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五大形态依次演进理论的论述，被视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经典”，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传统理解也正是建立在这一“经典表述”的基础之上。这种被普遍认同的理解，其实质是由于多方面的局限造成的对马克思的误读，是把马克思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得出的结论普遍化，用于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其结果是建构了一个封闭的体系，遮蔽马克思在历史哲学领域所实现的革命变革。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文本解读

《序言》中的内容之所以被视经典，就在于马克思自己曾明确地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的表述如下……”[1]

首先，我们应明确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研究工作”的对象是什么？可以非常明确地说，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研究工作”的对象不是整个的人类历史，而是资本主义的历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是通过批判政治经济学实现的。为了解决“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写的第一部著作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通过批判地分析黑格尔的法哲学，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也就是说，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此处马克思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普遍的人类历史，而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人类历史的特定阶段。

其次，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总的结果”是不是马克思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呢？对此，同样可以肯定地说不是。因为马克思在《序言》的开篇就明确地指出，“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3]应如何理解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总的结果”和“要证明的结论”呢？它们是同一个吗？在人们的通常理解中，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二者的差别，或者将二者简单地等同起来。正因如此，才形成了对马克思文本的传统理解。实质上，这两方面是绝对不同的，一个是“个别”，而另一个是“一般”。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序言》中所说的“总的结果”并不是对其历史理论的一个简要概括，而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出的结论，是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得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其对象并不是人类的历史，而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因此，马克思称之为“社会经济形态”。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曾明确地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4]因此，如果我们把《序言》中所得出的这个“总的结果”视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经典，并以此为基础去建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其结果势必将对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分析普遍化，使其成为对全部人类历史的解释。

实质上，对《序言》的内容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有过非常明确的阐述。针对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对马克思的攻击，列宁指出，“我们首先要指出两件事实。马克思只说到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换句话说，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还得指出马克思用以得出其结论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精细研究有关事实’。”[5]那么如何才能算是“精细研究有关事实”呢？对此，列宁指出，“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本身的规律。经济生活是与生物界其他领域中的发展史相类似的现象。从前的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把这些规律与物理规律和化学规律相提并论。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机体和各种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马克思力图根据这种观点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因而极科学地规定了对经济生活的任何确切研究所应追求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意义在于阐明调节这个社会产生、存在、发展和死亡，以及这一机体由另一更高机体来代替的特殊规律。”[6]因此，列宁在批判米海洛夫斯基把《序言》解释为“给人类解释其过去”，说明“人类的全部过去”等思想时指出，“这完全是捏造！这个理论所祈求的只是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组织，而不是说明任何别种社会组织。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已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那末，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科学检验的理论了；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须应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7]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经典表述”并不是马克思对其历史理论的简要的概括，而是批判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因此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才明确地说，如果谁“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8]

如果说马克思在《序言》中所阐述的“总的结果”是他分析资本主义的个别结论，那么马克思在《导言》中的“一般”又是什么呢？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一般方法

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说的一般，同样不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体系，正如列宁所言，而是批判地分析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方法。关于这种一般的方法，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明确地指出，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但马克思与黑格尔又有所不同。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头足倒置”的，被包在唯心主义的外壳之中。正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解放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奠定了基础。如恩格斯所说，“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9]

而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批判，是通过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的方式完成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0]也就是说，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始终是马克思批判地分析历史的出发点。正因如此，在《导言》的开篇马克思指出，“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11]

但是，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出发，可以有两条不同的道路。第一条道路就是政治经济学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即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然后通过一步步的规定之后，在分析中获得越来越简单的概念，最后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劳动的认识就经过了从货币主义的“存在于货币中的物”，到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的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直到亚当·斯密才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获得了一般劳动的概念。第二条道路就是马克思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在马克思看来，“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现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2]实际上，在这里存在着一个历史的研究与逻辑的研究的差别问题。所谓历史的研究，是指按照经济范畴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所提供的自然线索。这种历史的研究虽然比较明确，但势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因此，逻辑的研究是唯一适用的方式。

所谓逻辑的研究，就是从最一般的抽象概念出发，追寻概念自身发展的逻辑，展示出经济关系发展的整体。这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这种逻辑的研究与历史的研究并不矛盾。逻辑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历史的研究方式，只不过是排除了历史的形式以及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因素而已。因为“哪怕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13] 而且，只有在这种历史的关系中，才能看出抽象的一般概念所具有的历史性。因为就任何一个抽象的范畴所具有的一般性而言，都是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的组成部分，分别有不同的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一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一般性的范畴都只能是空，不具有任何的意义。而且构成一般范畴发展的正是这一范畴在不同的时代所具有的差别。也就是说，任何一般的范畴的存在都是历史性的，以范畴的发展为线索的逻辑的研究，也就是历史的研究。所以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时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4]

这种逻辑的研究不仅是历史的，而且也是结构的，是一种历史与结构相统一的研究。尽管“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5]但是，由于任何一个比较简单的范畴的只有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中才能得到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只有在表现复杂社会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宏观世界的结构的理解中，才能得到充分认识和理解。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实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原次序或者同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16]但这种复杂社会的结构本身也是历史的，包含着一切其他社会形式的结构，它是借助那些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碎片和因素建立起来的，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存在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的意义。因此，通过对复杂社会结构的研究，可以透视出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出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17]但是绝不能把复杂社会的结构形式等同于简单社会的结构形式。复杂社会只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以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方式包含了简单的社会形式。因此，不能以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代替整个人类历史的研究。

如果说，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说的一般是指他批判地分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方法，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在《序言》中所说的“要证明的结论”呢？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呢？

三、何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

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说的“要证明的结论”，才是马克思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初步形成于其思想的早期，而此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人类学批判则是其理论的进一步的完成。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使其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个人类历史发展的个别时期的分析上升到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认识，从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哲学理论。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理论是从对人的理解出发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劳动）、人自身的生产（通过家庭、性关系）和由此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并不是人类历史活动中的三个不同的阶段，而是同一历史活动中的“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18]因此，对人类历史的分析就必须建立在对劳动、交往和分工三者分析的基础之上。因为劳动和交往是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而分工作为人类自然差别在其活动中的表现，一直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并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劳动、交往和分工三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19]但是，正是由于分工导致的异化和私有制，才打破了人类历史的原始完满性，进入到人与物相互依赖的时期，也正是这一时期，为人的本质的复归奠定了现实的物质基础。从而人类历史的发展表现为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即人与人相互依赖、人与物相互依赖和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此，依然是一种抽象。“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的还是有关现代的）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20]因此，必须去具体地分析现实的人类历史。而马克思在《导言》中“要证明的结论”则正是运用上述理论具体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

马克思认为，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人的本质的各个方面不但紧密地构成了生产过程的统一整体，而且分别取得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具体地说，劳动、交往和分工在现实社会的生产过程中是通过（狭义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一系列的环节表现出来的。

在现实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劳动这种对象化的活动直接表现为生产和消费的统一。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一方面，是个人的活动能力、生命力的消费；另一方面，是生产的过程中生产资料的消费、消耗。但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一方面，产品只有在消费通过满足人的需要、确证人的本质才能最终得到实现；另一方面，消费也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生产的动力；不但如此，消费还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与此相应，从生产的方面来说，生产不但为消费提供材料、提供消费的对象，而且赋予消费以规定性，使消费最终得以完成。

分配实质上就是现实意义上的分工。因为“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21]也就是说，人们的社会分工作为生产的前提和条件，决定了生产资料及产品的分配。在现实的社会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表现为交换和流通。这种交换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其二，是产品的交换；其三，是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换。这三个方面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受分工和生产所制约的。一方面，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发展的结果的分工，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交换。另一方面，交换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交换的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的结构所决定的。

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这种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不过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22]对这种关系的分析展示出来的不过是现实的人类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范畴所具有的历史性质，使对资本主义这个人类发展的较高阶段的分析，成为理解一切人类历史阶段的钥匙。也就是说，必须象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去具体地分析每一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这样，也就实现出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过渡。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既是思辨的，又是分析的和批判的。一方面，他从对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的分析入手，阐明了人类历史的本质及其一般的发展规律，建构了一个以人自身的发展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他又将这一理论用于具体地分析每一个现实的人类历史阶段，从而形成了对人类历史发展多方面、多层次的阐释。正是这种思辨与分析的结合，使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即使对现今的人类历史来说，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8页。

[5]《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页。

[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7]《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1—12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7—10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页。

[19]参见隽鸿飞、郭艳君：《劳动、交往、分工：马克思对历史演进机制的分析》，载《合肥联合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31—3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3页。

（原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11期。录入编辑：）