性学者论著的引介，让学生了解这些学者的研究情况。

张洪彬

尽管如此，张洪彬仍然感受到政治史和思想史之间的分裂，尽管两者有互补，但政治史的研究重点以利益考量为线索，而思想史以理念为线索，因理念而非利益而行动，两者的关系是矛盾的，只考虑一个方面都不全面。举例来讲，在授课讲述巴黎和会这一段时，尽管和会上各方的思考都是出于利益考虑。但是利益终究只是一个方面，影响行为的还有当时的人的视野和观念，因此还应该注重考察巴黎和会前后国人对欧美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理解的变化。张洪彬相信在研究中，关注人的因素也许能打开研究思路，更全面的认识历史人物。

在思考政治史和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思想史的解释意义应当如何发挥作用？思想史在解释历史变迁中有什么样的价值？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需要在继续的研究中去找到。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张晓川以《节奏与脉络：关于中国近代史教学的体会》为题，从教学实际出发做报告。张晓川表示尽管在世界近代史的内容中，中国的发展本应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在实际的世界史讲授中很少涉及中国的内容，因此需要近代史研究的补充。在教学中，对于近代史时间框架的梳理非常关键，在教学方法上“去熟悉化”非常重要，比如近代史开端的时间存在多种说法，在授课中应当要基于不同人的思考情况去分析，打破原有范式去挖掘背后的缘由。在具体研究中一定不能离开当时的制度环境，否则会空而不实，弄清楚了基础问题，才能研究好史事问题。

张晓川还介绍了自己基于对晚清史授课分节的理解，他认为晚清没有脱离传统中央朝政，基本保持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模式，因此他在教学中注重以晚清政权更迭为线索来对近代史进行逐步的探索和介绍。张晓川还分享了自己对于常见课程大纲的看法，他认为常见课程大纲一定程度上时间线不清，模糊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间差，使得学生在认识和比较两个事件的历史意义的时候出现混乱，另一方面常见大纲中把很多事件做合并讨论，比如边疆危机和中法、中日战争，这些内容在课本上被简单地一个个介绍，但是这种划分是不准确的，不利于学生理解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联系，也不利于学生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与这些大事件之间的关联性。最后就是对属地和属国的区分不清晰，在事件描述时模糊了事件性质，而事件属性不清会导致各个事件涉及的问题核心呈现不清楚，这就很容易导致学生对事件的认识不全面、不准确。

张晓川

基于这样的教学大纲进行授课，就有可能造成时间缺失，近代史研究中很多年份完全被遗忘了，学生只了解其中的一些历史事件，但是很多问题的发生是一个延续性很强的问题，没有前者的发生就不能理解后者的发生，探究历史事件的变化递进很重要，只看高峰不看山脉不可。

在经过以上去熟悉化的步骤后，再带领学生对问题再熟悉化，以鸦片战争为例，这种教学方式将使得学生更深度的认识和思考鸦片战争发生的原因，从而更准确的理解为何说鸦片战争是近代史的开端，比如地方武装化的开端，社会贫穷化的开端等等。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蔡炯昊在《事件与日常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张力与思考》的发言中谈到自己对近代史课程的认识，近代史在授课中基本是依靠重大事件展开，过于强调重大事件的后果，容易对时间的认知产生模糊。比如鸦片战争是否是清末发生的，在很多视其为近代史开端的普通人眼里，他们的答案是肯定的，然而辛亥革命爆发距离鸦片战争还有70多年。

蔡炯昊

此外，蔡炯昊认为新技术的影响贯穿于中国近代史发展中，而因技术革新导致的日常变动其实非常值得观察，对于普通人来说，日常的变化才是最直观的，最能让他们产生新的思考。而且日常的变化基于外在因素，发现和研究日常的变化能够更准确地把握这种外在因素的特征，蔡炯昊举了很多材料说明关系日常生活的技术革新是如何影响了当时官员、普通人对待世界的看法和行为方式，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将更好地辅助近代史研究的展开。

四位老师报告结束后，李文杰总结，各位老师都对近代史研究中大事件为核心这一问题的弊端做了深入分析，开始思考在以横向研究的内容展开授课的同时也应当结合历史纵向层面内容。

随后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张晓川的主持下，开始了第二场分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文杰首先以《清史与近代史的贯通问题》为题作发言。李文杰表示在大类培养基础上的授课给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带来了挑战。面向文史哲大一学生的“中国古代文明”课程，与此前历史系较为专精的“中国古代史”不同，须兼顾各系同学的需求和程度。在衔接中国近现代史课程时，我们面临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需要在难度、深度、与过往内容的串联等问题上，有更加贴近实际情况的设计。

李文杰

关于打通清史与近代史这个问题，在研究层面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地强调和实践，但在教学中步伐要慢得多，即仍然坚守着1840年这个凸显了西方挑战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分界点；且与1840年以前历史的教学相比，尤其注重外来因素。这种做法的缺点是注重变化的地方多，对于“原本”的制度和秩序模糊不清。一些中国历史的内在线索，在该时段教学中被人为分割和中断。

有鉴于此，在教学中有几个可操作的改进建议。第一，在总论部分，可以向前追溯，对1800年甚至之前的制度与背景详加讲述和铺陈，消减因过于强调1840年而出现的论述上的偏颇。第二是加重政治外交史一系列大事件之外的议题的讲述，借鉴日本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美国中国学因反思“挑战——回应”学说而挖掘的中国历史的“内在理路”。第三是在教学中，配套使用一些可串联通代主题的史料，例如对《皇朝经世文编》系列善加利用。

孙青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孙青随后进行报告，其发言主题是《近代史教学中的去脉络化与再脉络化》，孙青回顾自己长期以来的教学经历，这些经历促使她从更为整体的角度去把握中国近代史。她认为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应当考虑三个问题：一、如何勾连专史与通史；二、如何处理史叙与史论的关系；三、如何突破20世纪以来，近代史叙史中无处不在的各种二元对立分析范畴，实现近代史史事的去脉络化与再脉络化。孙青认为，20世纪新史学革命的专史倾向、高度面向现实境遇的近代史叙史取向，以及隐然沿用纪事本末体与以事迹中心的人物传记等传统体裁，这些因素都使近代史事的表达不断脉络化了。在细部研究不发达的情况下，构成了我们对于目标时空的“历史常识”。在当今细部研究日益丰富的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已经有条件去考虑，如何去脉络化与实现再脉络化。关于第一点勾连专史与通史，关键之处在于可以通过学术史梳理与回顾，突破20世纪新史学革命以来的板块化的以部分叠加为整体的讨论视角。注重作为方法与研究进路的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制度文化思想等专史研究，关注它们各自贡献的特殊问题意识与可共享讨论，将这些传递给学生。关于第二点如何处理史论与史叙的问题，我们可以仍考虑如何以目录学、制度、人物与事件作为教学的主要桥梁。关于第三点，可以在教学中提醒学生注意近代以来例如文言-白话、市场-国家、社会-国家、今-古、中央-地方、内政-外交、科学-迷信等二元分析范畴如何主导了非此即彼式的叙史思维。

孙青强调以专史研究为线索，注重事件研究的动态性探索，教学中注重引导学生通过回到目标时空的语境，通过阅读一手文献，读懂现有研究，学会实事求是做研究的方法。

侯庆斌

上海大学历史系的侯庆斌的发言主题是《中共早期历史研究的几点思考——以陈独秀在上海的活动为中心(1920-1922)》，他以这门课为切片，谈了自己的教学体会。侯庆斌在教学中注重把历史事件情境化，突出历史语境的复杂性，对历史人物的细节介绍适度挖掘。比如讲建党之前的舆论变化，介绍陈独秀创建《新青年》的过程，如果忽略对当时历史环境的把握，那么对租界环境的判断容易变得片面，实际上租界审查制度在当时并非重点针对中共，还针对反日言论，两者的关联性没有那么强，要引导学生学会辨别差异，避开研究陷阱。当时的思潮丰富，无政府主义其实受到更多的注目和敌视，在这样多元竞争的环境中共代表的思潮并非最大的威胁，应当避免一开始就将其无限凸显。对建党前面临的环境介绍应当更全面，给予学生更全面的史料呈现，让学生走进一个更生动的历史情景中。

邓军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邓军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互鉴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的比较》的报告中结合自己的日常教学分享了一些教学上的思考，她坚持在具体授课中注重以点到面，会以一些当时名人的故事作为切入点，从个人的经历切入讲述历史，真正呈现个体命运与家国天下的关系。邓军指出课程思政与历史教学的联结是一个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应该跳出偏见，找到历史学做课程思政的切实目标，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

第三场分享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孙青的主持下开始，会议的讨论进入了一线教育层面的思考。瞿骏首先以《反思现代与空间眼光：大学近代通史教学如何面对中学历史教学》为主题发言，瞿骏表示尽管近代中国以变而著称，但是过度强调变是否过犹不及？变化的类型差异、层次差异一直存在，看待变化的角度决定我们对近代史研究的切入点。教师需要意识到，中学教学和大学研究有一致性，但也有相当的不同，但中学教学的很多立足点进入大学后一方面要有所反思，一方面只破而不立或也未必尽善。大学教师应努力去理解中学之学情，理解中学历史教学的语境，然后从语境出发思考如何更好地进行大学通史历教学，要有选择的破解一些不符合历史基本逻辑和基本史实的问题，如鸦片战争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等。

瞿骏

瞿骏认为空间眼光是另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的器物—制度—文化的三段论现代化模式最大的问题即在消解了空间差异、地域差异，中国近代的不同空间有着同时但不同的发展程度，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前提。如所谓中华民族意识的成型，尽管1895年后就开始了这一过程，但要到抗战时期，才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建构了中华民族意识，打破了中国各个空间的局限。瞿骏认为现代化是存在空间差异的，不同地方的现代化其实是很不一样。不同层次的人面对的现代化环境也是不一样的。真正的课程思政要赋予历史以血肉，空间眼光可以与课程思政教学中紧密结合。

于海兵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于海兵的报告主题是《公费师范生怎么学中国近代史——兼论大学历史教学与中学历史教学的连续性问题》，他表示经过几年教学积累，对于教学有了不少心得。新时代下教学非常需要结合学生当下的特点。由于公费师范生按照统一模式培养，他们求就业多于关注研究，因此在教学中注重从中学视角出发吸引学生。有三个点很重要，一是通史脉络感，二是激发好奇心，三是问题意识的激发。

在教学中，于海兵发现中国国家建构的问题始终贯穿在近代史的大部分内容之中，他有意识的围绕现代中国的形成这一线索展开教学，引导学生关注清代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变迁，与其他国家的历史加以比较，突出清朝政府的特色，从而跳出研究屈辱历史的框架，还注重避开强调各个所谓革命，变法之间的割裂和差异性，而是从整体上将其都作为“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的摸索”的一部分展开，注重发现历史的延续性，递进性。

裘陈江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裘陈江以《浅谈高中与大学历史教学的衔接》为题发言，裘老师以自己的现实经历强调在实际教学中老师自己也应树立史料实证的意识，准确查找和使用史料。近代史料中“今典”的部分研究起来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学生理解古文的能力不够，习惯片面的语境解读，忽略深度探究背后含义的重要性都会导致错误的史料把握，不利于正确的汲取知识。因此一定要注重引导学生正确查找和利用史料，利用工具书，配合数据库进行资料收集整理。

范江

来自上海市闵行中学的范江以《解读文本、贯通史事：统编高中历史教材教学之法》为题发言，他指出目前上海开始使用统编高中历史教材，强调通过对教材的重点把握展开教学，这就需要深入分析文本，挖掘文字蕴含的思想，把材料切实理解透才能立得稳。

那么理解教材需要怎么做呢？范江给出一些建议，首先是关注标题，注意对标题的题和目逐一分析和梳理，标题直观且有递进性，有助于更准确把握课程内容，从而准确完成对应的备课，正文部分，要把重点放在其变化之处，重视辅栏的要求和说明。最终依托于自身历史素养，通过反复阅读，对比文本差异，教材差异等方法来吸收内容。

第三场分享结束后，在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邓军主持下，进行圆桌讨论。

会议现场图

首先由孙青做引言，孙老师表示和诸位研究内容相当的老师进行沟通交流，确实受益匪浅，尽管大家面对的学生情况有差异，具体的教学内容有差异，但亦有相通之处，孙青以自己访问英国学校的经历为例，阐述了自己的观察，各个国家的历史教育都与自身国情相结合，比如英国的历史教学是走班教育，他们有专门的教材和班级，教学内容和当地历史相结合，去道德化的给学生讲授内容，引导学生去体验感悟历史环境，引入那个历史背景下去进行思考。孙老师自身在授课中经常鼓励学生关注和阅读主题多样材料，去观察个体发展与历史进程的关系。张洪彬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关联性问题的思考，不可否认中学历史教学是基于考纲延伸的，因此就有一个大概的标准答案，这种相对固定的答案设置对于读书更多，思考更多的老师来说可能就会有撕裂感，因此在大学师范生培养的过程中，就需要寻找一个平衡点，通过充分的有针对性的知识传授，方法引导，既帮助学生获得有效的历史训练，也使得他们获得好的积累，对未来工作和生活受益匪浅，本科历史教学应当成为促进学生自我成长的催化剂。于海兵进一步做补充，他回顾了自己新疆访学的经历，发现当下很多学生就业后，讲课的基本功虽好，但是缺后劲，缺乏进取心。想要做好一名老师，应当贯彻终身学习的理念，结合教学需求，多面开花，加强自身在其他专门史方面的学习和研究，才能在自身有所提升的同时，有益于学生。于海兵建议通过建立知识模块来整理知识内容，建立一个有层次的知识体系。张晓川进一步谈了自己对历史教学的看法，认为教师应当注重与学生的共情，在教学中既弘扬对历史的敬意，也可以带学生共同回顾历史上的苦难，从而反思当下，引导学生去思考和感受历史的魅力，继而有所成长。瞿骏亦认为在具体的近代史教学中，有破亦有立，比如“落后就要挨打”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实是合理化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因此很有必要去破掉一些似是而非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