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支建刚，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晋冀豫交界地带晋语儿化的类型及其演变研究”负责人、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副教授

历史比较法是研究语言和方言历史演变的重要方法。如果从18世纪下半叶算起，历史比较法在语言学上的应用已有200多年。20世纪初，中国学者引入此法，使其在汉语通语和方言历史研究方面发挥作用。从研究视域来看，该方法既可运用于宏观尺度的上古汉语构拟，又可运用于中观尺度的中古《切韵》《广韵》音系的探讨，还可运用于微观尺度的近现代方音历史演化对比，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百年方音演变研究将成为大势所趋

明清以降，随着来华传教士的增多，出现了很多双语字词典和方言词典，例如19世纪的《上海方言词汇集》《宁波方言字语汇解》《西蜀方言》《英粤词典》《客英词典》等。1910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开启了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的大幕。为完成《中国音韵学研究》，他调查或审核了24种汉语方言。1927年，赵元任和助教杨时逢调查了吴语33个方言点，由此写成了《现代吴语的研究》，被誉为“现代汉语方言学真正兴起的标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们陆续调查了关中、湖南、湖北、云南、四川等地方言，以这些材料为基础相继出版了《关中方音调查报告》《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云南方言调查报告》和《四川方言调查报告》等。这些成果为今日语言学界积累了百年左右的大量方言语料，目前已渐成关注和研究热点。可以想象，未来一二十年，运用历史比较法进行百年左右的方音演变研究将会成为一大趋势。在这股研究潮流下，我们将会明确感受到微观视域中历史比较法的科学意义和精确价值。

百年方音演变研究首在语料性质考辨

宏观和中观尺度的汉语演变研究，其目标在于搭建语言演变的宏观脉络和主体框架。客观讲，不少研究结论是以一些零散的、模糊的甚至偶然的材料为基础的，对材料性质没有或无法准确把握。但是，微观视域中百年左右的方音演变研究不应止步于此。百年前，法国语言学家梅耶就曾指出：“要使历史语言学得到进步……必须经常使观察更加精密。”现在，我们面对百年左右的大量语料时，尤其应该注意“新的精密的研究之必要性”。历史比较法越精密，其研究结果才能越科学。具体来说，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前人所说地点与今人调查地点是否完全一致？比如，110年前高本汉调查过豫北怀庆方言，但是我们发现高氏记录的知庄章、日母等字的读音有可疑之处。就知庄章组字的声母而言，自范照藜1799年编纂的《乡音正误》，到张天堡《湖泊方言研究》所说的80多年前的老方言，再到张启焕等《河南方言研究》所载半世纪前的读音，直至我们2011年调查的沁阳城区方音，记录的都是知庄章合一读作舌尖前音声母，唯独高本汉1911年的记音为知二庄读舌尖前音声母、知三章读舌尖后音声母。显然，在200多年间发生这种反复的变化，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找不到相应的条件。结合马悦然《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所记时间线和我们多个方言点的调查来看，高本汉有可能是在洛阳找了一个沁阳人进行的调查，这个沁阳人不是来自当时的沁阳城区而是某乡镇。这种情况不易被发现，需要深入研究后才能鉴别出来。

第二，前人记录的材料是否是其亲身实地调查的结果？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记录了温州、扬州、汉口、兰州、四川方言的很多字音，但实际上他没有实地调查过。比如兰州，马悦然在《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中说：“很可能是借助他在太原时雇用的帮手调查的”；再如四川，马悦然在《另一种乡愁》中明确说过：“高本汉没有去过四川。我大学毕业，得到了一项美国奖学金之后，高本汉一定要我到四川去调查方言。”高本汉调查和搜集了大量的汉语方言材料，其目的在于利用这些材料解释《广韵》反切所反映的中古音类，给这些音类构拟和填补音值。在当时的情况下，借用他人的材料或找他人代为调查，以完成构拟和解释中古音系这个中观尺度的音韵学研究，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些二手材料出自谁人之手？到底来自城区还是乡镇？今天的方言学者在探讨百年来的方音变化时，需要秉持更为审慎、更为精确的态度。

第三，如何看待前人异地调查的新派方言材料？自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开始，汉语方言调查建立起了比较规范的模式，相关调查信息的记录也日趋全面，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异地找年轻人进行调查，驻扎在某个高中或大学，远比去不同发音人的出生地要方便高效。但其弊端也很明显，比如：在异地找发音人时可选对象有限，缺少全面了解各种差异的条件；年轻人的文白异读保留较少，容易遗漏白读层的部分声韵调，造成音系不完整；年轻人身处异地，易受外界影响，有些语言现象是临时借用，有些则是不知不觉的变异，而这些对于异地调查者而言则无从分辨；等等。《现代吴语的研究》大部分调查的是青年学生，在33个方言点中有15个是异地调查的，例如诸暨、金华等。当时的调查者受时代所限，但今天的研究者应对此持有更清醒慎重的研究态度。

从调查方法的发展看语料性质问题

方言材料的性质与调查观念的转变和调查规范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首先，调查观念的转变是随着调查的深入而逐步实现的。历史比较法产生之前，很多语言学爱好者常常托人搜集语料。例如，俄国伽德邻女皇为编纂《全球语言的比较词汇》，曾托美国总统华盛顿把词表寄给各地的将军，为其搜集美洲的语言和方言材料。19世纪下半叶，欧洲语言学家多采用通信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进入20世纪，美国语言学家开创了亲身实地调查的风气，但异地调查依然广被采用。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就是两种方式并行的产物。再往后，随着专业调查的精细化，才固定为实地调查的规范做法。其次，调查规范的形成需要很长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要求全面记录被调查人的各项信息，包括姓名、年龄、籍贯（省县乡村）、职业、教育程度、幼年语言环境、成长经历等。但是百年前，传教士的方言词典、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等往往只提到某地，具体是何乡何镇无从考察，发音人信息更是几无体现。基于这种材料的百年历史演变研究，就可能出现一些无法精确对比的问题，存在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1928年《现代吴语的研究》的出版，对方言调查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但该书对发音人的年龄尚无明确要求，后来《云南方言调查报告》对此有所改进，认为：“年龄长一点的人……反而能保持他们的纯粹的本乡语言”。对于文献材料存在可疑的情况，既要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加以看待，对前人不求全责备；也要采取必要的方式方法辨析材料的性质，弥补和修订文献的不足。

百年方音演变研究可资参考的范式

百年方音演变研究，于“古”首在全面考辨百年前的语料性质，于今重在全面细密地调查语料，而后再利用历史比较法进行具体的音变分析。目前，“方言调查基建工作”已初步完成，未来调查和研究的方向势必趋向精密化。这时候，讲求广泛密集布点的地理语言学式的调查就有了用武之地，因为“精密”是它的一个重要基因，这与微观视域中历史比较法精密、精确、精细的价值追求非常契合。面对百年前语料性质可疑的情况时，可以采取历史比较法与地理语言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采用“1个县城+多个乡镇村”的设点方式，将百年前后的比较研究放在“（古）点+（今）面”的维度进行，这比“点对点”的对比更严谨、全面、科学。总之，微观视域观察音变的微观过程，而解释微观过程需要精密的田野调查。如此，才能构建出准确权威的百年方音发展脉络，进而为建设具有汉语特色和新时代特征的历史比较理论贡献中国智慧，为繁荣中国学术、推动社会主义语言文化事业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