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走过了百年历程，将这一历程的纵向发展与国际考古学界的发展作一横向比较，可以发现许多值得深思的现象。虽然当下新材料不断涌现、学界思想活跃、科技考古蓬勃发展，但是考古学学科内部的隔膜与分歧却在加深。我们试图通过学科交叉达到历史重建的目标似乎仍然遥不可及。在这种背景下，笔者认为应该建立能够整合历史、科技和人文不同取向的考古学。

发展与问题

西方考古学在20世纪初进入中国，但这门学科的诞生建立在17—19世纪欧洲古物学和地质学的基础之上。世界各国考古学大体上都伴随着早期欧洲学者的探险而向外输出。虽然世界考古学研究都有相通之处，但是考古学在不同国家被采纳的过程，会受到本国社会背景和学术传统的影响而导致歧异的发展。比如，中国考古学的引入是由“古史辨”运动促成的，特别是殷墟发掘的成功，确立了这门学科“证经补史”的学术定位。

20世纪上半叶，我国考古学基本上处于材料积累阶段。1959年，学界开始整理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才开始用“考古学文化”构建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文化类型”也可以看作柴尔德考古学范式的翻版。虽然我国考古学以重建国史为己任，但是由于缺乏实证主义的探索，以类型学操作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的是一种物质文化的发展史，而非人群和社会的发展史。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频繁，考古学出现了第二次西学东渐的浪潮。面对国外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考古学者感到十分新鲜。考古学实践也开始超越类型学、遗址遗物描述和年代学，尝试探索人地关系、聚落形态，以及社会复杂化等方面的问题。但是，对于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技术方法因其实用的特点很快被中国考古学界普遍采纳，而理论涉及个人观点、立场和偏好，争议和分歧往往较多。由于科技测试提供的洞见远胜于类型学相对模糊的解释，使得我国科技考古发展迅猛，风头大有盖过田野考古之势。各研究所和高校纷纷建立实验室，无论是专业队伍、资金投入还是发表成果都大幅增长。然而，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两类学者的受训背景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使得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长期处于两张皮的尴尬状态。这就造成了不同领域的学术专攻成为各个小圈子里的交流，相互之间难以沟通，更谈不上学科交叉共同完成历史重建的任务。

目前，田野考古与科技考古的疏离有日益加剧的趋势。一方面，有些高校的专业培养开始将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分离开来。科技考古专业偏好招收理科出身的学生，而一些学者在培养学生时不太要求他们补修考古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基础课程。另一方面，科技考古出成果更快，而且容易发表在外刊上，使一些学者产生了“优越感”。他们常常觉得田野工作的作用是为科技分析提供材料，偏好用数据说话，倾向于把复杂的人类行为和历史过程简化为统计表格或一对一的因果关系。这类学者有一种科学的“优越感”，认为探讨考古学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为“文科思维”，没有意识到文化历史现象极其复杂，绝非物理化学那样的机械关系。

技术测试本来是为考古学服务的方法，但是纯科学主义的价值取向使得科技的门面越做越大，而背后的历史建筑却愈显单薄和简陋。目前，在我国涉及考古学战略性课题的一些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科技专家已经成为主角。这令人想起某些学者的告诫，即如果没有人类学的参照和历史问题的意识，考古学有再次回到单纯采集古物的危险，尽管科技分析采集的是另一类古物。而且，考古学的“钱包”不是“无底洞”，一方面的奢侈必然导致其他方面的匮乏。

田野考古还没有完全跳出类型学和地层学的窠臼，科技考古的板凳还没有坐热，国史重建的目标还遥遥无期，国内有些学者开始采用超前于我国当下实践的“后过程考古学”概念，强调考古学阐释的相对主义和人文价值。在建立中国特色考古学的热潮中，后过程考古学的理念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这类学派认为实证主义的考古研究不足以重建过去，人类的过去不可能有单一和客观的看法，从不同立场出发有着不同的观点和道理。于是，考古学又回归“历史特殊论”，在强调中华文明发展独特性的同时，力求建立与国际范式和术语有别的特殊考古学。这种发展趋势印证了布鲁斯·特里格在《考古学思想史》一书中的观察，即世界各地的考古学一直受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并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改变。

杂糅与整合

国际考古学范式的变化，经历了不断优化的方向性递进过程，如过程考古学弥补了文化历史考古学见物不见人的缺陷。同样，后过程考古学强调人类的思想和能动性，弥补了过程考古学仅将文化看作适应手段的不足。现在，它们大体被看作互补而非对立的范式，并以升格版的认知—过程考古学为代表。

然而，考古学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各种理论方法被孤立、凌乱和选择性地引入中国，并经历了本土化的改造。而且，各种理论方法的引入时间，大大滞后于原范式的流行时段，使得新旧方法杂糅，过时与超前并存。这加深了各种考古研究理论方法之间的隔阂，使得彼此无法契合。

作为地质学家的安特生只是将田野调查引入中国，在研究方法上并无贡献。李济最早从青铜器和陶器入手，以形态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型式分类系统。该系统旨在建立一种器物的排列方法，便于学者之间的交流，并没有用它建立年代学或文化的发展序列。苏秉琦借鉴瑞典学者蒙特柳斯的类型学，对器物进行排列和描述，并构建年代序列。他的文化区系类型完全是建立在陶器组合的基础之上。

“考古学文化”概念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核心概念，它引入中国的时间要比类型学晚得多。而且，我国学者为考古学文化所下的定义与柴尔德“总是反复共生遗存的某些类型——陶器、工具、装饰品、葬俗、房屋式样”的定义有一定出入，用其构建的文化时空框架也不如柴尔德的镶嵌模型细致。文化历史考古学的阐释主要依赖传播论，以追溯文化和人群的起源、传播和发展。直到今天，我国考古学的主要范式仍然立足于苏秉琦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

20世纪80年代，过程考古学范式开始影响中国。各种科技方法纷至沓来，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并没有因势而变。这就造成具有实用价值的技术手段被采纳，而问题导向的相关理论却受到排斥，使得科技考古与传统范式凿枘不投。研究不同材料的两派学者没有共同的话语和互补的目标，成果只能以独立章节或附表形式体现。

反观欧美学界，则体现出理论方法密不可分，科技方法是用来检验经济和社会演变理论的手段。比如，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布雷德伍德在新月沃地开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先河，就是为了检验柴尔德关于农业起源的“绿洲理论”。环境考古最后证明，近东的农业起源并非冰后期的干旱所激发。

我们应该意识到，即使科技测试获得再多的数据，无论有些结果如何令人耳目一新，若无助于解决文化变迁问题，那么这些数据和结果仍然是孤悬于历史之外的雪泥鸿爪。科技考古是考古学重建过去的手段，是田野考古的同盟军，但其本身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探索的领域。离开了历史重建的目标，那么它将变成空中楼阁。无论积累的数据如何丰富，它们仍然像陶片一样，是一堆碎片化的证据。

目标与路径

中国考古学如要真正达到国史重建的目标，首先需要更新范式，为科技方法进入考古学形成的学科交叉提供问题导向。考古学的历史重建与文献历史有本质的区别，其研究材料的物质性决定了必须依赖自然科学手段的帮助，以提炼其中不可直观的隐形信息。而且，考古学与历史学相比，更加擅长探索环境、生业、技术、人口和社会复杂化的长时段发展。对于科技考古工作者，应当熟悉和掌握当代考古学的新范式和新理论，努力为解决各种考古学难题提供关键信息。所以，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应该是协同合作的系统工程，以共同问题指导发掘、采集样本、选择分析方法，然后检验假设，构建理论模型并作出结论。

考古学擅长重建的并非历史文献的那种政治史和编年史，而是人类适应环境、改造环境，将自己组织起来，从原始游群向国家和文明社会发展的整体史。在进入历史时期之后，考古学仍然能够提供文献记载所没有的环境、人口、经济、贸易和族属等方面的背景信息。就研究人类的过去而言，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而且，这门学科是人类历史99%以上时间长度唯一的信息来源。由于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物质文化，所以它的分析方法更像自然科学，需要收集证据，做实验，提出假设，用更多的材料来检验假设，然后构建一种模式来作结论。然而，这种结论性综述或历史重建必须以人文学科的语言来表述，以重现古人的行为、思想和情感。

在科技手段日益渗透到考古学各个领域之时，我们必须同步增强理论指导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对于考古学家和科技专家同等重要。就目前我国考古学的现状而言，迫切需要在问题意识上取得一致。比如，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和同位素分析原来是在文化生态学理论指导下的操作路径，用来探讨史前期人地关系的变迁。因此，我国田野考古工作者应该重视物质文化的功能分析，超越器物分类去探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考古学阐释也不能再囿于起源和传播，而要重视文化变迁的内部动因。考古遗存作为人类文化的产物，在原来的活体社会系统中分别在经济、技术、宗教、政治或社会组织中发挥作用。探究不同文物使用的社会价值，是考古学透物见人的第一步。

要让静态的物质遗存活起来，就应该将它们放到活的有机系统中去思考和分析，了解它们之间的互动和影响。这就是过程考古学的系统论思维，要把物质文化放到环境、技术、经济、社会、贸易和信仰等不同子系统中去观察它们动态的作用。这些子系统彼此独立又相互影响，维持整个文化系统的运转。某个子系统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变迁，比如环境、技术和作物产量的改善，都可能影响到定居和人口的增长，从而导致剩余产品的积累，引发财富的集中和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在这个基础上，考古学从历时过程观察文化功能和系统的变迁，就能分辨影响文化变迁的动因，从而对社会发展作出比较可信的解释。

文化历史考古学应该继续改善和发挥其类型学和地层学优势，为社会文化的功能和过程分析提供更加细致和精密的时空框架，以观察社会演变。科技考古是过程考古学的得力助手，可以为环境适应、技术、经济、贸易和人口变迁提供历史重建的关键信息。古代社会的宇宙观、宗教、意识形态是难度最大的探索领域，后过程考古学在这方面的严谨探究也需要建立在扎实的民族志、历史学、艺术史、民族史研究和类比的基础之上。通过这样一种范式的更新和学科的交叉，考古学才能重建一种涵盖技术经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整体史。

在当下考古学科日趋专门化的情况下，无论是有着不同专攻方向的学者还是高校研究生的基础训练，都要重视学科之间的沟通，避免画地为牢。理科背景出身的学者需要更加熟悉田野考古基础知识和社会科学理论，田野工作者也需要更加了解各种科技手段的基本原理和功效，熟知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经典。这样的学科训练，才能将考古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融为一体，真正做到多学科交叉。这种学科交叉的目标是形成同一个研究“整体”，各学科专家相互熟悉并借助彼此的学科优势，并习惯于长期合作。这种方向既与国际的学科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又能更好地胜任中国考古学国史重建的艰巨任务。（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